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和平里旧事---1
我家进京是沾老爸的光，赶上在机关里掺砂子，就混进来了。那年代不像现在，人走茶凉，部队还真讲仁义，派警卫员最后送到京城。记得那个穿军装带枪的小伙子，看着英武，动真格的不行，晕车吐的一踏糊涂，最后，倒成了我们照顾他了。
小时住和平里。那时，和平里还不像现在这样繁华，感觉也就是个半郊区，没有多少商业和娱乐设施。离的近的只有和平里浴池，副食店，粮店；稍远一点的有，和平里菜市场，菜市场饭馆，药店，稻香春食品店等，而百货商店，邮局，电影院---后来因相声演员李文华而闻名，就更远了，要在5，6站之外。
有段时间，每到周日，我妈就派我到稻香村买点心，到饭馆买油饼，到菜市场抓母鸡。那年头，人们不爱买公鸡，可能是母鸡油多些。曾经买到过一只5斤重的大油鸡，趴在厨房地上一大堆，让我很是得意了一阵子。
据说，解放前和平里是片无主坟地，平民百姓抛尸的地方。解放后，建为居民区。这可能也是真的，因为有人曾在不远的北土城捡到过死人骨头。 从名字上也可以看出是解放后的事，和平里，和平街的，名字挺新派，不像天桥，前门，故宫等，老北京味浓。
那一带主要是机关宿舍，记得有林业，劳动，农业，农垦，化工，机械总局， 民族出版社，几机部，外经以及一些忘了名字的机关宿舍。往北走的和平街，有些著名文艺团体，如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每当路过那里，都能听到丁丁冬冬的琴声和吱吱呀呀的吊嗓子声音。
那年代还真有点共产主义早来到的感觉，机关分房子，连家具都配齐了，桌椅大床小床，一应俱全，连饭桌饭凳都备下了。不像现在，新房都是光板房，自己要置备从大床到饭碗等一应具全的生活用具。住户搬家也省事，只需自备炊具，被褥，就可以进住了，当然，再搬出去时，是不能带走任何一件家具的，那叫偷窃国家财产。记得，我家所有家具的腿上，都钉着一块小铁牌，上书X字+++号。
那时，人们的工资不高，养小敬老，经济上富裕的不多，估计那些家俱是借不是租，好像没有听过要付租金的事。不过，如果损坏了，就要象征性地赔点钱了事。由于家俱是单位统一配置，面貌也就千篇一律，以致我到同学家去玩，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亲切，因为大到床柜，小到板凳， 看着就和自己家的一样。
和平里地区有好几所小学，编号从1到9不等。其中，和平里一小资格最老，师资也最强，那里的美术老师，据说是中央美院毕业的，还有好几位区里有名的教师。尽管一小不是离家最近的学校，我们那一带的住户，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家小孩塞了进去，像现在人们争进重点学校一样。我的同学大多是邻家孩子。放学后排队回家，我们那一队，常常是走到最后，还有一大帮子人，只等着一到了和平里，那些宿舍楼群内，一帮小孩子哗的一下四散逃离，各奔家门了。
同学中有几个中央乐团子弟。一个女孩的小提琴拉的挺好，每当学校有活动，总会让她来段小提琴独奏。还有一个女孩，妈妈是乐团的合唱演员，当年排练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她和她妈同场献艺，她常常得意地给我们指认剧照中她和妈妈的留影。说实话，那一尺长的照片有上千个人脑袋，人头只比蚂蚁大一点，根本看不出谁是谁来。不过，她钢琴倒是弹得还可以，有次到她家做作业，她即兴弹奏了一回，印象还是挺深的。
和平里的绿化不错，街道两旁是高大的乔木，楼前楼后是矮矮的灌木丛。我曾经在一个灌木丛中，发现过几个熟透的红樱桃，味道不错。我家楼前有个花坛，冬天一过，坛里的花草郁郁葱葱，色彩缤纷，很是好看。记得那里有多种颜色的指甲草，到了开花的季节，女孩最喜欢的就是将红色的指甲花挤出汁来，涂在指甲上。一到季节，每个小女孩的指头都是色彩斑斓，指甲上也是红一块白一块的。
我家住的是一栋5层灰楼，那一带几乎都是这样一群灰红色混杂，以灰色为主的矮楼群。同现在的楼相比，显得很老旧。虽然其貌不扬，据说地基很好，可以维持50年以上，房子质量也不差，远不像现在的房子，偷工减料，看着漂亮，不定哪天一觉醒来就可能看见空中的太阳了。原来没有感觉，等到76年唐山地震波及到北京时，房子的质量就分出高下了。
那时，我家刚从乡下干校回来，原来的住房丢了，只能借住在简易筒子楼里。地震过后，筒子楼的西北角楼顶都震松了，房瓦向外支棱着，吓得人恨不得24小时全天监控，睡觉都不敢闭眼，生怕一眼没瞧住，楼角塌了，从3楼折下去。而原来住的那栋老楼，岿然不动，毫发未损。
