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週刊2014風雲人物中的佔領者反佔領者

（旺角佔領者） 2014年亞洲週刊風雲人物，選出了香港佔領運動中兩大主角－－佔領者和反佔領者。他們似乎是死敵，但也可能是密友，他們敵對，但也彼此需要，他們的緊密互動，改變了香港的歷史進程。佔領者與反佔領者其實是香港社會思潮的一對雙胞胎，代表香港人所渴望的一切－－追求民主，但卻不能放棄法治；追求民主，但卻不要港獨；追求社會公正，但卻不要失去穩定。   二零一四年的亞洲週刊風雲人物，選出了香港佔領運動中兩大主角－－佔領者和反佔領者，因為他們代表了這個城市在綿延幾個月中的兩極化的爭鬥。這兩個對立的群體，從唇槍舌劍到肢體衝突，糾纏不休。他們似乎是死敵，但也可能是密友，他們敵對，但也彼此需要，他們的緊密互動，改變了香港的歷史進程，也在中華民族歷史的長河中，掀起了風浪，留下了至今未息的餘波。   佔領者與反佔領者，奇異地，其實是香港社會思潮的一對雙胞胎，在政治轉型中各走相反方向，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們也許是兄弟、夫妻、父子、姐妹、同事。在這個泛政治化的季節，他們都投入了一場前所未見的爭辯與鬥爭，至今未休。 （旺角的反佔領人士） 這場佔領運動，成為香港歷史上一場規模最大、分裂最嚴重的政治動員事件，很多家庭和家族都陷入了政治意見對立、乃至互罵的局面。了解這兩個群體的核心和他們內部變幻多端的價值光譜，就可以發現香港最新的變貌。   從數量來說，佔領派一直處於少數，但在九月二十八日警方施放八十七枚催淚彈時，佔領者凝聚的力量處於最高峰，在廣場的集會，人群數以萬計，但到了後來，隨著阻擋交通曠日持久，暴力衝擊事件此起彼伏，終於使民心逆轉。   佔領派和反佔領派，都對香港擁有完全不同的願景，不同的世界觀，也因此有不同的行動邏輯。他們彼此對立和爭鬥，也在爭奪香港前途的話語權，要彰顯自己的「政治正確」，也要爭取誰可以「笑到最後」。   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是深切地將自己的命運和香港的命運交纏在一塊，他們都認為自己的理念最符合香港利益。   他們都有意地或是無意間，將香港的佔領運動和臺灣在二零一四年三月的「太陽花學運」作比較。佔領派認為太陽花帶來臺灣政治的翻轉，導緻了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中大敗，但反佔領派則認為，臺灣學運的背後，和香港的運動一樣，都是分離主義的力量作祟，也將帶來這兩個島嶼難以估計的禍害。   佔領者與反佔領者，也往往代表了對中國的看法迥異。一些佔領者，在國族認同上更偏向「去中國化」，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他們由於反對共產黨和特區政府，甚至認為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根據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有百分之十八的市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有百分之十五認為自己是香港的中國人，有百分之二十四認為自己是中國的香港人，有百分之四十二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在佔領區內，也曾經出現一些港獨的標語，但它們並不是佔領者中的主流。不過支持佔領運動的香港大學生刊物《學苑》，則是連續幾期推出《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專題。而香港一些支持佔中的意見領袖如李怡、練乙錚等，都認為「港獨」不再是夢。   支持佔中的群體，在九月二十八日「霧與夜」的八十七枚催淚彈之後，曾經上升到高峰，估計在金鐘佔領區的佔領人數，數以萬計，在雨天或晴天，打開的雨傘，一片傘海，展現了群眾運動的氣勢。 