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月横照大地 劃戟直刺青天
信则有
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台前幕后
据师哲同志说，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曾对刘少奇等中国同志说，依我看来，世界革命中心正在逐渐东移，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欧，却在东方的苏联取得了胜利，将来就会在中国发展，中国将是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心，你们的毛泽东同志就是世界革命领袖。
我不知道这话对毛泽东有过什么影响，但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世界革命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实出现了谁听谁的问题，即谁是世界革命中心和领袖的问题。尤其是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他继承了斯大林在党的关系上的“老子党”做法，在对外政策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作风。毛泽东对此坚决反对和极力抵制，自视为“正宗”马列主义的苏共头头处处咄咄逼人，从来不买外国人帐的中共领袖常常寸步不让，这就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从而导致了中国党对苏共方针路线和内外政策的全面抵制和公开的批评，最后造成了国际共运以至世界格局的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动荡。60年代初，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及世界各国的马列主义政党及其组织，全都一分为二，重新划线站队，绝大多数党或国家本着传统做法支持苏共，也有少数国家的党或小派别，赞成或同情中共，各国各党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了这场社会主义国家和全球共产党之间的空前激烈的“世界大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当然地成为“交战”一方的最高决策人和战略总指挥。
在此之前，我已从外交部调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由从事政府外交转为党的国际联络工作，因此也直接参与了这场针对苏共的名为“国际反修斗争”的国际共运大论战，事情是从斯大林辞世几年后开始的，先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动摇混乱，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党虽然力求维持表面上的中苏团结，实际上是反对苏共的许多做法的，赫鲁晓夫对此也心照不宣，对中国党的不紧跟他们十分不满。50年代后期，他们的不满日益公开化，苏共一面对我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国内政策表示批评和反对，又在当时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公开偏袒印度一方，赫鲁晓夫甚至在我国建国10周年庆典时，不指名地攻击我国是“好斗的公鸡”，又在种种场合用各种方式批评指责我国的内外政策是“实际上反动的”、“冒险主义”、“唯意志论”和“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等等。
1960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东欧几国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我国派出了“观察员”身分的代表团，我是代表之一，康生领队。当时赫鲁晓夫正鼓吹实现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苏联在这次会议上，宣布单方面裁军120万，华沙条约各国也跟着裁军共达380万人，又宣称要同美国等西方大国签订互不侵犯和裁军、禁止核试验等一系列协议，中国代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会上作了主题相反的发言，提出国际形势好转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结果，帝国主义性质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依然存在，所有没有中国参加的国际协议，对我国一概没有约束力。赫鲁晓夫对我国代表团的发言很恼火，在招待会祝酒时，就不指名地说中国党在拆苏共的台，暗骂中共领袖是“应该扔到墙角去的破套鞋”，又在其他场合多次批评中共的主张和做法，我国代表团向国内报告后，又奉命作出了回答，一场影响深远的中苏论战和国际混战，就此揭开了序幕。
