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初入澳洲
九七年刚到澳洲时我的首任房东是一位大陆留学生，实际上他是个二房东，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简易公寓。因卧室里还有一个空余的床垫，他就把这个床垫租给了我。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了个暂时落脚之处。留学生有五十多岁，出国前是安徽某大学的副教授，当时在南澳大学读数学博士学位。房租很便宜，副教授每星期只收了我三十五澳元，水电气费用平分。后来我向一个基督教的救助机构 - 基督教救世军打电话要了一张免费的床以及被子和毯子，救世军把所有的东西直接送至公寓。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使自己过得舒服些。
但我在那里只住了不到三个星期就搬走了。
主要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没有办法提高我的英语水平。副教授很健谈，尽管有二十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们之间并没有所谓的代沟，副教授总能找到闲聊的话题，只是他与我交流时不用英语，只用中文，实际上很多中国人对华人之间用英语交流都感到有些不自然，甚至别扭。副教授与他的澳洲临时女朋友打电话时，我发现他的英语过于中式，想必是那位白人老太太已经适应了他的中式英文。虽然我在南澳大学只是一个访问学者，系里却给了我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平时与人交往的机会很少，这样下去英语能力很难有较大的突破。
另外我还保持着在佳木斯生活多年形成的早睡早起的习惯，早上五点钟就醒了，而副教授一直睡到八点钟才起床，当然他上床的时间要比我晚很多，这样在同一间寝室里不同的作息时间不可避免的要互相影响。
还有，副教授不愧是数学博士的，很会计算。电费账单下来了，他说：为了省事好计算，给你按满月算吧。为了能友好的相处下去，我说可以。副教授注意到我用电灯时间比他多，为‘公平’起见，他发明了灯时的概念，把用电时间引入电费的计算，这样他就不会因为用灯少而吃亏了。我对他说：你算出个数告诉我一声就可以了。我没时间也没兴趣弄懂他的计算方法。虽然每星期他只收了我三十五澳元的房租，但他付给中介也只有六十澳元，这样实际上他的房租只是二十五澳元。
而且公寓过于简陋，陈旧和灰暗的墙壁、黑乎乎的冰箱和炉具以及脏兮兮的厕所和浴室与外面的阳光反差太大。副教授能在这样的公寓里住了两年多，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相当节俭而且能吃苦的人。
于是我开始浏览报纸房上的房屋出租广告，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打电话约定了看房时间。新房东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澳洲小伙子，彬彬有礼。他的房子有四间卧室，后院还有一个独立卧房。房东就住在那个独立卧房里。四间卧室已经租出了两间，房客是两位澳洲小伙子，还有两间卧室待租。房东自我介绍说他叫布然顿，喜欢下中国围棋，在英语里，围棋被称为‘Go’。当时一位房客卡梅伦也在场，他大概也只有二十六七岁的样子，很友善。他微笑着对我说，我打电话时，是他先接的电话，并把房东来叫过来与我通话的。寒暄过后，布然顿领我看了两个空余的房间，告诉我房租为每星期五十澳元，可以提供全部家具及床上用品，水电气也是大家平分。我选择了两间卧室中较小的一间，问他可否便宜些，当时国家教委给澳洲访问学者的每月津贴只有六百五十澳元，我必须格外的仔细，除了房租，还必须保证食物、交通和其他花销。他考虑了一下说，四十五怎么样？我说能把水电气的消费也包括在内吗？他又考虑了一下，最终同意了，毕竟我能在这里住上一年，也算长期房客。比起短期房客来，布然顿可以省却很多麻烦。就这样我和三位澳洲小伙子住到了一个屋檐下。
在和副教授合租的三个星期里，我还是有收获的。在那个灰暗的公寓里，我利用晚饭后的业余时间读完了从当地公共图书馆借来的一本英文小说 – “Goodbye Mr. Chips”。对副教授我充满了感激，毕竟在我刚到澳洲孤立无援的时候为我提供了暂时的落脚之处，而且还陪我去银行开了银行账户，这个账户直到现在我还在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