同時，佔領派也立刻凝聚了香港社會運動和公民運動的力量。他們包括了環保人士、同性戀人士、反高鐵、反香港東北發展、爭取退休保障、為弱勢群體發聲。在「我要真普選」的旗幟下，凝聚了香港所有社運團體。   金鐘佔領區的街頭，洋溢著一片理想主義的情懷，也吸引了很多的年輕人。在各大佔領區，都可以看到各種社運團體的文化創作與留言，以讓人目眩的形式，表達他們推動社會公正的熱切渴望。爭取普選和政治制度的改變，不僅是他們的願景，而推動社會的蛻變，扭轉香港社會發展的模式，才是他們終極的訴求。   但從佔領的第一天開始，社運的理想主義就遇上了法治的現實挑戰。佔領了街頭，堵塞了道路，不但打爛了很多人的飯碗，讓的士司機的收入少了三成，讓住在山頂的居民到中環上班的時間，從平常的二十分鐘延到一兩個小時。   因而不少住在山頂的大律師，有些開始時還支持佔中，但最後自身利益受到損害，感同身受，挺身而出表示：佔領隻是哲學原則，而不是法律原則。   阻塞道路也使全香港約兩萬多名的士司機和幾萬名職業司機，立刻成為反佔領的先鋒。他們走在反佔領的前線，幾度與佔領者爆發肢體衝突，最後甚至入禀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要求佔領者離開，也為最後佔領劃上了句號。   從學界參與的力量來看，佔中三子－－陳健民、戴耀角、朱耀明，都不斷強調他們是要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而佔中的目的就是為了不要佔中，以形成一種張力，逼使北京當局談判妥協。他們成為佔領運動的理論旗手，號召市民參與這項空前的行動。   陳健民是耶魯大學的政治社會學博士，長期推動公民社會，他曾參與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活動，長期研究社會變革，對社會共識與分裂的問題都很關注。   戴耀廷是拔萃男書院畢業，香港大學法律系畢業，倫敦大學碩士，是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他曾任民主黨元老李柱銘的助理，與香港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是港大法律系的同屆同學。   朱耀明曾是香港柴灣浸信會的主任牧師，也是六四時期黃雀行動的參與者。   佔中領袖的另一個人物，是天主教的前大主教陳日君。他是強烈反對共產黨的宗教領袖，也對佔中的理念深信不疑，利用宗教影響了一些的信徒參與。   另一方面，反佔中的主要旗手雷鼎鳴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畢業，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他強調自己「用經濟學當眼睛」，破解佔領派的理論。雷鼎鳴說他在美國教書時，就和陳健民認識，陳還去選修過他的經濟課。但沒想到很多年後，他們成為佔領派和反佔領派的兩極。   另一位反佔中教授，是嶺南大學的何濼生，他也是海歸派，留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經濟學博士。他早在佔中籌劃期間，就不斷發表言論，痛陳佔中之害。   不是學界出身的反佔中大將周融，則是和佔中的朱耀明一樣，都是以一種傳教士的精神，身體力行，在香港各地推動反佔中的聲音。他的「幫港出聲」不僅在媒體刊登廣告，還在全港各地擺設街站，號召超過一百八十多萬人簽名，強調這代表了香港的「沉默大多數」。   反佔中從常識出發   周融是自學出身，他隻有中學畢業，但憑着辛勤的努力，從媒體底層做起，曾擔任英文《虎報》（Hong Kong Standard）總編輯，也是電臺的節目主持人。他對於佔中之爭，沒有什麼宏大的理論，但卻從老百姓的「常識」出發，指出佔領對香港的傷害。   另一位學界的反佔中人士是中文大學前政治與行政系主任鄭赤琰，這一位在馬來半島出生的老教授，從全球華人的立場，著文反對佔領行動，指出這對於爭取民主毫無助益，反而是弄巧反拙。但與他並稱為中大政治與行政系的元老關信基，則是支持佔領的理論先鋒。