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北大荒的日子（6）- 噩梦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的开展，林场里面也进驻了工作组。东北地区解放得早，什么土匪啊、地主啊，早就被斗倒了；日军留下的遗孀也早已遣返日本。剩下像我这样有海外关系并且还保持和家里联络的人，早就是被怀疑的对象。为了抓出阶级敌人，工作组也在搜集我材料，找出我的错误。在工作组的“帮助”和“教育”之下，我向党交心，交出我的个人往来书信和个人日记。于是一夜之间，“打倒三反分子XXX ”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 

在我父亲给我的书信之中，提到我继母在西贡搞些小生意。根据这句话，工作组便在斗争会上发动群众上纲上线，指出西贡就是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的首府，而香港去西贡只能坐飞机，能够坐飞机去西贡的人，都是反动资本家。而我当年放弃香港的优越环境，混入革命队伍，原来就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我那时侯不知道香港也有一个地方叫西贡，和继母也从来没见过面，对于这些指控我百词莫辩。而且我的发言都被打压下去了，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写检讨，在林场，在公社，在林业局，我多次被揪出去现场陪斗。 

工作组还翻出我50年代的杂记本上，登华山时写下的一首打油诗:“西岳华山一张犁，太上老君挂此地，世人传说都相信，不是欺骗就是吹牛皮”，他们说我恶意攻击社会主义，说我诋毁人民公社是欺骗、是吹牛皮。其他的一些我写的诗词，都被断章取义地拿来批判，说我污蔑社会主义新农村，丑化人民公社社员面貌。有群众揭发，说我晚上八点多钟还在读英文，是准备为蒋介石反攻大陆作翻译。那时候群众点煤油都困难，而我用煤油炉煮饭吃，也成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的作风。有个在农场时和我挺谈得来的党员，在批判我的时候翻脸不认人，说：“我早在农场里就跟踪你了，今天的事你非说清楚不可。。。”。工作组组长说：“XXX你不要革命，但是你老婆要革命，你老婆早都交代了，你还死不悔改，党的政策是。。。”。 

原来几年前，我们大儿子出生，因为我和妻子长期分居两地，无力照顾儿子，只好送去杭州由我岳母抚养，于是一家三口被天南地北地分隔在三个地方。1963年，我和妻子约我父亲，三个人分别从香港、西安、黑龙江三地到杭州相聚，见我那未曾谋面的儿子。事后我才知道，几个地方的市公安局分别派人跟踪，直到我们三人返回原地。在以后的斗争中，工作组说县公安局已经掌握了我的资料，要我交代我父亲给我的特殊任务。 

工作组连蒙带唬的导演着一个一个斗争会，群众是被发动起来了，但是我的问题并没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