正文
读李志绥这本回忆录，我不禁为作者敢于打破偶像崇拜、与独裁政权决裂的勇气所折服——中共当局恼羞成怒之下，甚至将李志绥在北京的住宅没收，那本是他工作一辈子应得的基本福利。但是，李志绥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这是一辈子担惊受怕、不离不弃的妻子在临终时的最大心愿：说出真相来！这本回忆录总算达成了李志绥和妻子共同的愿望：“我要此书成为在毛泽东的极权统治下，平民百姓生灵涂炭，以及善良知识分子为了求生存，不得不扭曲良知、牺牲理想的历史记录，申诉给公众。”当本书问世以后，不仅毛泽东个人传记，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相关写作，都将受到重大影响。
当我在阅读文学教授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时，却在其中发现了对李志绥的批评：当作为卑贱的“右派”的巫宁坤，想去找表亲李志绥帮忙，却遭到对方无情的拒绝。巫宁坤对此颇不谅解。然而，若巫宁坤读了李志绥的这本回忆录，也许会对李志绥的处境有所体认。李志绥虽然常伴毛泽东左右，看似位置显赫，却是伴君如伴虎，在悬崖边上蹑手蹑脚。生存是他的第一诉求，哪里敢帮助已沦为“黑五类”的亲戚？在回忆录的最后一页，李志绥坦率地承认：“我的过去与毛息息相关。如果毛有任何过错，我也必需分担。”作为一名医生，他对政局的走向毫无影响。如果説过错，或许就在于因为他的医术太高明，延缓了毛的肉体生命。
离沙皇越近，死得越快
李志绥担任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达二十二年之久，直到毛死去的那一刻。对于毛晚年生理与心理变化，中共领导人在毛面前的面貌和性格、毛死亡前后中南海微妙而剧烈的权力斗争，李志绥所拥有的记录与观察，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有一句俄罗斯谚语説，离沙皇越近，死得越快。这句话也适用于毛泽东的宫廷。李志绥发现，毛没有朋友，自外于一般的来往接触，他从不到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家串门。他和江青很少在一起，亲生子女则更少相聚。那个在中国民间沦为笑柄的、比台湾的“神猪”连胜文还要胖几倍的“皇太孙”毛新宇，毛泽东死亡时已六岁，却从未被爷爷召唤进宫见上一面。
毛铁石心肠、无情无义。李志绥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毛的性情：有一晚在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摔在地板上，凶多吉少。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的演员，顿时嚎啕大哭。全场一团乱哄哄时，毛与坐在他身边的文工团员仍然说说笑笑，若无其事。事后毛也未曾过问幼童的情况。李志绥感叹説：“我始终无法了解毛的冷漠，也许他目睹过多死亡，因此对人类对苦痛变得无动于衷。”也许正因为这种冷酷，才使他战胜无数对手，坐上龙庭。
历史学家余英时在〈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一文中指出：“单从权力的性格来说，毛泽东生前所拥有的威势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历史凭藉上面，一是明、清以来恶化了的皇权传统，一是近代西方传来的极权的政党组织。前者构成其权力的实质，后者提供了权力的结构。毛泽东既是中共领导阶层中传统观念最浓厚的一个人，又恰好佔据了这一权力结构的枢纽位置，他之所以能把中国弄得天翻地覆是丝毫不足为奇的。”李志绥观察到的毛与其他共产党高官之间的君臣关係，正好可以成为余英时这一论断的论据。
周恩来不是毛的助手，而如同一个亦步亦趋的太监头子。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乘坐敞篷车巡行检阅。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恩来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见毛，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烟，一面听周的解说。李志绥感叹説：“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丝嘲讽，似乎在享受这一切。毛的专制极权与周的君臣关系上表露无遗。”
