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编者按：今年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诞辰125周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深切缅怀和无比敬仰！为表达我们的敬仰和追思，“思想火炬”官方微信公众号决定从12月16日起推出系列专题“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陆续刊发一些领导、专家缅怀毛主席的文章，今天是第十二篇，我们推出的是一位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伍修权的文章。】
中国革命中的我们这一代人，一生的活动几乎都与毛泽东紧密相连着。我们的成就和失误，许多都是执行他的指示的结果；同样，他的功勋和遗憾，其中不少也有着我们的份。他去世以后，国内外常有人贬低、攻击或否定他，我对此是不能赞同的。因为我们跟毛泽东干了半个多世纪，否定他不仅否定了我们自己，更否定了他和我们一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即使他已去世多年，他的思想、业绩仍然在我们生活中产生着重大作用和巨大影响，人们一直忘不了、舍不开他，他始终活在我们中间。
与别的老同志相比，我与毛泽东同志直接交往不算太多，但仅有的几次不仅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更是决定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重要几页。下面就是深藏在我记忆中的几件事。
山沟里出来的马列主义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内有过一种说法，叫“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意思是指国内正在进行的革命，不太符合“正统”的马列主义，许多是山沟沟里的一些土知识分子和农民甚至“山大王”们搞的一套。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出生于湖南山村韶山冲，正领着工农武装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毛泽东。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中国革命的领导和改变其领导成分，将在国外比较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的青年革命者，陆续派回国内，他们中有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和沈泽民、陈昌浩等，其首要人物却是深受共产国际信任并重用的陈绍禹(王明)。我也是那时从苏联回来的，上述那些人都是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除王明以外，我们大都先后去了毛泽东所创建和领导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因此都不同程度地接触并接受了毛泽东所代表的“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只有并未进过“山沟沟”的王明，始终不理解也不承认并非来自莫斯科的马列主义，一直站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对立面，先后成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我于1931年夏进中央苏区不久，就去瑞金担任了红军学校学员连队指导员兼军事教员，就是在那里我初次见到并认识了毛泽东。他当时是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又是苏区中央局和红军前敌委员会的负责人。进苏区以前我就不断听到他的大名，白区报纸上也时有关于他的报道。他和朱德同志共同领导的“朱毛红军”，早已为国内外人士所瞩目和关注。他开创的革命根据地，更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心腹大患。可是我见他以后，其第一印象既不像我在苏联见过的那些政治家和革命领袖，更不像人们概念中的军事家和军队统帅，而是一个对人亲切和蔼、言谈诙谐和不修边幅的中国书生，甚至像农村塾师。
他是应红军学校师生要求给大家讲课来的。虽然我早已听到过针对他的“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议论，但是第一次接触他并听他讲话以后，立即对他产生了信服甚至折服之情。那天他讲的是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民族经济的破坏。这本来是个比较枯燥、深奥的政治经济问题，我在苏联学习时，每逢这类课程，都把主要精力花在强记政治名词、理论定义、专用术语和数据比例上。谁知毛泽东讲课时根本没有那些东西，全部用社会上和生活中的现实事例，来分析解释政治和经济上的各个重要问题，阐述自己在这方面的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例如他说外国资本对我国的经济侵略，造成了我国手工业经济的破产，举了个农村随处可见的例子，中国过去一直用竹篾箍木盆木桶，现在从外国进口了铁丝，很快夺取了竹篾的市场，木盆木桶都改用铁丝箍了，结果使我国大批竹箍手工业者失业，劈竹篾用的竹子滞销，生产和销售外国铁丝的资本家们都发了财。毛泽东在讲这些问题时，使用的全是普通农民都能听明白的语言，加上许多俗话、谚语和生动手势，使所有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的思想观点。当时我才二十多岁，他已三十多岁，并且已是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很高的威望影响，所以我一下子就被他“征服”了，并从此坚信和追随他，一生也没有动摇过。六十年代初我陪外宾见他时，他曾向外宾介绍说：伍修权是个老实人，在莫斯科回来的人中，他是从来没有反对过我的。
正由于毛泽东在广大群众中的很高声望，在1931年举行的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被推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也就从那时起，人们开始称他为毛主席，并且一叫几十年，后来“主席”二字竟成了他的专用称呼。不过，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基层干部和普通战士都不知道，正是当时，毛泽东日子并不好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不断对他进行排斥打击，他的思想主张都被当作所谓“右倾错误”和“富农路线”等等横加批评指责。在1932年10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他受到排斥和打击，会后被撤消了所有军事领导职务，被迫离开军队。1933年初，受王明遥控的博古等人的临时中央迁入苏区(这事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一面批判否定毛泽东的思想主张，一面不得不投靠毛泽东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来立足存身)，王明的“左”倾错误全面深入地在苏区推行贯彻，毛泽东的处境就更糟了。当年秋天，一个来自苏联的德国人李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身分来到苏区，我被中央指派去为他作翻译，直接领教了这位“洋钦差”的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李德和博古一唱一和地完全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和否定了他的主张。当时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已被完全剥夺了，仅剩了一个苏维埃主席的地方政府职务虚衔，所以博古曾嘲笑他成了“加里宁”，和苏联没有实权的苏维埃主席一样。毛泽东被迫“靠边站”时，不是去养病，就是去作农村调查，中央和军委的会议很少通知他参加，他的声音也很难听到了。
但是，正由于党和红军失去了他的领导，人们反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正确主张和积极作用。他指挥苏区军民反击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每次都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粉碎了5到10倍敌人的进攻。第四次反“围剿”，由于仍沿用了他原来的战略战术，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时，李德和博古凭着洋本子在地图上指挥作战，盲目宣称“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要打“国与国之间的正规战争”，搞什么“六路分兵”“全面抵御”等等，结果使红军处处被动挨打，部队伤亡惨重，阵地连连失守，兵力越战越弱，苏区越打越少，最后只剩下了撤退转移一条路。严重失败使许多红军指战员都发出了疑问：
【“为什么毛主席指挥我们时接连胜利，现在却光打败仗？”
“为什么不让毛主席来继续指挥我们？”……】
连高级领导人中的张闻天、王稼祥也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提出了异议和批评，并且逐步转而听取和接受了毛泽东的思想主张。我和许多同志一样，也由应该听从李德的指挥，转为更加信服毛泽东的领导。
严酷的事实教育我们认识到：山沟沟里不是出不了马列主义，能使革命取得胜利的，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的办法就是马列主义在苏区山沟里的实际应用。李德和博古所推行的王明那一套，完全脱离了苏区的实际情况，必然把革命引向失败。
正是党和红军的这种思想认识，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成功。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