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东北松花江畔的一个小县城度过的,某一年的春天晚上,爸爸妈妈突然告诉我和哥哥,我们全家要去香港看爷爷,很快就会再回来。那时候,不论是小朋友还是小朋友他们爸妈,对香港都还只是一个朦胧而略带惊秫的概念。小朋友跟我说香港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到处都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很替我捏着一把汗。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爸爸跟香港还有什么瓜葛,更别说听过任何关于香港的故事了。直到临行之前,爸爸才把叔叔寄来的明信片给我们看,当我们看到维多利亚港两岸的摩天大楼和霓虹灯光,感到一股莫名其妙的神奇,那感觉不是羡慕也不是向往,而是超乎想象太远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的一种麻木。直到我们坐了五个小时的汽车一路颠簸到了哈尔滨,看见了一栋栋麻石砌成的高楼,然后又经过杭州见识了自来水,最后到了广州第一次坐上自动电梯。经过这一路上祖国文明先进的丰盛物质文化洗礼,当我们到了香港,当爷爷和叔叔伯伯在香港的大酒楼为我们接风洗尘的时候,面对着酒楼里豪华的装潢,我们基本上可以俯仰得体行止雍容了。那一天,是一九七八年五月六日。
爸爸妈妈很少讲他们的过去,只是在有限的几张老照片里,我们才知道爸爸和妈妈是西安军医大学里认识的,爸爸还曾经当过妈妈那个班的学习干部。但是我们没有问过西安的医生为什么跑来黑龙江,也没有问过为什么学军医的爸爸每天都要骑老长一段时间的自行车,跑到远郊的林业站去上班。我们只知道爸爸在林业站上班,家里可以每年领一个新的木头砧板,他有时候会用站里的电动打磨机给我们雕一把木头手枪,我们也看过他在后院的一段朽木桩上学着钻洞种木耳。爸爸偶尔会绘影绘声地讲到他以前在军医大学的军乐队里吹的长短号,也约略提过他在北大荒住的窝棚,但是这些零碎的片段在我们有限的认知世界里,无乱如何平凑不成一幅完整的图画。
到了香港,一家四口的生活压力,逼使爸爸要一身兼几份工作,妈妈拿回来工厂的手工让全家在晚饭之后一齐干活,哥哥十六岁却不得不辍学当学徒打工。如是者我们全家辛苦了几年,等到我升初中那一年,爸爸妈妈决定买一所自己的房子,哥哥通宵在卖楼处排队占位子,终于拿到筹号,可以用原始价在那栋二十八層高的全新住宅大楼里,买了一个单元。那是我们到香港的第四年。
然后爸爸妈妈就更忙碌了,我都数不清爸爸同时兼了几份工作,只知道爸爸常常周末都不在家,周日晚上还要写会议记录、印通讯稿,特别忙的时候就要全家总动员,入信封、粘邮票、贴地址、封信口,流水作业完成上百份的会议记录稿;妈妈作私家护士有时候要上十二个小时的班,累出一身的病。这样胼手胝足地熬过了八十年代香港的流金岁月,终于在买房子的第五年,把所有借贷都付清了。我们当时算是半个局外人还不觉得怎么样,直等到自己有了房贷,才知道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壮举。哥哥和我私底下猜,爸爸妈妈是不是中了六合彩,或者是赌赛马赢了头奖,否则怎么可能这么快付清了三十年的房贷呢?
又过了十年,我已经到了美国工作,爸爸妈妈远洋来电,说他们在广州买的房子已经装修妥当,他们准备晚年就住在广州,和军医大学的老同学老战友们靠近一点。原来,他们早就把自己的黄昏岁月都计划好,现在正式退休了。
爸爸在黑龙江呆了二十年,除了挨批斗受冷落做苦工,一无所有;在香港又呆了二十年,却可以凭双手享受生活享受晚年。这个跌宕的经历在神州百年沧桑巨变的历史里面,只是沧茫大海里的一个小小浪花。但是在我们的家族里,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当中,却不能不算是一个传奇。无论是在黑龙江扒炕运煤的时候,还是在香港伏案熬夜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爸爸妈妈抱怨生活的困苦和生命的不顺,我们两兄弟也就学会以艰难环境为自然、以努力苦干为当然。
爸爸退休之后喜欢舞文弄墨,写诗填词练习书法,偶然写一些短篇的回忆文章跟老同学们分享,我们于是就一直鼓励爸爸把这一生的故事写下来,可以传留给子孙,作为一面历史教材,让子孙从这段有血有泪的故事中,略窥那一段风云突变的历史一斑。最重要的,是在这段生命里,体会到人生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明白到尽管我们无力操控命运,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去迎合势态的变化;明白到生命的意义不在乎我们有什么遭遇,而在乎我们如何在有限的环境里,活出最大最潜在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