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趋右倾化的日本政局
9月12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自民党干部表示，由于阁僚不透明的政治资金处理问题等引起国政混乱，他为此引咎辞职。辞职后安倍以健康为由遁入医院，腾出的政治真空被乱而有序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暂时填补。
短命首相对政局造成的轻微震荡对日本社会各界来说早已不陌生，20年来，首相任期三年一届的日本经历了11任首相，考虑到前任小泉创造的连任两届的奇迹，其余的短命程度可想而知。然而政界的更迭频繁无法阻止不断向右偏转的日本政局，日本20年来不仅具备了右转的政治、民意和组织基础，还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前后相继的理论。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日本在目标直指建军、修宪和恢复普通国家甚至构建世界性政治大国的道路上有条不紊地前进着。
政界整体右倾
河野洋平所谓“自民党和社会党分庭抗礼”指的是二战后日本确立的“1955年体制”， 1955年，日本保守、革新两大势力各党派分别实现了大联合，形成了以自民党和社会党“保革对立”为主要特征的“1955年体制”。双方在社会基础、国内政策、安全战略、对外路线上都尖锐对立。但是以社会党为主的在野党始终未能问鼎政权。这种在法律上容许政权交替、实际上却由一党长期执政的政治结构，通称 “一党优位制”。在“一党优位制”下，社会党与执政的自民党对立得再尖锐，也只能算作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背景。当时日本右倾迹象不太明显，甚至还呈现出一种中庸的态势，社会党与自民党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势均力敌只是造成这种形势的一个因素，而主要是迫于二战后的国际大环境、美国压力以及国内恢复发展经济的需要才选择中庸之路的。
实际上，两党分庭抗礼的民主政治从未构成阻碍日本政界右倾化的脚步，而民主政治中两党以政权为目标的选举博弈会让失败一方的路线逐渐向胜者一方靠拢。日本社会党逐渐向右倾靠拢就是典型的例子。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占领下经历了以民主化和非军事化为核心的战后改革，走上了新的政治运行轨道。但是美国出于自身在亚太地区利益的考虑，再加上冷战思维作祟，选择了扶持自民党为首的亲美保守势力，打压社会党为首的革新势力。上世纪50-80年代自民党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取得的巨大成功更是让其获得公众的广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百姓宁愿继续把选票投给执政的自民党，这样给社会党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获得选民认同，该党不自觉地向自民党的方向靠拢。1986年，自民党在中曾根康弘领导下获得众议院大选胜利，并由此确立 “1986年体制”后，日本政治进入了自民党一手遮天的时代。该体制的显著特点就是自民党不但获得了稳定的大多数，而且使社会党调整了立场，对自由市场经济、日美安全条约、自卫队等由反对转向赞同或默认，力图向“超阶级”的“国民政党”转变，以便得到更广泛阶层的支持。
2007年7月 29日在参院选举中大获全胜的民主党，在党首小泽一郎的带领下走上右转之路的可能性也很大。作为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是代表市民、工薪阶层利益的温和保守型政党，其主要支持基础是工会组织。该党主张在“市民、市场、地方”的基础上建立分权社会。主张坚持专守防卫，保持为行使个别自卫权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实力；不行使集体自卫权；遵守无核三原则。但自2004年4月小泽一郎出任党首后，民主党的走向变得令人担忧。小泽是原自民党大佬，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在小泽面前充其量算个政治小字辈。小泽一方面向中国政要承诺要“向田中角荣老一辈政治家学习努力改善中日关系”，还痛批自民党多年来实行“无原则、无责任” 的政治，表示应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建立互信的外交关系。然而小泽是个不折不扣的右翼，他是“普通国家论”的始作俑者，他的“普通国家论”就是要日本能够像其他国家一样拥有军队，拥有核武器，其核心内容就是要抛弃和平宪法第九条，修宪派兵，这种理论化的军国主义比小泉个性化的大放厥词系统得多，也更容易引领中庸的民主党最终重蹈社会党变节的覆辙。
长期占据权势巅峰的自民党更是永葆其保守本色，党内从来不乏强硬的鹰派分子。叛逃自民党的小泽抛出的“普通国家论”越来越被自民党所接受。自民党与二战结束前的统治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46年，在美国占领当局实行第一次整肃时，自民党的前身自由党的43名议员中有30名被整肃，进步党(后解散成立民主党)的274名议员中有260名被整肃。但以后替代这些被整肃人物的都是他们的亲朋好友，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可想而知。自民党与二战结束前的日本统治势力的亲缘，再加上美国对保守势力的支持，都为自民党的右倾立场埋下了伏笔。
50至80年代自民党治下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使自民党加强对外影响的意志不断增强。1982年11月当选为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接连发表了关于争当政治大国的言论。1983年7月14日，他在政策演讲中称：“今后日本作为国际国家应同经济力量相称在政治方面也积极发言，并履行义务。”7月28日，他在家乡群马县的演讲中称：“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要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要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这是日本首相首次用“政治大国”的概念代替“国际地位”的提法。日本外务省1991年版《外交蓝皮书》指出：日本已能对有关国际秩序的所有问题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在亚太稳定与发展方面“起到中心作用”。
