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官员打交道的尺度
褚朝新/文
如何跟官员们打交道、把握与官员的距离，这是近三年最大的职业困惑。
做时政，与官员距离太远，无法深入了解他们，也就无法了解他们生存的环境。完全靠常识推理，恐很难弄明白现实官场运行的规则和逻辑；跟官员走得太近，容易丧失媒体独立的立场，路也就容易走偏。
在当下特殊的政治环境里，时政记者如何既保持新闻人的职业独立又与官员保持较有利的距离，是个难题，亦无现成的理论可学。
2011年8月，从新京报入职南方周末专门做时政新闻。这三年，几乎只写与官场直接相关的事情，每个采访都是直接与各级官员打交道，见的大小官员数以千计，新闻实践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和想法，有的或许有可取之处，有的或许走偏了。对错究竟如何，年底这篇文章算作一个小结，请诸君批评。
最近找资料，翻三年前刚到时政领域写的新闻稿时发现一个惊人的变化：当年，不管写什么事情，不论采访的是谁，都会写明采访对象的姓名、职务，文内基本都是真名实姓。最近一两年，文章里频频出现匿名和化名的情况。
江湖越老，胆子越小。
采访对象，不管官居何职，其实与一个职业记者都不太相干。记者做职业的报道，做完报道拍拍屁股走人，此后可能再无见面的机会，更无利益关联。但这两年，我总担心自己的这种洒脱会给无辜的人带来诸多的麻烦。某些官场的肮脏，超出我们这些外人的想象。
干这一行多年后，我越来越不怕那些狡诈的官员，反倒越来越担心自己会伤害到一些忠厚老实的无辜官员。或许，今时今日，无官员是无辜的，但我总坚持认为，具体到某一个场景里，总会有相对无辜的人。
时下中国，官场仍有很多心怀正义的人，或者出于公心正义，或者是出于对我所服务的报馆的信任，或者是对我个人的信任，愿意在我履职时提供一些帮助。若毫不隐晦地写出他们的身份姓名，他们在我离去后恐怕要遭遇长久的指责甚至是非难。面对此种完全可能发生的情形，怎忍心不保护他们？
保护一些人，绝对不仅仅只是职业技巧。记者，先是人然后才是记者。
接触某些官员时，可能还会看到他们一些平常在电视报纸上不会显露的一面，比如罕见的真诚、偶尔的率性，难免会让人在一瞬间对他们有些欣赏。还有时候，有些官员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会站出来帮助媒体揭开某个黑幕。即便这种有明显个人功利色彩的“自黑”，有时候都让我会感动。毕竟，太多时候官员们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会选择隐忍和沉默。
在我看来，对毫无情感交流的陌生人也要心怀善意，对提供过工作上帮助的人更要怀感恩之心。
2014年4月底，在郑州与原河南省人大副主任秦玉海面谈过一次。此前，不曾接触过他，更谈不上了解。但那一次面谈，他说了不少我意想不到的话。比如公安部门的机关里有不少官员们的公子小姐，干活少、提拔快，比如直接点名批评一个地级市的警务改革做得很差。
以秦玉海当时的身份加上现有的政治生态，上面那些话是犯官场忌讳的。但那天，他说了，甚至说得很直接、很激烈。不管他有什么动机和目的，只要他说的是事实，都能让我对他生出一点好感来。
秦玉海落马前几天，我曾因公联系过他。虽然最后他并没有实质性帮上我，但他安排了相关人士试图帮我，这让此前的一点好感变成了感动。听到他落马的消息，有点难受。
曾有官员说我仇官。对我做出此类判断的官员，多半是那些因我的报道利益受到损害的官员。我不仅不仇官，还真的很注意保护那些有良知的官员。
2012年，曾报道某采访前素未谋面的县委书记。当时，在当地明察暗访半个月，通过各种形式见了三四十人，甚至联系了前两任、与他算是政敌的县委书记，基本判断这是个难得一见的个性县委书记。
暗访时，有当地老百姓叫他“青天”。从业十多年，大多数时候老百姓一提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就开骂。但我知道，“青天”这种有明显标签性质的称呼，不能出现在报道里，我不能让他成为当地官场的众矢之的，这种难得的官员应该保护。
遇到一些值得保护的官员，绝对不能没有分寸地赞誉他。对一些处在官场边缘的异类，媒体赞得太狠，是害他不是帮他。