当年4月是列宁90诞辰，经毛主席决策并审改，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重要文章。文中按毛主席的观点及要求，对苏共的思想路线及其内外政策引据马恩列之经典，作了全面、系统和严厉的批判。其批判对象虽然只提了南共“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但谁都知道其矛头是直指苏共及其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苏共对此当然不能沉默，马上与各党通气，决定利用当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党代大会，约集各国党领导人，讨论和解决中苏两党之间的严重分岐。毛主席决定由彭真、康生和我加上驻罗大使许建国等，组成代表团赴会。出发前先集中在钓鱼台学习领会毛主席的有关指示，研究制定赴会后的方针对策。我们按时出国并与50多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一起参加了罗共的大会。赫鲁晓夫亲率苏共代表团先我们一天到达，他们不仅利用罗共大会讲坛在致词中不点名地指责了中共，更在当天向各国代表团散发并宣读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其中公开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等等，接着又发动各党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围攻中共代表团，全面批驳我国的《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说中共是“要发动战争的疯子”，搞的是“假革命的极左路线”，是“托洛茨基方式”和“民族主义”等等，使我们一时十分孤立，只剩东欧最小的阿尔巴尼亚一家还倾向和同情我们。
我们将事态迅速报告了北京，中央马上给我们发来写好的声明，让代表团立即译成外文发出去。声明中揭露苏共对我党搞突然袭击，对各国党采取家长式的专横态度，而中国党决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棒，决不向任何错误的观点和作法屈服。这个措词强硬的声明更加激怒了赫鲁晓夫，他们在会上对我们几乎到了对骂的程度，我见代表团长彭真有时也情绪激动得难以自控，就悄悄给他递过去一张写有“哀兵必胜”的字条，一面表示支持，一面让他压压火。当时现场口头翻译的是阎明复，这次显示出了高超的翻译水平和很强的思辩才能，准确而有力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与意志，反而使赫鲁晓夫等围攻者常常慌不择言甚至语无伦次。
苏共原想利用这次机会压服中共，结果只“打”成了平局，反而使分岐更明显、矛盾更尖锐了，他们岂肯就此罢休，经过组织发动和挑拨收买，使本来只是中苏两党之争，变成了中共与各国党之争，并且使本来主要是党内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观点之争，很快转化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布加勒斯特会议一结束，苏共中央就通过苏联政府通知我国，将按照协定来华帮助建设或进行合作的苏联专家立即全部撤走，并中止执行和片面撕毁几百项协议合同，又找岔子驱赶我国外交人员，在中苏边界上挑起纠纷，一时真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是，毛主席镇静又充满自信地指挥全党全国，顶住了突然而来的恶劣形势，迅速组织了反击，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立场，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尊严，使赫鲁晓夫等人未能完全得逞。当然，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一定代价，由于苏联的毁约以至反华，我国从政治、经济到军事上，都蒙受了不少的损失，加上几乎同时发生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其实也是这场国际论争和政治风云的反映和后果之一。
1960年9月上旬，我出访古巴尚未回国，就奉中央电令转道莫斯科，参加当月17日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我立即赶去并参加了会谈。我党代表团长是邓小平总书记，他在会上严正指出，苏共以“老子党”“老子国”自居，把党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已造成了我国的损失，同时表示了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党和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决不妥协的决心。苏共当然不会轻易认错，于是这次本想解决两党两国关系恶化问题的会谈，仅仅是“各自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就散了会，唯一达成协议的是于当年10月和11月的十月革命43周年，中共再来代表团继续会谈。不久，由邓小平和刘少奇于10月、11月分别率领代表团连续赴苏，可惜每次都是各抒己见争吵一番而已，只在十月革命43周年时和81国的“兄弟党”一起签署了一项纯属对外宣传的《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但是这些文件丝毫掩盖不了由中苏两党分岐引起的国际共运间的分裂状况，由于中国党的批评反对，苏联实际上已经不能再“为首”和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了。
国际局势的这一重大变化，主要发生在1960年。从这年2月起，我党先后派出5个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共会谈或在布加勒斯特与苏共领导人接触。每次会谈接触都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决策进行的，每次会谈结束回国时，他都要亲自听取我们的汇报，有时他在杭州或北戴河，我们都要专程赶了去，他对代表团的活动，一再表示了肯定、赞许和支持，我们也因为上头有他的指导和指挥，不论什么情况都觉得信心百倍。由于这年我党代表团曾去莫斯科5次，郭沫若曾为此写诗说：“五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虽然毛主席本人并不住在钓鱼台，但是我们每次出国前的准备，回国后的总结，大都在钓鱼台进行，中央的“反修”领导和写作班子，也常在钓鱼台办公。如果说我们是这场国际论争的前线指战员，稳坐指挥并“钓鱼”的当然是毛主席了。
