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月横照大地 劃戟直刺青天
信则有
亢而不卑的莫斯科之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正担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开国当年12月，我领受了一项特殊任务，负责毛泽东出访苏联时专列路过东北境内的安全。一切布置停当后，我赶到山海关迎接已成为新中国头号领导人的毛泽东主席。在来自北京的专列上，我见到了三年不见的毛主席。与延安时期相比，他已发福了，为了出国，穿了一身比较讲究的中山装，他带头穿的这种衣服，后来几乎成为我国的礼服，竟被西方人称之为“毛式服装”。这次访苏是毛主席第一次出国，而且是长途旅行，所以他的心情举止不象往常那么轻松随便。我在车上向他汇报了情况，高岗等东北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上车看望他时，他也关切地问了一些问题。我随着他乘坐的专列，一直陪他到了满州里，下车目送他的专列驶入苏联国境，我此行的任务也宣告完成。
当时我已接到调令，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的苏联东欧司司长。护送毛主席出境的任务完成后，我利用调动工作的机会，请假回武汉探亲。哪知我刚到家几天，就接到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的电令，要我马上去北京随他出国赴苏。毛主席这次去苏联是参加斯大林70诞辰的庆典，也准备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同苏联领导人商谈。后来中苏双方认为可以趁毛主席访苏签订一项友好条约，这才又让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赴苏进行签约谈判。由于我已是苏欧司长，周总理指定我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并为他作外交工作助手。我赶到北京几天后就随周总理出国，直奔阔别近20年的苏联首都莫斯科，会合了先期到达的毛主席一行。
我们是1950年1月20日到达莫斯科的，随毛主席先到的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不少情况，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鉴于过去通过共产国际支持了王明，打击压制了毛泽东，对中国党作过一些不切实际的错误指示，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一定损失，斯大林对此感到歉疚。由于他与毛泽东是初交，互相不摸脾气，毛泽东到莫斯科后的活动，大都由他自己提出苏方才作安排，苏方避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当时毛泽东也在观察斯大林，想了解对方怎样对待自己，结果双方产生了一些隔阂和误会。
例如斯大林曾问毛泽东，他此行有些什么打算和要求。毛泽东却以他惯常的幽默藏而不露地说，我这一趟当然不能白来，总要搞点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斯大林听了怎么也闹不清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同他的政治局委员一起研究，也解不开这个哑谜。后来由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从我国驻苏大使王稼祥那儿才摸到了底。原来毛泽东想让苏联与中国签订一项同盟条约，“既好看”，就是可以对外宣传；“又好吃”，就是我国能获实利。斯大林明白后马上表示同意，并且希望由他和毛泽东二人联名签署这一条约。可是毛泽东却表示，自己是党和国家的主席，签订条约是两国政府间的事，只能由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与相当于政府总理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来共同签署。这才马上电召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赶来，进行签约的实际会谈与准备工作。直到会谈结束准备签字时，斯大林还希望能与毛泽东联名签署这一条约，但是毛泽东仍然客气地拒绝了，所以后来只由周恩来与维辛斯基都以外交部长的身分，签署了世界瞩目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件事表明了毛泽东不愿受别人尤其是外国轻易摆布的自立性格。就在我们来到前后还发生过几件事，苏方曾请毛主席参观一些地方，如苏联卫国战争的战绩、遗址和汽车工厂等等，他看了却认为不过如此，对苏方人员的“吹牛”很不以为然。在列宁格勒参观冬宫时，有几个馆据说正修理内部，没有开放，他就悄悄对陪同的翻译师哲说，那里面肯定是过去沙皇抢的我们中国的东西，他们不敢让我们看。当时莫斯科正上演一部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芭蕾舞剧《红婴粟》，苏方请毛泽东和我们去看。他让自己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和大使馆文化参赞戈宝权先去看了。他们看后回来说了剧情，原来此剧说苏联的商船停泊在上海港口时，一个苏联海员在码头上结识了一个中国妓女，接受了妓女献给他的爱情和红婴粟花，他则向那妓女灌输革命思想，通过妓女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后来引起了中国革命，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一听十分反感，认为这是歪曲和污蔑中国革命，断然拒绝去看演出。由于陈伯达去看了并在演出谢幕时鼓过掌，毛泽东就批评责备他道，就是你看得津津有味，还给人家鼓掌捧场呢!毛泽东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仅给我们很深的印象，也成为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态度的依据。
