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12月新四军组建，1938年2月移入安徽，时4个支队共10300人。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1939年5月，新四军决定在皖中成立江北指挥部，由以第四支队（时有5000人）为主的部队组成，（有说，有第四，第五，和江北纵队三个纵队），由军长叶挺，张云逸（参谋长），邓子恢（政治部副主任）主持；军部则和第一二三支队在江南云岭，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委一把手）项英等主持。陈毅那时远在苏南，因此高敬亭被杀，应与陈毅无关。
谁人决定杀高敬亭的，说法有四： 叶挺，项英，蒋介石，中央军委（毛泽东）。
新四军江南江北两个指挥部，有说只有军部有电台，有说，南北各有电台。
据说，杀高的电报，同时发给了重庆的蒋介石和延安的军委毛。（且不说发自江南还是江北）。
有说叶挺虽然贵为新四军长，但当时非党员，实权在项英的手里。因此是项叶共同决定杀高的，或者是叶杀高，或者是项杀高。
【1939年5月26日，项英在皖南军部以他和叶挺的名义致电重庆的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
1939年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新四军军部复电中明示项英：“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4支队，担任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刘少奇化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
据说1939-6-23傍晚，项英转来了蒋介石批准杀高敬亭的电报：“白崇禧电 奉委座电令 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叶挺等于翌日晨8时将高杀死。【另一说法：国民党总参谋长白崇禧的电报是：“奉委座电令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此电报真伪有无以及经谁的手到项英，最后到叶挺等手里，目前无解。如果叶挺等江北指挥部没有电台，那就必须经转了。江南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是顾祝同， 第四战区司令官是白崇禧。难不成是白崇禧发给顾祝同，顾又发给项英或叶挺？枪刑？极刑？】
【李一氓说：高敬亭和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属于五战区的序列。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在江北，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蒋介石那里批准的，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和三战区。】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党的前委以及军队负责人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郭述申、戴季英、周骏鸣、林恺等一批高级将领，主力的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则既不在指挥部，也无缘前委，高当然不乐意不服气。】
高敬亭临死之前给妻子史玉清留信一封：
“玉清同志，我觉得革命才有出路。已决定我明日上午八时处以死刑......”
临刑前，高说：“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
据说将高枪毙2小时（有说约4小时后，延安的电报来了），电文中说：“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至于高敬亭，中央准备调他去延安学习。【此电报有无，具体时间，是谁通过谁收到的，均是疑惑！假如江北没有电台，那就只有两个途径，一，通过江南新四军总部即项英处传来，二，通过国民党五战区廖磊转来。无论哪一个，或是直接收到延安来电，都需要一个先决条件：江北指挥部有能收发的电台！可有说法，江北指挥部没有电台！】
高敬亭被错误杀害后，四支队被支解为为二，有2000多战士认为革命无望而开小差跑了脱离队伍。
高敬亭被杀不久，毛泽东气愤地发电报质问叶挺、邓子恢等人：“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 事后，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此段真实性存疑，事实上可能没有这封电报！】
1943年，参与杀害高敬亭的周骏鸣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再次质问：“按你们说的，高敬亭有错误，为什么你们不听中央的，为什么要枪毙高敬亭！” 刘少奇说：“有大别山根据地不是更好吗？到路东没有基础。” 【这段毛刘的话，存疑真实性】
谈起高敬亭的罹难，当年9月起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建国后的十大将之一徐海东总是很激动地说：“杀高是极其错误的，高敬亭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把鄂豫皖苏区的红旗扛下来，是有功的。他虽然在‘肃反’扩大化等方面有严重的错误，但这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他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是认识问题，决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