這兩位元老的政治信念和實踐，都是南轅北轍，反映了學界內部的巨大裂痕。   但反對佔中最受矚目的文字戰士，肯定是專欄作家屈穎妍。她在很多報刊的專欄，都針對佔領的言論和行動予以無情的批判，也贏得廣泛共鳴，在網絡上被轉載的頻率奇高。   屈穎妍當年曾任職《壹週刊》，與極力支持佔中的專欄作家陳惜姿，都曾是《壹週刊》副總編輯，被暱稱為《壹週刊》的兩朵金花，但如今兩人的看法卻是迥然不同，寫出了完全不一樣的城市天空。   不過最吸引眼球的，則是在佔領派中作為激進力量的「人民力量」主席袁彌明，卻有一位反佔領的哥哥袁彌昌。兄妹二人在政治上取態完全不同，但卻無損他們的兄妹感情。袁彌明曾參選香港小姐，是政壇少見的美女，而哥哥袁彌昌則是留學英國的國際關係博士，他從國際戰略與顏色革命的觀點，分析西方在香港這場運動中的微妙角色。   在佔領者的激進派陣營中，陳雲扮演了理論教父的角色。這位《香港城邦論》的作者，指中國大陸是「地獄鬼國、匪黨賊民」，他說「被中共殘害幾代的大陸人，都因為幾代人啞忍暴虐而扭曲本性，成為中共的合謀人」。他走在旺角佔領區前沿，倡導港獨理論，也接受他的一些弟子如「昭明公主」（愛作女性打扮的鍾銘麟）的擁護膜拜。而不少激進網站，尤其是部分「高登仔」的動員與警察對抗，都在思想上受到陳雲的影響，加強那種「去中國化」的分離主義，反共變成了反華，否定了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在七十九天的佔領行動中，原來知識分子的設想和美好的願望，都被殘酷的現實所扭曲。佔中三子所設想的「愛與和平」，要經由數以千計甚至數以萬計的佔領者的和平示威，最後被警察拘捕，領導人都出面自首，以帶來「道德的感召」。但這樣的劇本一直沒有發生過。佔領行動一開始，就進入了一個失控的狀態，到最後「佔中三子」都黯然放棄。朱耀明牧師幾度落淚，陳健民說他暫時不再參與社運。   為何「愛與和平」出現變調？這都因為事件一開始，佔中的領袖就被更激進的派系所綁架。學聯和學民思潮最後甚至和佔中三子出現巨大的裂痕，而學聯又覺得以中學生為主的學民思潮，是一股盲動力量，在最後衝擊政府總部與絕食的事件中，都是自己決定，沒有取得內部共識，也因此最後使那些「大人們」心灰意冷，覺得被那些小朋友「擺了一道」，黯然告別這運動。   對於警察的態度，也是佔領派和反佔領派的巨大分野。佔領派認為警察是「魔警」，是和黑社會密切的「黑警」。但反佔領派則指出這是對警方的「妖魔化」，是污辱香港警察，混淆視聽。   十月十八日，就在金鐘龍和道夜戰的混亂情況中，一名公民黨的社工曾健超涉嫌用不明液體倒向警察，在夜色中，警察的反應是抓住他到暗角中「修理」。而這一幕剛好被無線電視(TVB)的記者拍下來，將這視為「黑警」的證據，掀起了軒然大波。後來這七名警察被起訴，顯示了警方內部秉公處理和專業，但事件也引起了一些反佔領者的不滿，指責沒有考慮到肇事者用不明液體攻擊警察的事實。   非暴力、有序和去中心化本來是佔領運動的最大特徵。最高峰期時，曾有幾萬人聚集於馬路上，期間沒有一輛車被燒毀，沒有一個商店被劫掠，沒有一個民眾遭受重傷。多數時候，佔領者保持著溫和的姿態，他們互相提醒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是最大的武器。   但後來出現的佔領者與反佔領者的對壘，推翻了這種平和的格局。旺角的兩派衝突與警民對抗，超過了港產片的想像，更不要說一些激進力量發動的龍和道夜戰與衝擊立法會事件，就好像一場又一場的城市遊擊戰。穿上了頭盔、護目鏡、面罩的「街頭戰士」，與警方短兵相接，彼此對峙。   佔領區形成了不同的村落，到處是帳篷，它們的擺放位置像是經過了通體的規劃，留出了行走的道路。各種系統也自發地運作著，醫療隊、糾察隊、維修木匠、垃圾清潔工、物資站、演講場……甚至出現了臨時教堂與學生自習室。某些角度看，一切像是一場紀律嚴明的軍事行動。但另一方面，運動裏並沒有出現一位一呼百應統領全局的領袖，不同的組織與鬆散的群眾都參與其中，他們對於民主的理解與訴求未必一緻，難免互相排斥。學生領袖與佔中發起人，除了獲得媒體話語權上的優勢，對運動如何發展下去的控制力相當有限。   但無論如何肯定運動裏的道德力量，佔領馬路終究是違法的。民主與法治兩種普世價值，發生了矛盾。