中南海高官的生老病死，全都在毛的掌控之下。作为医生，李志绥知道中央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政治局常委或负责毛日常生活的“一组”人员，都得经过毛的同意才能开刀手术。特务头子康生被确诊为膀胱癌，虽然周恩来负责布置康生的医疗工作，但必须由毛批准才能动手术。毛説：“得了癌症是治不好的，越治，死得越快。不要告诉他本人。本人知道了，精神紧张，死得也快。不告诉，不要开刀，还会活得长久一些，还可以多做些工作。”从延安整风之后，康生即成为毛的心腹，利用其掌控的特务系统帮助毛整肃政敌，好不容易进入权力最核心的政治局常委会，其生死却被毛拿捏在手上。周恩来的命运也是如此，毛故意延误周的癌症的治疗时间，让周在自己之前死去，避免树大根深的周威胁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
权力之外，就只剩下淫欲了
延安整风之后，毛在党内确立了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独裁地位；中共政权建立之后，毛更是与其他革命领袖拉开相当的距离，其他人有派系和圈子，惟有他独坐龙椅。中共党内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直到毛肉体死亡之前都是毛的“一言堂”。当年与毛泽东并称“朱毛”的朱德，见势不妙，主动淡出权力核心。在整肃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朱德在一片刀光剑影中感叹説，这群曾经在一口锅中吃饭的人，为何变得非你死我活不可？毛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反倒作出隔靴搔痒的动作来羞辱朱德。毛可以轻而易举地除去每一个潜在的挑战者，他号称用一个小指头就将刘少奇打倒，这个说法并不夸张。
当权力固若金汤之后，对于毛而言，剩下的就只有淫欲了。李志绥发现，毛的私生活的败坏骇人听闻。就连负责毛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也感叹説：“他是不是觉着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劲？”江青更是亲口对李志绥诉苦説：“在政治上，不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主席的纵横捭阖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如此评价她的父亲：“许多人以为把他说成是一个肉体上粗暴的怪物更为逼真，而他却是一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这更要可怕得多。”可惜，毛泽东没有这样一个勇敢地站出来揭露父亲的女儿。我们只能从李志绥的书中观察毛泽东这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究竟有多怪异：毛在性关系上是道家，认为可以从年轻女孩那里“采阴补阳”。李志绥评论説：“大部分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势，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熏目染之后，逐渐堕落。”
有一次，在为毛检查身体的时候，李志绥发现，毛从一名文工团团员那里染上了阴道滴虫病。但毛不愿接受治疗：“既然对我没有什么害处，那又有什么关系，何必大惊小怪哪！”
李志绥説，一旦传染给了江青，就会成了一个不好说明的问题。毛笑了笑説：“这不会，我早就同她讲，我老了，不行了，办不了事情了。”
李志绥建议毛至少局部清洗干淨，毛的回答很干脆又丑恶：“没有这个必要，可以在她们身上清洗。”
所以，毛到死前都是滴虫携带者，传染给他无数的“女友”。
毛泽东最后一个女友、所谓“机要秘书”张玉凤，因深受毛宠爱，得以取代江青，成为可以假传圣旨并对政治局发号施令者。就连周恩来、华国锋、江青等人要跟毛见面，都得恳请张玉凤恩准。张玉凤不同意，他们只能在外面的走廊里默默等候数小时之久。张玉凤甚至干扰李志绥对毛的治疗计划，让李志绥焦头烂额、有苦难言。尽管毛早已丧失了生殖能力，但当张玉凤怀孕之后，中央要员个个嘘寒问暖，宛如又有龙子要诞生，就连江青也要屈尊送去贵重礼物。古罗马帝国尼禄世代的宫廷都没有如此荒淫无耻。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历史？