1945年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和来自新四军的代表之一【周骏鸣？陈毅？】谈话，问他：“那个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 对方肯定地回答：“ 应该可以。” 听完这句话，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1953年2月，毛泽东到皖中视察工作。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在汇报工作时说：“高敬亭同志在这里影响很大，至今上年纪的人还常提到他。” 毛主席低沉地说：“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另一说法：1953年视察安庆时，他曾对安庆市委书记傅大章说：“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 这俩说法都有待确实。
1975年10月，几位过早离开工作岗位在合肥休息的原红二十八军、新四军四支队的老首长告诉史玉清：“主席、总理的身体都不太好了，要抓紧申诉。”史玉清把高敬亭的一切都告诉了女儿高凤英。11月10日，高凤英在父亲老部下、老战友的帮助下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毛主席：
我是已故红二十八军军长、新四军四支队政委兼司令员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中共党员，现在安徽省105医院任军医。我母亲史玉清也是红军中的一名妇女干部，因为我父亲的案件一度受牵连，在恢复组织生活后也一直在安徽省卫生系统工作，现因身体多病，离职休养。
敬爱的毛主席，
我写这封信主要是向您老人家汇报我对我父亲问题的想法和要求。特别是通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您所制订的一系列无产阶级干部政策，在全国得到落实的大好形势的鼓舞下，我才鼓起勇气写了这封信，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对我压力很大。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父亲遭受如此极刑？别人对此有许多不同看法，而我却一点也不清楚。据我母亲说，我父亲对党，对毛主席，对革命事业是忠诚的。在党的领导下，他坚持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红二十八军一直打到抗日战争时才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从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当然他在工作中，在执行党的某些方针政策上有什么错误，我是不清楚的，但从他一生的主要方面来看，我父亲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然而既是革命的却又为什么被杀了呢？
对此我曾听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时，对来延安开会的原新四军四支队的有些同志问到我父亲的问题：‘不杀是不是可以？’为此我们全家对您老人家是非常感激的，我相信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央是会有正确的结论的，我希望能够早日知道这个结论，来解除我们母女政治上的压力。
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高凤英
1975年11月10日合肥”
同年11月30日（即20天后），毛泽东主席收到信后批示：“请汪(汪东兴，笔者注)向了解此案的同志询问一下，以其结果告我。”
12月9日，汪东兴将调查的事情真相如实向主席汇报。毛泽东主席12月14日在报告上指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机密5号文件--《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
1980年4月19日，高敬亭将军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合肥举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副主席、徐向前元帅、谭震林、栗裕、肖望东将军，张劲夫、程子华、郭述申首长以及高将军的部下万海峰、林维先、李世安将军等40多人送了花圈，300多老部下、老战友参加了安放仪式。
1988年11月，徐向前元帅题词：坚持鄂豫皖武装斗争未断，功昭大别山业绩永存史册。
1989年6月，在高敬亭遇害50周年之际，方毅副总理、万海峰上将、林维先中将，主持召开了纪念大会，怀念这位卓越的将领和革命的先驱者。
【李一氓时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机要电报收发负责人。1989年9月5日，他在谈及高敬亭被错杀的情况时，也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 “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属于五战区的序列。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在江北，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蒋介石那里批准的，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和三战区。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至于说用项英的名义与叶挺一起联名出布告，向党中央报告，那都是可能的，不过项英当时不可能知道这种做法（杀），如知道，是决不会同意那样办的。”】
如此看来：
杀高敬亭不是项英发起的，他甚至不知情，事后才知道，如果是真实的话。
若是叶挺等人决定杀高，没有新四军和党中央的批准，断无可能。那么项叶谁是最后决断人？
军委毛等，没有提出，也没有批准同意杀高。
蒋中正杀高，是否确凿，不知，叶挺等不会只有蒋中正的电报就敢杀高吧？而对中共中央的态度不管不问，不请示批准他们就敢擅自杀高？
据说，在台北，未查到 蒋中正杀高的电报命令 记录。（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命令）。
新四军何人何时汇报和请示中共中央对高的决定，不明。
中央军委对高的最终决定电报，现在也看不到原件或真实记录，或者压根儿有没有，具体，均不知。
高敬亭夫人 史玉清 （老年照）
中为 高敬亭女儿 高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