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将分裂形势推向了新高潮，赫鲁晓夫等公开攻击中共及支持中共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当时惯例是党代大会得邀请各国党派代表团参加，苏共却不让阿党参加22大。中共代表团长周恩来在致词中公开回答苏共对我党的攻击后，提前回国不再参加会议。1962年底到1963年初中央决定我为代表团长出席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四国党代大会。各党大会无一例外地按苏共的调子对中共及阿党进行了攻击，我遵照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一一作了回答，苏共及东道国当然要作出反应，结果在捷、德的党代大会上，我致词中提到苏共时，台下竟起哄、拍桌、吹哨和跺地板企图打断我的发言。我当时心里虽然不免尴尬，表面上却还镇静，我想自己正代表着一个伟大的党，执行着自己领袖的指示，作为一个客人来到这里，主人不能也不应该对我无礼，就像毛主席诗中所说：“我自岿然不动”地硬着头皮顶住了。有的记者形容我当时能“泰然自若”，因而称我为“伍泰然”。
与此同时，中联部另一副部长赵毅敏代表我党出席意大利党代大会时，也受到了与我相似的对待。对这股气势不小的政治风潮，我国蔑称之为“反华大合唱”，我们几乎到处都受到攻击反对。我和赵毅敏先后回国后，分别向毛主席作了如实汇报，他对我们进行了鼓励和慰问，甚至连续吟诗自励：“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还“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苏共指挥的“反华大合唱”，我国针锋相对的“独唱”以及阿尔巴尼亚等的“帮腔”，正喧闹得不可开交时，与我国友好的越南等国建议停止公开论争，举行中苏会谈以平息争端。几经斡旋磋商，定于1963年7月由邓小平、彭真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可是因为在此以前，苏共不仅公开发表了大量攻击中共的文章报道，还在中苏边境、我国新疆和我国驻苏大使馆连续制造事端，其反华调子正越唱越高。为不让苏共乘机封住我们的口，就在代表团访苏前的6月14日，发表了由毛主席亲自定题定稿的，更加全面深刻地批判驳斥苏共观点的长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25条”)，实际上使中苏论争达到了又一高峰。苏共哪能认输，立即予以“断然拒绝”，认为“25条”是对苏共“毫无根据的诽谤与攻击”，并再次驱赶我国外交人员和留学生，还砸坏了我国驻苏大使馆的展览橱窗等等。就在这股极不平静极不友好的气氛中，我党代表团还是按原计划启程出国了。我又是代表团成员之一。
中苏两党的高级会谈就在双方的激烈论争和互相抗议中开始了。会谈中自然也是各不相让地你攻过来我顶过去，对于这种“会谈”，西方记者称之为“聋子对话”，还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代表团每天及时将会谈的情况和内容报告北京，中央向毛主席报告请示后，又立即给我们发来指示，所以会外反而比会内忙。就在会谈中，苏共于7月14日又发表了名为苏共中央给全党实际上是给全世界的公开信，对中共的“25条”进行了坚决回击和全面驳斥。这使勉强进行的“聋子对话”也对不下去了，最后仅达成一项协议，会谈暂停，以后再说。第二天我们就全体回国。
我们的专机飞临北京机场时，我发现机场上十分热闹，一下飞机忽见等候在机场，亲自来迎接我们的竟是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全体中央领导人，机场上聚集五千多人的欢迎队伍，还有各国的外交使节和国际友人。喧天锣鼓声中不时传出震耳的“反修”口号，全场到处都是红旗、彩旗和标语横幅，我们刚走下舷梯，毛主席就领头走过来，与我们一一热烈握手问好，又让少先队员为全体代表团成员献上了鲜花，还让我们与以他为首的欢迎者一起排在飞机前合影留念。我们绕场一周和离开机场时，全场一片雷鸣似的欢呼和掌声，中外记者纷纷把这一盛大场面和热烈气氛摄入镜头和写入报道，第二天各报和各种新闻工具都突出报道了我们代表团的归来特别是毛主席对我们的迎接。对这场破格破例的欢迎仪式，我们都明白这并不是冲着我们这几个人，而是借题发挥地对外国“帝修反”特别是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组织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政治示威。
欢迎仪式一结束，又破例地没让我们各自回家休息，全体代表团成员都奉命跟着毛主席的车一直开进了中南海。毛主席和我们一样，也一点没有休息，坐下来就让我们作详细汇报。邓小平、彭真作汇报时，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认真地静坐倾听着。从毛主席那专注和满意的神情中，我看出他对这次会谈的无比关切，对所汇报的内容不断点头称是，有时还插几句问话甚至笑话。
