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了4个理由将邓小平从江西接回北京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父亲(邓小平)就被打倒了，很多老干部被揪斗，周总理都按毛主席的意思予以保护。当时那个环境非常艰难。
1969年林彪搞“一号通令”，把老干部们都赶出北京，送到外地，我父亲是被下放到江西。最初江西安排他去赣州，周总理知道以后，连续两次给江西省“革委会”有关负责人打电话，说邓小平已经是65岁的人了，身体又不怎么好，最好安排在南昌附近，最好是两层楼，一个院子，楼上由父亲母亲住，楼下由工作人员住，有个院子好散步。
毛主席决定恢复我父亲的工作，作为周总理来说，他根据毛主席的决策来办事，这个事情他不能多说，但是必要做的该做的他都做。当时周总理处境非常艰难。1972年6月，他批了一个文件，恢复我父亲的工资待遇，同时也批准我到北京来治病。8月，父亲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毛主席说：“邓小平虽然犯了很多错误，错误很严重，但是第一个呢，不是叛徒；第二个是在苏区时，是‘毛派’头子，第三个是协助刘伯承打仗有功，第四个是解放以后也不是没做一件好事。”周总理得到这个指示以后立刻向政治局传达，并且作为文件来传阅。10月，父亲就已经开始活动了，先后到韶山、井冈山参观，还参观了红都机械厂，江西其它地方，一直到年底。周总理给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先谈谭震林的事情，让他回北京，后来又谈关于邓小平的事情，毛主席已经提过多次，请他们议个办法出来。12月底，纪登奎、汪东兴正式提出建议，要我父亲恢复副总理的工作。
周恩来为邓小平复出在病中坚持工作
1973年2月，我父亲得到通知回到北京。这年年初，周总理的病复发，这时候本应该很好治疗，但是，他从1973年2月底到3月初，连续开会，讨论父亲复出问题，连续很多天开会，反复商量。直到3月9日，大概讨论完了，他才向政治局讲明他的病情，请假去治疗。同一天，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批准了，3月10日，关于邓小平复出的中央文件正式发出。这是周总理为父亲的复出在病中坚持工作的情况。
3月28日，我父亲和李先念一块儿见周总理。警卫跟我讲，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是坐在最边上的靠背椅(不是沙发)上等着，我父亲进来后，周总理立刻站起来，走到我父亲那儿，叫一声“小平同志”，两个人握手，然后才进屋谈话，当时他和李先念一块儿和我父亲谈话。第二天就和我父亲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会议。我父亲3月29日见到毛主席。当天晚上，周总理就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安排我父亲工作的问题。这段时间，周总理都在病中，都在治疗之中。
但是就在1973年，父亲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当中，周总理也受到了批判。毛主席批评他：“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到了十大召开之前，8月5日，毛主席又提出儒法斗争。8月6日，江青就闹着要把儒法斗争写进十大的报告里面去。周总理说要消化消化。党的十大上，我父亲就作为主席团成员了，在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我父亲复出又往前走了一步。
周恩来用最后的力量支持邓小平工作：你比我强得多
1975年9月20日，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要做第四次大手术。在用车推他进手术室之前，他喊了声“小平同志！”叫我父亲过来，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他用很大的声音说：“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这是他要让所有在场的人都能够听见他的话。总理认为他马上要去世了，他在用最后的力量来支持我父亲的工作，有人说这是最后的一搏。这是生命最后的一个吼声！
12月底，周总理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了。我父亲、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都来了。这次又抢救过来了。大家来看周总理，张春桥走过来的时候，周总理说：“春桥同志，你和洪文要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这是他死而复生后的再次奋力一搏。他知道，形势很坏了，但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他还要尽他生前最后的一点力量，希望起点作用。实际上，大家知道根本不可能说动张春桥这些人。实际上他是在用最后的唯一的可能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希望能够影响他们。总理用心之苦哇！这种事情想起来真是让人非常非常地难过，这种事情也是很残酷的。
我父亲和周总理这份友谊真是伟大，世上难找的。伟大的友谊，世人难找啊！他们俩这种关系如果写篇小说，其感人之深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