佔領者的對面，必然有著為數眾多的反佔領者。一些人在運動尚在萌芽時即持反對態度，認為以威脅手段爭取普選會適得其反，隻會令中央收緊政策；一些人是佔領之後發生了轉變，他們感到受侵害的是經濟、法治與自己的生活。反佔領者不是鐵闆一塊，但可以肯定的是，佔領越久，民意反彈越強烈。   佔領與反佔領的兩種力量始終交纏在一起，黃絲帶與藍絲帶的標誌區分了人群。這是一種奇妙的感受，即使在佔領區之外，通過不同的顏色，人們迅速地定位了屬於自己的群體，輕易地區分了敵友。社會前所未有地發生了某種巨大分野，鴻溝存在於無數家庭、友人、小團體之間。政治自然而然地滲透進了人際關係，因政見不同人們彼此疏遠，而身處同樣的陣營，能產生某種同仇敵愾。   外部勢力是否參與，成為雙方鬥爭的一個重要的說辭。反佔中者指出，《蘋果日報》和壹傳媒的老闆黎智英，有秘密捐款給佔領者的領袖，有關的金額和單據，也都在網上流傳，並且指出他的助手Mark Simon就是美國的情報人員。但佔領者同樣指責，反佔領者後面，都是北京力量在支持，包括僱用黑社會人物在旺角挑戰佔領者。   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曾經在一九八九年指揮「黃雀行動」，參與營救民運學生的「六哥」陳達鉦，坐在他位於旺角附近的辦公室，接受亞洲週刊的專訪時說：旺角本來就是黑社會的根據地，佔領行動立刻就損害到它們的利益，因而「黑社會也是受害者」。它們不需要外力介入，就會自己「做嘢」（粵語：幹活），與佔領者對抗。   激進團體的狂歡   一些相對於主流泛民派遊離在外的團體，也加入了這場佔領的狂歡。黃洋達領導的「熱血公民」一直是佔中的反對者，他的激進取態與戴耀廷等人的溫文爾雅的學者風範格格不入，但這不妨礙他以「這不是佔中而是革命」為由投身運動。熱血公民和在場所有人一樣，沒有打出屬於團體的旗號。「沒有大會、沒有代表」的呼聲也在那時出現了，統一的黑字黃底的宣傳單張顯示這是有組織的行為，不過沒有人在乎這個細節，也沒有人懷疑誰在領頭。原有的佔中組織的糾察隊統一把「糾察」的袖標拿掉了，在那一刻起，他們等於放棄了糾察的權力。去中心化、去組織化，也使運動往一個失控的方向發展。   這也使反佔領的力量有更多的彈藥。他們指出香港不能再這樣亂下去。其實就在佔領之初，就出現佔領者要檢查警車、要檢驗開往特首辦的餐車車上是否藏有催淚彈。這使得市民警覺，這是否香港「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開始流失的時候，而香港長期以來所自豪的法治精神，是否也逐漸消逝？退休高級警司劉達強就對這種現象非常焦急，他在手機的群組中，不斷傳播有關信息，也不斷警惕佔領力量對這城市所造成的破壞。   曾經是學生家長會領袖的李偲嫣，也是反佔領和撐警察的先鋒。她走上街頭，和支持佔領的團體短兵相接，彼此辯論、對罵。她說自己就是看不過眼，才挺身而出。   金鐘夏慤道上搭起了一個新的大臺，以大臺為中心每晚舉行集會。佔旺角是另外一番場景，到處是市民的即興演講。人們不僅談論抽象的自由民主，還講述著更為具體的事情，有人談起催淚彈之夜的遭遇，有人則講述通貨膨脹、買不起樓的痛苦。有人看來是路過而偶然加入的，手上還提著麥當勞的外賣。多數演講並不精采，邏輯跳躍，缺少條理，甚至不乏民粹情緒，但卻是充滿生命力的場景。   佔中本意是感召運動   陳健民始終感到不安。作為佔中另一名發起人，他自認為是個悲觀主義者。以他的理解，佔領中環是場感召運動，讓更多人內心燃燒起民主的火焰——這已經在佔領頭幾天香港人的回應裏充分實現了，他對人大撤回決定並不抱太大希望。這一點，他和充滿激情與理想主義的學生領袖截然不同。   旺角和銅鑼灣被意外佔領時，陳健民的第一反應不是驚喜而是憂慮。他從來沒去過旺角佔領區。而按佔中原有計劃，最晚十月五日也應該結束了。當得知一些店鋪受到影響時，他非常難過。另一方面，他又擔心學生的安全，「不願意有一個雞蛋被打破」。   一些人不再能忍耐和平的靜坐，升級行動在十月十四日出現了。他們戴著口罩，顯然是學生與原佔中組織控制之外的人，在夜間攻入了政府總部北側原本暢通的龍和道。與警方的衝突發生後，夏慤道的佔領者也增援了進來，城市遊擊戰打到了隧道裏。