在毛身边的服务人员当中，李志绥是少数同时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西式教育的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尽管毛对知识分子充满刻骨仇恨，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又离不开李志绥高明的医术；同时，李志绥也是其谈话的好对象——当他旁征博引中国古代典籍时，无论是汪东兴还是张玉凤，因为教育程度有限，一句也听不懂。
毛最喜欢跟李志绥谈论的，还是中国历史典故。李志绥写道：“毛对历史有特癖，看得最多，常反复翻阅的是历史书籍。他看过很多遍二十四史，因此他惯于用过去来诠释现在。”毛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论，与传统的臧否完全相反。毛的政治观点中，没有道德的顾虑。毛不但认同中国的帝王，而且崇拜那些令人发指的暴君，商纣王、秦始皇、隋炀帝、武则天、明太祖等史家公认的暴君都是毛推崇备至的君王，因为毛本人不惜用最残忍暴虐的方法达到目标。终其一生，毛始终受到某种赤裸裸的破坏欲望的驱使。
毛常常讲「必须学好中国史」之类的话，但他所重视的是大规模破坏秩序的历史，主要是所谓「农民革命」。毛在一九六四年写了一道题为〈贺新郎读史〉的词，最后几句是：“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拓庄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余英时分析説，毛完全不相信中国史上有任何「神圣」的事迹。只有盗贼和造反是值得歌诵的。毛泽东拥有「皇帝型权力」，但他真正认同的不是皇帝而是造反者。“中国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诚如吕留良所说，都是「光棍」或「世路上英雄」，但历史上的「光棍」做了皇帝之后便成「正果」了。毛泽东则拒绝成「正果」，他要永远保持其「光棍」的身分。”作为“今上”的习近平，身上也有几分毛的光棍品质和“泼猴气”，他能折腾出毛那样惊天动地的动静出来吗？
毛对历史的兴趣在于，从中国历史的黑暗面中寻求权术运作的秘诀，而他对历史并无敬畏感。即便他知道自己会被归入被后世唾骂的暴君之行列，他亦坦然受之。苏俄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一书中指出：“斯大林的一生与死亡证实了许多永恆的真理。历史的深渊对于每个人都是同样深浅，但是死者跌落下去的回声可以成为善或恶的呼唤和证明。我们愈是瞭解斯大林，就愈是深信，他命中注定要成为历史上最可怕的恶的化身之一。无论多么美好的意图和计划都不能为惨无人道的行为辩护。斯大林以自己的一生再次表明，如果政治不与人道主义结合，甚至美好的、高尚的人类理想也能走向反面。”若将这段话的主人公由斯大林换成毛泽东，天衣无缝。
余杰
当我在阅读文学教授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时，却在其中发现了对李志绥的批评：当作为卑贱的“右派”的巫宁坤，想去找表亲李志绥帮忙，却遭到对方无情的拒绝。巫宁坤对此颇不谅解。然而，若巫宁坤读了李志绥的这本回忆录，也许会对李志绥的处境有所体认。李志绥虽然常伴毛泽东左右，看似位置显赫，却是伴君如伴虎，在悬崖边上蹑手蹑脚。生存是他的第一诉求，哪里敢帮助已沦为“黑五类”的亲戚？在回忆录的最后一页，李志绥坦率地承认：“我的过去与毛息息相关。如果毛有任何过错，我也必需分担。”作为一名医生，他对政局的走向毫无影响。如果説过错，或许就在于因为他的医术太高明，延缓了毛的肉体生命。
离沙皇越近，死得越快
李志绥担任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达二十二年之久，直到毛死去的那一刻。对于毛晚年生理与心理变化，中共领导人在毛面前的面貌和性格、毛死亡前后中南海微妙而剧烈的权力斗争，李志绥所拥有的记录与观察，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有一句俄罗斯谚语説，离沙皇越近，死得越快。这句话也适用于毛泽东的宫廷。李志绥发现，毛没有朋友，自外于一般的来往接触，他从不到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家串门。他和江青很少在一起，亲生子女则更少相聚。那个在中国民间沦为笑柄的、比台湾的“神猪”连胜文还要胖几倍的“皇太孙”毛新宇，毛泽东死亡时已六岁，却从未被爷爷召唤进宫见上一面。
毛铁石心肠、无情无义。李志绥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毛的性情：有一晚在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摔在地板上，凶多吉少。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的演员，顿时嚎啕大哭。全场一团乱哄哄时，毛与坐在他身边的文工团员仍然说说笑笑，若无其事。事后毛也未曾过问幼童的情况。李志绥感叹説：“我始终无法了解毛的冷漠，也许他目睹过多死亡，因此对人类对苦痛变得无动于衷。”也许正因为这种冷酷，才使他战胜无数对手，坐上龙庭。