最近，跟一位县委书记对话时受触动，情绪有点失控，掉了眼泪。
按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采访对象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应该一视同仁。在记者眼里，应该没有官员和普通民众之分，只有采访对象和非采访对象之分。时政报道，因事涉时政而导致采访对象主要集中在官员群体中。在当下特殊的政治环境里，权力失范严重，官商勾结利益输送严重，局部地方官场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时政记者很难只把官员当作一般的采访对象一样对待。
在实际操作中，媒体对官员更加严苛成为常见的情形。这种大环境下，一名时政记者在一个县委书记面前落泪，有点另外一种政治不正确的味道。为此，我很长时间处在困惑之中。
2007年，在河南卢氏县与时任县委书记王振伟对话，长谈两次。经历震惊全国的卖官案后，卢氏县的政治生态濒临崩溃，王振伟临危受命。说起妻儿父母，王振伟三次落泪。
记者的工作，有时候是有些残忍的。别人动情落泪，我当时一个劲在提醒暗示坐在一旁的宣传部长拍照片。可惜，部长说当时惊呆了，没见过县委书记落泪，不敢拍。
此后多年，虽然常与官员们打交道，但不曾遇到第二个在我面前落泪的官员。对官员这个群体，也一直保持着警惕，加上年过三十后貌似心越来越坚硬，因此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这个群体里的人落泪。
2014年11月，河南中牟县，有官员举报当地逼迫五十岁的科级官员写申请“自愿免职”。一路调查下来，都是体制的受益者，也都是受害者。此种情形，不能不让人难过心酸。
这几年，对具体接触的一些官员的同情多了。有些官员，平日里作威作福，欺压老百姓，在老百姓面前一副老爷样，但这些人也躲不过来自更高权力的野蛮伤害。他们中，有的人寻求社会救济的路径甚至还不如普通民众那样多，不敢上访、不敢去堵政府的门，有的甚至连媒体都不敢找。
有时候我也困惑，面对一个具体的基层官员，能因为他在甲处做过恶就可以不必同情他在乙处受的伤害，我们记录他在乙处受到的伤害就必需同时呈现他在甲处做的恶？再或者是，还有那么多的底层民众遭遇过或正在遭遇不公正的待遇，一个职业记者，是不是该把更多精力花在关注普通民众的合法权利上面？
人到中年，困惑越来越多，对这个职业的困惑，对这个国家的困惑。常常出离愤怒，又常常觉得无力。
离开前，县委书记来送别。闲聊中，他对我报道里提到的一名基层公务员说了句同情话，惹我落泪。火车站，县委书记送我，我在车里抹泪，他在车外抹泪。我为了此后或许永生不会再见的人抹泪；不知道，他是为谁抹泪。
两年前，同样在中牟，目睹当地农民遭遇二次拆迁，家园尽毁，“家和万事兴”的门楼倒在废墟里。当着数位当地官员的面，我骂他们“坏”。没想到，当时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如今都提拔了。
离开河南后，数位朋友让我就中牟之行写点什么。迟迟不能动笔，试图让自己冷静冷静。一连数日，我都无法给自己当时的眼泪下个判断。
那一天，我问自己：还适合继续做这个工作吗？自己是不是因为与官员们走得太近，生出了许多不该有的同情，再或者是因为走得太近丧失了该有的立场？
总以为，在一个个具体的官场场景里，冲突双方若都是官员，但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强弱相对，失范的权力自然会像它侵犯普通民众一样侵犯职务较低官员的权利。较之普通民众，官员们一旦遇到来自体制内的不正当侵害，他们寻求社会救济的顾忌更多、路径更少、阻力更大。此种世道，不管是谁受到不法侵犯都该得到合理的社会救济，媒体都该在职业范围内尽力关注。
曾写文章帮助一名遭遇强拆的城管副局长，引来一些嘲讽。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从没干过错事？因为干过错事就应该被剥夺寻求社会救济的权利？那么，我们每个人将来都可能面对无人愿帮的境地。我希望，帮他的过程中，让他看清楚某些真相，以后不滥用手中的权力。