這是佔領行動發生以來最激烈的一次警民衝撞。   這也徹底顛覆了原來佔中三子所提倡的「愛與和平」。佔領者要用武力來佔領一條交通要道－－通往政府總部的隧道。數以百計帶著全副武裝的年輕人，和警察在隧道內外展開混戰，讓電視機前的市民看得目瞪口呆，過去隻有在電影中出現的「城市遊擊戰」出現在眼前。   這場突襲本來是一場扭轉民心之役，佔領者的形象一夕間淪為暴徒，成為一群崇拜暴力的群體。   在膠著狀態中，佔中三子始終通過中間人保持和政府聯繫，督促對話的發生。而學聯也意識到長期目標與堅硬現實的衝突，在亞洲週刊的採訪中，其中一位學生領袖暗示，最終捍衛的底線將是一個補充民情報告和一份真普選的時間表。這意味著學聯正在把他們的那些宏大的訴求濃縮為兩個簡單的要點。   十月二十五日，一股始終存在但按捺已久的力量終於發起了集中的反擊。一場全港反佔中的大簽名在這一天開始了。從名字看來，組織方「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顯然認為自己才是普選制度的保護者。這是個龐大的多方聯盟，在全港各區竟然設立了九百零八個街站，密集的地區百米之內會有三四個街站。聯盟成員多來自建制派，工聯會與若幹立場保守的商會承擔了骨幹作用，但也有一些民眾陌生的機構，比如圓玄學會、郁達夫學會。   聯盟採用的是加盟制，提交申請表審核後即可通過。「你是賣豬肉的、賣牛肉的，還是賣羊肉的都可以。」發言人周融對亞洲週刊說。「因為我們相信每一個機構，他們都是用自己的資源來支持大聯盟的。」不同的加盟者可自行選擇、協調開設街站的位置。   其實在佔領運動出現後，一些少則幾人多則百人的小型反佔中團體一直活躍，他們會直接進到佔領區唱反調。但由於人數對比上的劣勢，他們很快就處於被圍攻的尷尬境地。不可否認，某些團體似乎在幫倒忙，表現得相當拙劣，他們的成員難以抑制被激怒的情緒，或者不斷重複陳腐的說辭。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選擇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它並無闖入佔領者的地盤去試圖驅趕或者感化對手，而是把宣傳的重點放在了普羅大眾身上。   作為一個出鏡率頗高的人物，六十四歲的聯盟發言人周融是狂熱的高爾夫球愛好者，而在過去的一年多時光裏，他隻有一個清晰的角色：反佔領者。他放下了所有的工作，也很久沒有去高爾夫球場。他過往的經驗與人脈幫忙他迅速成為了反佔領的領軍人物。在他更早之前成立的反佔中組織「幫港出聲」裏，集結雷鼎鳴、何濼生等一批享有聲譽的意見領袖。在這場運動之前，他算是毫無政治經驗的「素人」，但伶俐的口齒讓他足以應付公開辯論與媒體採訪。   在過去的一年裏，戴耀廷遭到過騷擾、侮辱，甚至死亡信件威脅，但據周融說，類似的事情也在他身上發生：「走在街上看見我，就有人比出中指。」但他反覆強調：「我心中沒有什麼敵人。」   「他所使用的這套語言和思維恰恰是香港人能接受的，不是闆起面孔說教的。」一位中央官員對亞洲週刊如是評價周融。他認為學生追求的「公民提名」違反香港基本法，佔領則是搞錯了懲罰對象的自戕。他鼓吹接受經「提名委員會」篩選的普選制度。「香港不能亂」是他的口頭禪。   十月底發起的簽名，已經不是該聯盟的第一次簽名行動了。在七月成立後，該聯盟即發動了一場為期一個月的反佔中簽名，收到了一百五十萬的簽名。「收錢辦事」，也成了佔領者與反佔領者發生對峙時最能噎住對方的反駁。許多時候，佔領者近距離拿手機拍攝反佔中的「藍絲帶」，留下影像證據或者純粹是為了羞辱對方，他們還會唱起生日歌——那是一種莫名其妙流行起來的驅趕手法。   佔領區內外是兩個不同的輿論場。在那個被激情澎湃的演講與鮮艷的宣傳標語充滿的世界裏，生活其中的人容易陷入一種不斷強化的自我暗示。他們對敵對方的某些描述確屬事實，卻輕易陷入全稱判斷的潛意識裏，「對方都是黑社會或者收錢的」。   與警方衝突後，佔領者傾向於誇大傷害，自己陣營主動挑釁的情形卻不提及。在運動初期，這些對警權濫用的譴責，對於警方更謹慎克制地使用武力大有裨益——某種程度上，他們抗議越響亮，那些糟糕的事情就越不會發生，但隨著佔領陷入僵局，不顧事實的極端指責與自說自話，更快地流失佔領區之外人們的同情。   