这次无结果的会谈，特别是中共“25条”和苏共“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中苏论争和共运分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央的“反修”写作班子，在毛主席的指示授意下，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连续发表了一批深入批判“苏修”的大文章。原来计划连发10篇，哪知才发表了第9篇，赫鲁晓夫就被迫下台了。虽然这是苏共内部的一次“宫廷政变”，但我们许多人都认为，我们的“九评”也是促使“赫修”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是“九评”把他轰下台的。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这天夜里，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我以中联部负责人身分，出面接待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听取他的重要情况通报。因为中联部机关都已下班，我只得用自己家的客厅接待了苏联大使。他来就是通报赫鲁晓夫由于“健康原因”下台的事，于是我有幸成为我国第一个知道此事的人。苏联大使一离开，我立即将情况报告了杨尚昆，他马上报告了毛主席。
正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转向莫斯科时，突然从我国又发出一个更具轰动效应的名符其实的“爆炸性”消息——中国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原来我国的原子弹试验早就一切就绪，但是毛主席非要等一个最有利的时机。赫鲁晓夫一下台，毛主席当机立断，立即下令“起爆!”于是不仅把世界公众的视线牵到了中国，更把我国的这一胜利和赫鲁晓夫的垮台巧妙地联系到了一起，形象地说明了“苏修”的失败和我们的成功。正如7月间在北京机场利用欢迎中共代表团回国进行的政治示威一样，这次又利用原子弹试验进行了一次实力示威。这不能不说又是毛主席的大手笔。
毛主席马上决定再利用十月革命47周年的时机，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庞大代表团，去苏联祝贺节日，我有幸又参加了这一代表团。我们出发前，中央已用各种方式向苏联发出了重修于好的意愿和信息，对新上台的勃烈日涅夫表示祝贺，在报纸上介绍其新的建设成就。我们到达莫斯科后，一一拜访了苏共各领导人，反复表示希望团结友好的愿望，所有的庆祝活动都积极参加，对苏方人员一律热诚相待。哪知这只是我们的主观愿望，苏方仅仅撤换了赫鲁晓夫，并没有否定其思想路线，新领导人仍然坚持原来的政策方针，相反企图使我们改变方针。
在一次宴会上，苏共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竟对我国代表团副团长贺龙元帅说：“我们把赫鲁晓夫搞下了台，你们也应该像我们这样，把毛泽东搞下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了。”贺龙元帅马上顶回了他的挑衅。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当即向苏方提出抗议，勃烈日涅夫打马虎眼地说这是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失言”了，周恩来立刻严肃地说：“不，他这是酒后吐真言。”迫使苏方向我们道歉认错。这次访苏也就这样未能如愿地结束了。我们来时颇有劲头，回国时不免有点失望甚至败兴。
我们的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时，只觉面前呈现了几个月前的盛大场面，毛主席再次领着刘少奇、朱德和邓小平等所有在京的中央领导人，和数千各界群众在一起，为我们举行了又一次热烈的欢迎仪式。我们下飞机和他见面握手后，他又领着我们绕场一周，接受各界群众对他和我们的欢迎欢呼。毛主席此举，再次向外显示了中国党和人民的团结一致和对他本人的拥戴，苏共的妄想图谋永远不会实现，同时也宣告了我们党与“苏修”斗争到底的决心。这次中苏双方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矛盾更尖锐结怨更深了。也就从那年十月革命节起，我们与苏共完全停止了交往，我直到24年以后即1988年，才能再去苏联，中苏关系中断了几乎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
中苏关系恶化期间，我还曾出访过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这两国一个与苏联对着干，一个也已不一条心。当时我们在东欧除了有的国家党内的少数反对派，也就剩了这一个半朋友。只是后来那个被毛主席誉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也同我们闹翻了，据说他们成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反而成了什么“修正主义”。这世界大舞台真比舞台小天地更加变幻莫测令人莫衷一是。
对于这场30多年前的国际“反修大战”，我党已在种种场合用不同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认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任何国家的党，都不应该干涉别党别国的内部事务及其方针政策，应当尊重各党和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苏联，是曾不断干涉过我们的内部事务，多次批评指责我们的方针政策。不过，我们也对人家的一套进行过毫不客气的严厉批判和全盘否定。我个人认为我们当时从若干论点到某些做法上，都不能说是正确无误的，它是我们党内当时那股“左”的思想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毛主席作为这场国际“反修大战”的最高指挥，一方面表现出了他非凡的才智与魄力，另一方面多少也反映出了他个人的失误和局限。我作为当年这些活动的参与者与过来人，仅将以上事实回忆出来，供后人对此进行分析评说。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