中苏会谈和签约中的大事，毛主席一直抓得很紧，周总理每天向他详细汇报一切情况，条约的文稿也都经过他逐字逐句的审改推敲，在一些细节和具体问题上，他允许向对方作一点妥协让步，一涉及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等大问题，他总是立场坚定寸步不让。例如在我国东北境内先由沙皇俄国建造，后由苏联管理经营的中长铁路，我国新疆的矿产开采及经营权益，中苏、中蒙接壤地区的国防和双边关系，抗日战争后期苏联红军从我国东北掳获运走的日本财产物资和工业机器设备等等，苏联继承沙皇俄国在我国大连、旅顺的特权及资产，以及北京的原沙俄兵营等等，毛泽东认为这应全部无偿地交还中国，指示我们在签订总的中苏条约的同时，另行一一签订明确具体的单项协定，只能在维护我国利益的前提下，适当照顾到对方。我们遵照他的指示与要求，与苏方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讨价还价式的谈判协商。在毛主席、周总理于当年2月17日先期回国后，我奉命和李富春等同志一起留在莫斯科，与苏方就若干具体问题继续谈判并签订有关协定。历史证明，当年的这些条约及协定，对于维护我国独立主权，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特别是树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形象，起了重大而积极的作用。应该说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和具体指示的结果。
中苏条约签字仪式举行后的当晚，由我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出面主持盛大酒会，招待苏联党政军及各界领导人，隔一天后苏方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宴，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并为毛泽东、周恩来等饯行。斯大林自恃是苏联以至国际共运最高领袖，通常是不参加这些外交宴会的，这次却由于毛泽东的来到，每一次他不仅破例地亲自出席，并且对毛泽东特别尊重客气，席间还和毛泽东相互说笑，显得十分融洽友好。其实当时他们心中各自都有一本帐。战争年代毛泽东曾多次抵制过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方式并不符合斯大林的意图，建立新中国时又不照搬苏联的模式，政府中又有不少亲西方的人士。毛泽东对斯大林从未俯首听命和低三下四过。因此斯大林心有疑虑，担心毛泽东是个闹独立性的铁托式人物。只是中国革命的实践结果，使斯大林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新中国的诞生又使苏联有了个东方大国作为盟友，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于苏联的巩固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因此斯大林一直不愿怠慢更不敢得罪在声望和地位上都不亚于自己的毛泽东，倒是毛泽东在斯大林面前，不仅始终保持尊严，有时还使使性子甚至发发脾气。
就在毛主席访苏时，有段时间苏方没有给他安排什么活动，他在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别墅中闲住了几天后，忽然向苏联的接待联络人员发起火来，说是我现在每天就是吃饭、拉屎、睡觉三件事，真不知你们把我从那么远请来干什么？翻译师哲对他说，你发火的对象都是苏联一般的工作人员，他们什么都听上面的，你对他们发火也没有用。毛泽东却说，我就是要他去向斯大林汇报，毛泽东在发脾气了!他的这种基于民族自尊心的独立不羁性格，确曾赢得了苏方以至斯大林的敬畏。
不过这又只是毛泽东性格的一个方面，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当然深知中苏团结的重要，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方针，建国后他第一个也是他生平第一次出访的国家又是苏联，并且是去参加斯大林的70寿辰庆典，这就以行动驳斥了说他是“东方铁托”的议论。所以建国初期中苏友好调子之高和气氛之热，我这个苏联东欧司长活动之多，业务之忙，都是按他的决策指示进行的，而这都是适应当时形势和符合我国利益的。
这种状况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后，才逐步发生了变化。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