在第二次的簽名活動裏，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用更短的時間獲得了更多的簽名，九天，一百八十二萬個名字。「相信這是一個世界紀錄。」周融說。他不認為簽名的涵義僅僅是表達對警方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撐法治、治安這些香港核心價值」。   對於廣場上很多人來說，一百八十二萬的簽名數字並沒有殺傷力。他們認為簽名大有水分，正義與民意在自己一方。真正對他們心情造成影響的，可能是十月底的另外兩樁事，戴耀廷、陳健民回校復課與廣場投票的叫停。   儘管強調並非退場，也會利用課餘時間回到佔領區，兩位大學教授在佔領滿月之時的選擇仍顯得突然。而十月底的最後一個週日的僅限佔領者的投票，這個原本旨在對話之後、進一步獲取民意授權的舉措，在開始前幾個小時倉促宣布擱置，似乎暴露了佔領者內部決策上的分歧與混亂。   兩件事是有聯繫的。佔領者內部不同世代之爭是外界早已知道的秘密，代表著溫和力量的佔中三子、泛民政黨與有著更進取姿態的學生領袖、支持學界的民間團體，就有如鷹派與鴿派，在目標、策略上都有很大不同。雙方發生過激烈爭吵，在某場會議上，一向好脾氣的戴耀廷曾憤而離場，待冷靜後才折返。   佔中團體內部矛盾   後來回憶起這段紛爭時，陳健民承認，「我們基本上用半退的姿態放出一個信號，要思考這個運動是不是要轉化了」。   十一月對佔領者來說，是一連串的挫折。學聯意欲在APEC會議期間，去北京陳情，但十一月十五日，三名代表到達香港機場後，被告知他們的回鄉證已註銷了。學聯希望以北京不了解香港情況為由打開突破口，但這個反饋信號足夠清晰到讓人驚懼，北京不僅知道香港發生了什麼，還知道所有核心人物的一舉一動與證件號碼。   同一日，香港高等法院上訴庭駁回了暫緩執行旺角佔領區禁制令的申請。這意味法律程序上的最終落槌。政府本可引用公安條例直接解決問題，但金鐘一座大廈的業主和一間小巴公司通過民事訴訟程序變成了清場的推動者。   對話之後成立的由學聯、學民思潮、佔中三子、泛民政黨與民間團體組成的五方平臺，也陷入了泥沼。該平臺本是佔領者自己實踐民主、制衡權力的機會，但遺憾的是，集體決策未能實現，平臺變成了隻是各方表達立場與溝通的場所。而作為可引發新一輪輿論壓力的「議員辭職公投」，由於學生領袖拒絕與退場掛鈎，以及一些議員對公投結果的憂慮，在討論幾輪後，也不了了之。   佔領開始的時候，學聯成員常在立法會的泛民議員辦公室裏過夜，敲門就可以找到。但兩三個星期後，他們搬回旺角的辦公室，彼此見面的機會大大減少了。尋求共識是一個效率低下、困難甚至不可能的事情，在決策上，學聯越來越獨立，他們往往先行做出決策，再告知他人。   陳健民選擇接受這種狀態。「我沒有崩潰過，你要學懂面對一種失控的狀態」，他說：「這個飛機好像沒人駕駛一樣的，有時候好像有，好像沒有，人家還以為你是其中一個在控制這個飛機的人。」   他會把想法發手機信息給學生，對方有時回兩句，有時沒有回覆。「他們也會覺得我們挺煩的吧」，陳健民說：「好像父母早上在冰箱的外面貼紙（叮囑孩子）。」   民意繼續逆轉著。根據十一月初的調查，近七成受訪者認為佔領者應該全面撤離。而到了十一月中旬，另一個調查顯示，認為佔領應該停止的受訪者比例再次爬升，超過了八成。兩個調查都是由獨立的大學機構進行的。   佔領者也面臨著人數上的嚴重減員。最初站上街頭的絕大多數學生已離開了，留守者不乏行為粗鄙、打扮另類的青年。雖然香港媒體每日頭版幾乎仍是佔領運動，但國際媒體的關注明顯減少了。在佔領區內，多數人的意見仍是堅持到底，因為主張撤離的人，選擇了用腳投票。   在有關國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和反國教事件中，湧上街頭的人們最終都取得了勝利。但這一次，香港政府與北京不再做任何退讓。種種跡象顯示，天秤正在倒向反佔領與體制的那一端。   龍和道夜戰的武力陰影，又再出現。十一月十八日晚上，上百名戴著口罩自稱網絡集結而來的示威者，為阻止傳言中的網絡二十三條議案的表決——事實上那根本是個假消息，發起對立法會的衝擊。