就自民党内而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派对保守理念没有太大分歧，剩下的只是渐进保守与激进保守的区别。这两派追求的总体目标并无二致，差异仅在于其实现步骤与策略方面。“渐进保守”的特点注重国内政局与内外舆论，不公开打出努力目标，不喜欢政治冒险和强行突破，宁愿采取稳妥渐进的方式；“激进保守”的特点则与此正好相反。“激进保守”的真意，就在于尽早摆脱战后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中形成的法律与体制束缚，力图成为一个具有经济、政治、军事等全面影响能力的综合性大国。
这种目标和小泽的“普通国家论”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小泽处理方法比较老练，他认为“普通国家”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其一，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把它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自己责任去实行。……这一点在安全保障领域尤为如此。其二，对为构筑富裕稳定的国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国以及对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共同课题，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他认为，日本在“经济援助”等领域已作出了一些国际贡献，在“安全保障”方面却远不尽人意。可见，“普通国家论”的要害就在于以“为国际安全做贡献”为由，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和内外舆论牵制而重新获得对外行使武力的手段。为了论证“为国际安全做贡献”的必要性，“普通国家论”以强化日美同盟和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正面理由，以所谓“中国和朝鲜半岛是亚太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这样的荒谬命题作为反证理由。
而小泉和安倍政府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把“普通国家论” 的理念正式列入了执政计划，主要包括三个内容：一是修宪，改变宪法第九条关于战争、战争权的限制，使日本能够拥有其他国家那样的战争权；二是自卫队的更名，小泉也说过“自卫队就是军队”；三是完善“有事体制”法制，为日本在周边地区主动参与军事行动提供国内法律依据。只不过小泉飞扬跋扈的性格使得他以比较激烈的方式实施这一计划，在他任内，战后的日本首次把自卫队部队派往战争尚未结束的伊拉克，高调参拜靖国神社。但由于深受焦头烂额的邮政改革等内政掣肘，他无暇着手修宪。而温和的安倍在小泉的基础上走得更远，他把修改宪法作为上任后的头等大事，要把自卫队变成自卫军，能与美国并肩作战。为了减少来自亚洲国家的阻力，为了不重蹈小泉时代不断挥霍周边外交财富的覆辙，安倍在参拜问题上保持了克制，在任一年间未曾参拜，改善了与中国、朝鲜的关系，尽管在就职几个月前他还去参拜过。但在日本的国际形象稍事改观后，他马上着手他的恢复正常国家之路，先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为修改宪法造势，修改基本教育法。2006年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他还支持右翼分子的粉饰二战的历史教科书，不承认“慰安妇”的存在。在他出版的畅销书《致美丽的祖国》中，安倍甚至质疑东京审判的合法性，这已经超出了小泉的政治底线。在右倾化的政界引领下，舆情右转也是阻挡不了的。
舆情整体右转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2005年9月11日的大选。这一“意外”结果，说明其所实行的国内外政策在日本是着深厚民意基础的。民意调查显示，小泉的支持率几乎达到60%。2005年9月13日，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说，新当选的日本众议员中有 84%的人主张修改宪法。这表明，修宪已经成为日本国内共识，修宪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真实情绪，日本已经具备了修改宪法的国内基础。况且在小泉和安倍时代为自卫队解禁以及修改基本教育法早已把“和平宪法”人为地作了内科手术。现在“和平宪法”基本上算是名存实亡。在这种背景下，修宪只是个时间问题。
对重大事件缺乏一定了解的公众往往会关注媒体之关注。日本媒体在为右倾造势上功不可没。2005年9月，日本《中文导报》发表文章说，不同倾向的日本传媒，在对中国报道上开始出现了高度的趋同性，那就是总体右倾化倾向。那些“有勇”、“有谋”敢于和中国等亚洲国家抗衡叫板的政治精英，大都能攻占舆论市场的制高点，获得不少受众的鼓掌喝彩。小泉执政期间，6次参拜靖国神社，通过操纵民粹主义，以高人气维持政权支持度。安倍则以对朝鲜采取强硬立场，声称将在朝鲜可能攻击日本前向朝鲜导弹基地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在选民中博得一阵“喝彩”。