这些想法，在权力失范如此严重的当下，是不是有点政治幼稚了？
如何与官员打交道、如何能在官员群体中建立较为固定的信息渠道，这恐怕不仅仅是我这个时政记者经常困惑的问题，也是很多其他领域的媒体同行常困惑的问题。
最近两年，因为工作关系偶尔会跟一些省部级官员有接触。有时候在饭桌上，偶尔会谈及一些近期敏感的话题，比如人事变动、比如反腐。一般情况下，饭桌上的话若不是事先说明要报道，我很少会拿出来当做报道素材。至于跟一些官员的私人交往，也从不在网络等公开平台上发布消息。
网络时代，官员们害怕自己成为舆论热点，不希望张扬，被迫很低调。因此，作为一个时政记者，与某些官员的某些交往和关系是不能对外说的。这，是一种分寸，也是一种尺度。
那么，记者是否能与官员成为朋友呢？2012年年初，我曾专门写过一篇题为《官员能与记者成为“兄弟”？》的文章，发表在《南方传媒研究》上。当时，我的观点是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有较高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的记者几乎不可能与官员成为朋友。三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坚持这么认为。
不能成为朋友，但与官员的交往却不能不继续。虽然不能成为朋友，但与官员打交道过于功利、急于求成，也会适得其反。让他们认识你、了解你，而你也不张扬，等他们想找地方发声时，会首选你。
这里，涉及当枪的问题。我并不反对记者当枪，关键在于你获得的信息是否属实，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缺此两点而当枪，将成为职业污点。若信息属实又有利于公共利益，当枪又何妨？
因与王立军有接触，江湖传闻我与他是亲戚。传闻，一笑置之，但与王立军有过几次直接接触却是事实。可以说，王立军对我绝无喜爱之情，他愿意给我提供一些信息，是因为我恪守了一个职业记者应该遵守的基本职业操守，比如不受钱财诱惑、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说真话。
当然，我所服务的媒体一贯有好的社会声誉，也很重要。没有好的平台，很多事情将是另外一番模样。
跟各类官员打交道这些年，在厅长办公室发过火，在公安局长车上吐过酒，闯过省委书记的房间，拦过副总理的路，与副省长一起在农家吃过饭，被警察当面骂过“小报记者”，在县委大楼被威胁过要报警抓捕，被某地公安查过，被各类官员称兄道弟，甚至有人趁酒提过结拜兄弟。来自官员的各种奉承、嘲讽挖苦、事后反悔和否认曾说过的话、语言威胁、造谣中伤等，都领略过一二。
不管官员是善待记者还是刁难、威胁记者，职业记者与官员的对同一问题的态度，都总会有异有同。
2009年的一天，正在湖北十堰一名拆迁官员的办公室里采访。电话响，是某市委书记的电话。他问我：老弟啊，我们这点事你为什么要追着不放，有什么新闻价值？我说：你是官员，我是记者，我们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不可能达成一致。
当时的报道，让他的升迁延迟了一年多。如今，此公已算一方诸侯。其实，这几年做监督报道，最想的不是把哪个官员拉下马，更希望与他们良性的合作，找准矛盾并化解矛盾，为改善民生做点实事。可是，官员里真正想给老百姓做点事情的人少之又少，有些媒体人不得不以摘掉多少官员的帽子作为衡量职业成败的标准之一。
至今还有一些官员偶尔会短信问候，保持着非工作关系的联系，但与他们算不算朋友，真不好说。也还有一两个身在官场的联系者，会私下认同我的部分价值判断。他们，或许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却永不可能以官员身份与我成为朋友。可惜的是，我永远不能让他的领导和同僚知道他与我的亲近。
与某些官员保持距离，也成了对他们的一种保护。一个爱惜羽毛的职业记者，要有敢说真话的勇气，要有能辨明真伪的智慧，要懂得保护别人，不存私心不谋私利，还要与意气相投的官员保持应有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