他們用鐵馬和磚頭砸立法會大樓的玻璃，但打開缺口後，卻四散逃離。警方趕到後，又一輪毫無意義的衝撞開始了，混亂中，一些警用設備被偷走了。次日，佔領與反佔領陣營實現了難得的同步，佔中三子與泛民議員均譴責了暴力行為。但學生領袖們似乎不忍心切割任何衝擊者，在接受採訪時隻是謹慎地使用了「不能理解」一詞。   立法會被衝擊之後的那個週日，佔領者首次走出佔領區，在香港二十一個不同地方開設了街站。這個意在聽取大眾反映、宣傳普選理念的社區活動，卻預料未及地到處遭遇市民的圍攻指罵。「他們搶我們的單張撕掉，用粗口罵我們」，民主黨議員黃碧雲告訴亞洲週刊，這是她多年來開街站從未碰到的情況。她表示對未來選情的憂慮，「我們看見原來支持真普選的，可能也不支持佔領，所以為什麼我們說要勸學生考慮轉移」。   三子自首推動退場   在權衡局勢之下，佔中三子決定再進一步，以投案自首的方式，推動佔領者主動退場，他們在五方平臺上公布了想法。後來，向亞洲週刊回憶起這個「艱難決定」時，戴耀廷說：「政府不願妥協，我也明白，不然好像是鼓勵繼續佔領，為什麼要加籌碼給你？」他期盼著，「退了以後，過一段時間，大家重新對話，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自首時間定在了十二月五日。但這個消息並未在佔領區內引起太大的震盪。在某些佔領者眼中，「好好先生」戴耀廷已經成了被嘲諷甚至被痛恨的對象。學生領袖們公開表示，尊重三子自首決定，但不會跟隨。   一批人將壓力導向了曾擁有香港主權的英國。他們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包圍了英國駐港領事館，要求英國監督香港的民主，並經濟制裁中國。但這大概是整場運動最短暫的一次佔領，三天後，英國領事館請求警方開通了道路。   一天後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旺角也根據法庭禁制令開始了清場。三子和多數泛民議員並未去旺角堅守，這段時間裏他們在密集地開會討論未來策略。學生領袖則選擇了站在警方警戒線的對面，幾位首要人物因此被捕。作為學民思潮領袖黃之鋒被捕的一個典型特徵，他的眼鏡又不見了。   「溝通之路已經走盡。」學聯事後發表聲明。在無望的情緒之下，學生領袖們號召在十一月三十日包圍政府總部。這是個貿然決定，泛民主派政黨與佔中組織均持反對意見，民主黨議員黃碧雲回憶，「我們覺得太危險，也不希望刺激政府清場」。但沒有人可以阻止學生。   從形式上來看，圍堵政總與九月底學生攻入公民廣場沒有本質差別，都是通過行動升級以求變局。但結果完全不同。儘管學生們始終主張非暴力——就他們自己而言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但他們無法控制躁動的群眾。包圍變成了衝擊，有示威者手持自製盾牌防衛，向警察擲物、噴滅火筒；而警方似乎也受夠了，廣泛地以警棍撲打。很多人受傷流血。因為有案底在身，黃之鋒等幾位學生領袖缺席了圍堵，一些因號召而來的示威者憤怒地認為，這近乎背叛。主流輿論對衝擊行動多持批評看法，《明報》刊出《「雙學」盲動號召圍政總，暴力衝擊違和平初衷》的社評。泛民議員也集體發表聲明，呼籲結束圍堵。   十二月一日，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承認，行動失敗。   再一次的，黃之鋒決定站出來，改變劇本的走向，他和另外兩名學民思潮成員宣布無限期絕食。事發倉促，直到在金鐘的大臺上正式宣布的前十分鐘，學民思潮內部還在討論可行性。黃之鋒和他的同伴以慘烈的方式，收穫了一些同情者，絕食帳篷外排起了探視的長隊。但不同於前兩次，他再也無法改變劇本了。整體而言，社會對他的絕食缺少關心與支持。在最後一個學生退出絕食前所過去的一百多個小時裏，也沒有一個政府官員來探視過。   事態變化超出想像   事態的變化再次超乎了佔中三子的想像，他們緊急發表緻市民的公開信，期盼學生以退為進，並宣布自首時間提前。這件事上，他們沒再與學生溝通。十二月三日下午三點，三子與另外六十五名追隨者走進了警局。有些尷尬的是，泛民議員大多缺席了，佔中組織成立時信誓跟隨的所謂「佔中十死士」，也隻有兩人出現。   