历史学家余英时在〈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一文中指出：“单从权力的性格来说，毛泽东生前所拥有的威势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历史凭藉上面，一是明、清以来恶化了的皇权传统，一是近代西方传来的极权的政党组织。前者构成其权力的实质，后者提供了权力的结构。毛泽东既是中共领导阶层中传统观念最浓厚的一个人，又恰好佔据了这一权力结构的枢纽位置，他之所以能把中国弄得天翻地覆是丝毫不足为奇的。”李志绥观察到的毛与其他共产党高官之间的君臣关係，正好可以成为余英时这一论断的论据。
周恩来不是毛的助手，而如同一个亦步亦趋的太监头子。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乘坐敞篷车巡行检阅。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恩来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见毛，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烟，一面听周的解说。李志绥感叹説：“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丝嘲讽，似乎在享受这一切。毛的专制极权与周的君臣关系上表露无遗。”
中南海高官的生老病死，全都在毛的掌控之下。作为医生，李志绥知道中央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政治局常委或负责毛日常生活的“一组”人员，都得经过毛的同意才能开刀手术。特务头子康生被确诊为膀胱癌，虽然周恩来负责布置康生的医疗工作，但必须由毛批准才能动手术。毛説：“得了癌症是治不好的，越治，死得越快。不要告诉他本人。本人知道了，精神紧张，死得也快。不告诉，不要开刀，还会活得长久一些，还可以多做些工作。”从延安整风之后，康生即成为毛的心腹，利用其掌控的特务系统帮助毛整肃政敌，好不容易进入权力最核心的政治局常委会，其生死却被毛拿捏在手上。周恩来的命运也是如此，毛故意延误周的癌症的治疗时间，让周在自己之前死去，避免树大根深的周威胁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
权力之外，就只剩下淫欲了
延安整风之后，毛在党内确立了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独裁地位；中共政权建立之后，毛更是与其他革命领袖拉开相当的距离，其他人有派系和圈子，惟有他独坐龙椅。中共党内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直到毛肉体死亡之前都是毛的“一言堂”。当年与毛泽东并称“朱毛”的朱德，见势不妙，主动淡出权力核心。在整肃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朱德在一片刀光剑影中感叹説，这群曾经在一口锅中吃饭的人，为何变得非你死我活不可？毛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反倒作出隔靴搔痒的动作来羞辱朱德。毛可以轻而易举地除去每一个潜在的挑战者，他号称用一个小指头就将刘少奇打倒，这个说法并不夸张。
当权力固若金汤之后，对于毛而言，剩下的就只有淫欲了。李志绥发现，毛的私生活的败坏骇人听闻。就连负责毛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也感叹説：“他是不是觉着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劲？”江青更是亲口对李志绥诉苦説：“在政治上，不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主席的纵横捭阖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如此评价她的父亲：“许多人以为把他说成是一个肉体上粗暴的怪物更为逼真，而他却是一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这更要可怕得多。”可惜，毛泽东没有这样一个勇敢地站出来揭露父亲的女儿。我们只能从李志绥的书中观察毛泽东这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究竟有多怪异：毛在性关系上是道家，认为可以从年轻女孩那里“采阴补阳”。李志绥评论説：“大部分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势，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熏目染之后，逐渐堕落。”