意见领袖的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他们可以对舆情的发展走向产生巨大的影响。20世纪90 年代以来，日本包括政治人物在内的一些公众意见领袖提出诉求：要彻底改变二战后的国际政治旧秩序，结束近50年的“不正常状态”，摆脱政治侏儒状态，在 21 世纪引领日本真正完成向“普通国家”的转变。创建“普通国家”成了日本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10余年来，日本思想舆论界进行的这场以创建“普通国家” 为诉求的“共识动员”，对日本民众价值取向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在社会“共识动员”过程中，“中国因素”不仅是刺激议题深入展开的焦点，也是牵动日本舆情走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政界精英和公众“意见领袖”所建构的“社会议题”借助媒体的舆论动员，迅速成为民众普遍关心的“公众议题”。
1993 年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和2000 年中曾根康弘的《21 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的出版发行，先后为上述问题的探讨建构了权威性的原则框架。小泽是日本“普通国家”论的建构者。他的《计划》充满了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特别是此书为所要拟建的“普通国家”—日本赋予了极不“普通”的使命和义务。综观全书，突破“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束缚，并借助美国的实力进而取得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等内容，是作者政治主张的“精髓”所在，也是其对“普通国家”核心价值的诠释。该书涉及日本在亚洲的地位时用了“头雁”、“牵引车” 等用语，实际上表达的也是一些日本人至今不愿放弃的所谓“亚洲盟主”的利益。中曾的《战略》是继《计划》出版七年之后的又一部进行社会舆论动员的力作。在涉及日本国家战略定位上，该书与《计划》的主张有相当多的重合部分。但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小泽偏重从政治或者说冷战的意识形态着眼，认为来自中国的“威胁”主要是共产主义制度使然，因两国价值取向的冲突必然引发日中关系的持续紧张状态。与此相比，中曾根康弘则从历史的、民族的、地缘的角度展开对此问题的论述。《战略》更多地体现了后冷战时代所谓“文明冲突”必将引发中日关系对立冲突的学理见解。
明治维新以来的右翼膨胀
以往学术界倾向从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角度来理解明治维新，却忽视了明治维新实际上埋下了右翼的伏笔。于是，正是在明治政府西方列强的宽大、纵容和利用下，在一个改头换面的军事贵族集团的指挥下，日本在短短的时间内，以军事暴力的手段吞并了朝鲜、中国台湾，发动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挤入世界列强。
日本学者堀幸雄在其编撰的《右翼辞典》中对右翼概念是这样界定的:右翼“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指反动的、反近代的国家主义思想及其运动”。现在，基本上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作为右翼概念来理解。右翼具有狂热的排外主义、沙文主义式的对国家过份的忠诚以及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敌视。他们强调民族使命，具有打破现状、发动政变的强烈愿望。按照这种概念，明治维新的右翼色彩非常浓厚，而之后的侵华战争则将右翼理念进行了升华。
1930年代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这场战争的动员方式就叫做“昭和维新”。而所谓“昭和维新”，不但其基本原则和信念，而且其整个发动过程遵循和继承了“明治维新”的一套说法和做法，昭和维新(侵华战争和“大东亚战争”)就是明治维新道路的自然延续和必然继承。然而，日本历史上引以为豪的两次维新实际上都是在疯狂掠夺他国资源基础上缓解自身严峻形势及国内压力。
1929年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大崩盘，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秩序陷入危机。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新兴力量”，日本同样也陷入了激烈动荡。由于世界市场对于日本纺织品、棉花和制造业需求的严重萎缩以及日本当局为了迅速工业化而实行压低粮价政策，盘剥农村。这使日本政府面临着城市失业和农村贫困的双重压力，日本社会陷入严重的两极分化。而面对危机，当时的浜口雄幸政府的表现，非常类似于1860年代的江户幕府，政府采取了矛盾而暧昧的政策：一方面大幅度削减军事预算和政府开支，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经济危机时代共产主义思潮的兴起，则颁布了《治安维持法》，压制社会民主运动。
恰恰是浜口这一左右不讨好的处理社会经济危机的不祥方案，反过来极大地加剧了社会危机。大幅度削减军事预算和政府开支，激化了政府与军队的矛盾。像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几乎一模一样，1930年代日本军人集团非常容易地绕开并推翻了国内的文官官僚制度，导致了现代日本政治的全面危机。正像明治维新起源于武士与政府的冲突一样，类似的政治危机同样呼唤出一个新的、更加野心勃勃的军事贵族集团。1936年下层军官针对文官政府的“二·二六”兵变，同样再次把一个危险的军人集团推向了前台—其代表人物就是近卫文麽。像明治维新一样，近卫内阁一方面迅速平息了下层军人的骚乱，然后立即再把国内的矛盾引向外部。他毫不掩饰地提出一个鲜明的旗号开始了它的新政，这就是“昭和维新”，在这个旗号下开始了所谓“大东亚战争”。在近卫内阁的统治下，日本通过大幅度增加军事开支和增加军事订货的方式应对国内的经济危机，将法西斯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1937年，近卫内阁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1940年，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联盟形成。1941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沿着这条道路，日本以不可抑制的速度走向灾难。