但一場事先張揚的自首，未能得到公權力的配合。在例行填報地個人資料並承認參與非法集結後，投案者未經審訊，全部被釋放了。警方表示保留檢控權力。但自首的意義是，三位佔中發起人在這場運動中不再有角色，從這一天起，佔中組織解散了。   「其實沒有辦法癱瘓中環的。現在也沒有癱瘓，股市還是升了。北京也知道，我們能夠做的根本就不是要癱瘓中環，我們是要佔領人心。」自首兩天後，戴耀廷在他香港大學的辦公室裏對亞洲週刊說。癱瘓中環概念的首次出現，是在他二零一三年一月的一篇專欄，「但是三月我們提出和平佔中的時候，論調已經改變了。之後，你看我從來沒有再說這一點」。他神情疲憊，像是經歷了一場大病。   戴耀廷承認，字面意義上的佔領中環是一個謊言。所謂「十一去飲」，也不過是選擇中環的行人專用區靜坐，由三子信任的政黨和團體分九區坐鎮。佔領計劃裏不涉馬路，更沒有金鐘、旺角、銅鑼灣。   剩下的事情已經不再有懸念了。十二月十一日，最大的佔領區金鐘遭到清場。不願離開的留守者坐在一起，等待拘捕。讓人感歎的是，被捕人數尚不及學聯五個月前佔中預演，隻有二百零九人。   對於未來，綽號「長毛」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認為人心會回歸。「他們不會因為我們運動裏面一些毛病或者看起來不對的地方，轉變對香港政改態度。」他對亞洲週刊說，他還在積極遊說議員辭職公投，他認為那將是一場新的宣傳戰爭。   而權力的「連環套」，一環扣一環，在廣場和街頭，比學聯和學民思潮更激進的力量不斷湧現，從「熱血公民」到「人民力量」到「學生前線」的鄭錦滿，越來越激進，他們被指責主動挑釁警方，衝擊警署、立法會、政府總部，要不斷將暴力升級。   但北京早就為應對的策略定調：「不妥協，不流血」，尤其要避免六四事件的重演。很多國際媒體所關注的解放軍出動鎮壓的場景，始終沒有出現。而北京也一直強調對特首梁振英的強烈支持，化解了佔領者要求梁振英下臺的訴求。   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的總體戰略，師法毛澤東的「持久戰」，或是蔣介石的「時間換取空間」，歷經兩個多月的起起伏伏，贏得了民意大逆轉，在壓倒性的民意支持下，以和平的方式清場。警務處長曾偉雄在金鐘和銅鑼灣清場後發表談話說：「佔領運動以暴力開始，但以和平結束」，為這七十九天的喧嘩與躁動，作出了總結。   佔領者與反佔領者是一體兩面，代表著香港人如何治理這座城市的願望。在多次的民意調查中，反佔領者均超過了半數，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和佔領者一樣，也是民主的信奉者，隻是對於用何種手段實現目的，有著不同判斷。   在這場佔領中，無數境內外媒體到場採訪，見證了其中並存的信仰與幻滅、驕傲與偏執、驚懼與怨恨、決心與力量。這座城市歷來以務實、勤懇著稱，發達的金融、高效的商業是其引以為傲的部分，佔領與反佔領之爭，遠遠超出了世界對於香港人的政治熱情的想像。   但佔領的餘波還在街頭延伸。一些激進的力量，在高登網站和很多臉書上動員，在旺角街頭推動「流動佔領」，以「鳩嗚」（「購物」的廣東話諧音）之名，滋擾商店，但也更引起了民意的反彈。   佔領與反佔領雙方，都不會認為清場之後，一切就會恢復正常，因為爭奪人心的戰場，其實更為險惡。在民主政治制度之外，爭取社會公正，其實是整個社會更迫切的問題。如何消除香港內部種種矛盾，化解嚴峻的住房問題，要找到年輕人「上流」的機會，而不是讓他們大學畢業後，拿低薪，住在高昂租金的「劏房」。如何找到經濟上的良方，來化解政治上的激進主義，是香港所有派別都要面對的挑戰。   二零一四年香港的兩個群體的博弈，看似是一場殊死戰，但其實也代表了香港人所渴望的一切－－追求民主，但卻不能放棄法治；追求普選，但卻不要港獨；追求社會公正，但卻不要失去穩定。佔領者和反佔領者是這個城市的雙胞胎，無論怎麼討厭對方，但最後還是要學會怎樣彼此容忍，找到一個彼此都可以愉快地和平共存的空間，不要失去彼此都珍惜的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