有一次，在为毛检查身体的时候，李志绥发现，毛从一名文工团团员那里染上了阴道滴虫病。但毛不愿接受治疗：“既然对我没有什么害处，那又有什么关系，何必大惊小怪哪！”
李志绥説，一旦传染给了江青，就会成了一个不好说明的问题。毛笑了笑説：“这不会，我早就同她讲，我老了，不行了，办不了事情了。”
李志绥建议毛至少局部清洗干淨，毛的回答很干脆又丑恶：“没有这个必要，可以在她们身上清洗。”
所以，毛到死前都是滴虫携带者，传染给他无数的“女友”。
毛泽东最后一个女友、所谓“机要秘书”张玉凤，因深受毛宠爱，得以取代江青，成为可以假传圣旨并对政治局发号施令者。就连周恩来、华国锋、江青等人要跟毛见面，都得恳请张玉凤恩准。张玉凤不同意，他们只能在外面的走廊里默默等候数小时之久。张玉凤甚至干扰李志绥对毛的治疗计划，让李志绥焦头烂额、有苦难言。尽管毛早已丧失了生殖能力，但当张玉凤怀孕之后，中央要员个个嘘寒问暖，宛如又有龙子要诞生，就连江青也要屈尊送去贵重礼物。古罗马帝国尼禄世代的宫廷都没有如此荒淫无耻。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历史？
在毛身边的服务人员当中，李志绥是少数同时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西式教育的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尽管毛对知识分子充满刻骨仇恨，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又离不开李志绥高明的医术；同时，李志绥也是其谈话的好对象——当他旁征博引中国古代典籍时，无论是汪东兴还是张玉凤，因为教育程度有限，一句也听不懂。
毛最喜欢跟李志绥谈论的，还是中国历史典故。李志绥写道：“毛对历史有特癖，看得最多，常反复翻阅的是历史书籍。他看过很多遍二十四史，因此他惯于用过去来诠释现在。”毛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论，与传统的臧否完全相反。毛的政治观点中，没有道德的顾虑。毛不但认同中国的帝王，而且崇拜那些令人发指的暴君，商纣王、秦始皇、隋炀帝、武则天、明太祖等史家公认的暴君都是毛推崇备至的君王，因为毛本人不惜用最残忍暴虐的方法达到目标。终其一生，毛始终受到某种赤裸裸的破坏欲望的驱使。
毛常常讲「必须学好中国史」之类的话，但他所重视的是大规模破坏秩序的历史，主要是所谓「农民革命」。毛在一九六四年写了一道题为〈贺新郎读史〉的词，最后几句是：“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拓庄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余英时分析説，毛完全不相信中国史上有任何「神圣」的事迹。只有盗贼和造反是值得歌诵的。毛泽东拥有「皇帝型权力」，但他真正认同的不是皇帝而是造反者。“中国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诚如吕留良所说，都是「光棍」或「世路上英雄」，但历史上的「光棍」做了皇帝之后便成「正果」了。毛泽东则拒绝成「正果」，他要永远保持其「光棍」的身分。”作为“今上”的习近平，身上也有几分毛的光棍品质和“泼猴气”，他能折腾出毛那样惊天动地的动静出来吗？
毛对历史的兴趣在于，从中国历史的黑暗面中寻求权术运作的秘诀，而他对历史并无敬畏感。即便他知道自己会被归入被后世唾骂的暴君之行列，他亦坦然受之。苏俄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一书中指出：“斯大林的一生与死亡证实了许多永恆的真理。历史的深渊对于每个人都是同样深浅，但是死者跌落下去的回声可以成为善或恶的呼唤和证明。我们愈是瞭解斯大林，就愈是深信，他命中注定要成为历史上最可怕的恶的化身之一。无论多么美好的意图和计划都不能为惨无人道的行为辩护。斯大林以自己的一生再次表明，如果政治不与人道主义结合，甚至美好的、高尚的人类理想也能走向反面。”若将这段话的主人公由斯大林换成毛泽东，天衣无缝。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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