战后美国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并包庇大批战犯，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复活埋下祸根。对日本败降的处置，主要是在美国政府控制下完成的，实际上是在麦克阿瑟一手垄断下进行的。“冷战”开始后，美国在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过程中，采取两面政策，在打击限制的同时，又部分保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可以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罪行的最轻微的部分清算，既不完全又不彻底。被盟国起诉的日本各类战犯约5700余人，被判刑者约4300人，其中920人被处死刑。在狱中的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先后被麦克阿瑟赦免释放了。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在美国的支持下，吉田茂政府先后为18万左右的军国主义分子解除“整肃”， 岸信介等一大批日本战犯重返政坛，窃据要职。这些人不仅自己坚持军国主义思想，而且还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随着冷战的加剧，美国的对外政策明显地转向反苏、反共、反对中国革命，企图把日本变成在亚洲的反共前哨阵地。在政治上，美国将投降后的日本政府原封不动地搬过来，变为美国占领军的政策执行机构，军国主义的政治体制机构完好无损地得以保留。这是右翼势力复活的组织基础。在经济上，在美国的保护和扶植下，日本大批被当作解散拆除或提交赔偿对象的军需工厂又重新恢复生产，为满足美军侵朝战争的需要而大量生产枪炮子弹和军需物资。日本成了美军侵朝战争的后方兵站基地和补给基地。而日本每年则能从“朝鲜特需”中获得七八亿美元的收入。在军事上，随着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变和重新武装日本的意图逐步明朗化，残存的军国主义势力变换手法得以保存和发展。
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出于“冷战”政策的需要，美国颠倒是非，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中间接着否认日本1941年12月7日以前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结果，这个本来有利于使日本人民仇恨法西斯侵略的事没有做。同时，日本右翼势力从50年代起就利用舆论工具公开掩饰、否认和美化日本对外侵略的罪行，使日本多数青少年只知道本国遭受过原子弹的轰炸，而对日本当年对中国和亚洲人民所带来的灾难，却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思想教育的误导使日本残余的军国主义思潮得以继续扩大。此外，大批主张彻底铲除军国主义的进步人士横遭迫害，在战争问题上，日本社会被搞得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毫无正义可言，结果使日本国民没有像德国国民那样有一种负罪感，反而产生了深深的耻辱感。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与刀》中精辟论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约束人的行为，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日本的传统文化向来以“耻”为主要的强制力，“耻”是一种社会的外来评价，而不是心灵的自我拷问。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分析说：“在十五年战争中(指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45年结束的战争)，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如果有错，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都没有责任。”
由于日本政府中右翼势力强盛，因而对社会上的右翼势力采取了纵容、姑息的政策。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右翼团体组织从60年代的400多个增至今天的900多个，其成员达12万多人。这些右翼团体的共同特点是：鼓吹“皇国史观”，否定侵华战争，反对道歉。1995年8月，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议会都通过了追悼死难者、美化侵略战争的决议，参加阻止“不战决议”在国会通过的签名者达近百万人，日本的右翼势力有着广泛的社会组织基础。日本凭借经济实力，急欲成为政治大国。同时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加强军事实力，现已成为一个潜在的军事大国。日本右翼思潮日趋泛滥和国家主流意识的严重右倾化及其所作所为实在令人担忧。
作为一个亚洲岛国，一个经济发达的、有着强势靠山的、日益右倾化的日本对亚太局势稳定和安全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日本经济在经历上世纪后半期的繁荣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迫切的经济压力再加上岛国资源缺乏带来的焦虑心态，以及政客、国民不断弥漫的右倾化情绪，仍不排除日本在内部危机激化或发展受到挑战时，仍有可能会再次踏上危险之路。因此，作为日本的邻国，对日本右倾化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认清日本政情及走向，为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做最充分、最客观的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