从我家楼前往南，过了马路，是二层楼的和平里浴池，一楼是浴池，二楼是理发部。那个年月，单位和家里都没有浴室，那是我家的专用澡堂，特别是冬天，父母常拉家带口地去洗澡。记得有一年冬天，出奇的冷，虽然我家有暖气，但不是很热，老妈怕我们冻坏了，讲， 去浴池洗澡吧，实际上是暖身，等到洗完后，果然全身热乎乎地，这才知道，原来洗澡还有这样的用场。
还有一段时间，不知老妈单位抽什莫风，突然讲究起生活情调来了。老妈的那些女同事们，个个烫了头发，顶着一头老鸦窝，穿着旗袍或者连衣裙在街上飘来飘去的。老妈开始还坚持不烫发，后来禁不住她们的劝阻，也投降了，头是烫了，但是坚决不穿旗袍和连衣裙。我跟着老妈去了浴池里的女理发部。那时还没有冷烫，第一次看见老妈顶着满头的电卷，等烫完后，一头的蓬发，确实有了点风度，不过，好景不长，老妈烫头，这辈子也就这一回。
和平里旧事---2
我家住的那个门洞共住着6家人，我家住一楼，还有其他5户，大人们彼此都认识。二楼的一户是从苏联回来的，饮食很洋派，早餐要牛奶面包，闹得我们那一门洞的住户，早在文革前就纷纷订上牛奶了。
要说那时的社会风气还真让人留恋，哪像现在，上锁的东西都能长翅膀飞了：在一楼门洞钉了一个木盒子，分6个格子，每家一格，也不上锁。每天晚上，各家将空奶瓶放进去，早上就会有新牛奶放进来，谁也不会拿错或者多拿，除了一次外，从未丢过奶。而那唯一的一次丢奶，后来发现是外贼不是家贼，是前楼民族出版社的小维维给偷喝了。
二楼那户人家有2个半大小子，养了一条德国警犬，半人多高，不能放在家里，就拴在楼门口，呲牙咧嘴的挺吓人，还专门拣小孩子欺负。进去出来的可把我们这些小孩吓得不轻，每天都挠头揪心的，不知道那天一不当心，就让大狼狗咬一口。后来，可能是人们反映，也加上困难时期，人还吃不饱，怎末能顾到狗，没多久那条狗就不见了。
住一楼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我家后面阳台带有一个小花池，可以种菜，种花，多数时候是种菜了。坏处是不太安全，有天晚上，我在厨房中洗脚，厨房窗外挂着一些白薯干，我眼睁睁地看着一双手从侧面伸出来，将窗户上晒的那串白薯干摘走了，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从手的大小判断，像是个小孩。
我家刚进驻时，还是用蜂窝煤炉子做饭，取暖有暖气。我很小就学会在煤炉上热饭，烧水了。没有多久，我们住的地区通了煤气，也是文革前北京最早通煤气的几个地方之一。 工人们在厨房里大兴土木，接管道，安煤气灶。那时还没有电子点火器，每次做饭要用火柴点火，常常是火苗乎的一下窜出来老高，吓得我猛的往后一跳，好长时间以后才习惯了。
隔壁门洞二楼的人家，阳台紧临着我家一楼的窗户。困难时期，家家自谋出路，补充食品的不足，他家阳台上养了几只鸡。且不说天天的半夜鸡叫吵人，一到星期天打扫卫生， 他家用水冲阳台， 水和鸡屎从我家窗户的上方，顺流而下，溅的玻璃上屎斑点点的，害得我老要擦玻璃，恨得牙痒痒，从此不理他家小孩。大人之间还保持往来，后来听说，两个女儿，长大后很是漂亮，不过，婚姻不顺，早早地离了婚。
隔过几个门洞，有一人家，文革前的一天，忽听说，那人的妻子上吊死了。等我放学回来，只看到一些人在那个门洞中出来进去地。后来又听说，那人有作风问题，妻子一直神神经经的，最后可能顶不住了，一死了之，那人的档案上也被记了一笔。没多久，他又新婚了，看来，那传闻也不是空穴来风。
离的不远，还有同机关的其他几栋宿舍楼，住在那里的小孩子，有些见面时眼熟，但叫不上名字，也不常在一起玩，只在寒暑假过少年之家时照过面。印象中，有一对姐妹花，年龄可能有11，12岁吧，父母也是从苏联回来的，她们是中苏混血，曾见过她们的母亲，典型的苏联人。姐妹俩的遗传中，老毛子的成分多了一些。她俩长得引人注目，大眼睛，蓝眼珠，黄头发，身材高挑，少年之家的老师宠的她们不行。
我家楼后面是劳动部宿舍。记得北京曾流行打鸡血，我以此为借口，说动老妈让我养了两只公鸡，最后，鸡血没打，倒被老妈炖着吃了。常有劳动部的小孩，抱着公鸡到处找鸡掐架，看见我养的鸡，健壮毛亮，威武异常，也想来斗，被我严词回绝了，可见我的养鸡技术还是很有水平的，可惜后来再没派上用场。
曾有个女孩，16。17岁吧，我们不认识她，知道她是因为，她是中学生，长得不错，发育也挺早，挺着几个月的身孕，常从我家楼前经过，往劳动部宿舍的方向走去，估计是劳动部的子弟。忘了从哪里知道，她是和她的老师好上了，现在叫师生恋，未婚先孕。那时，我还很小，连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基本生理知识都不知道，但还是明白，没结婚就怀孕是件很丢面子的事。
隔过东面的一个大花坛---后来被推掉了，再过去几栋楼，好像是几机部的宿舍。每到周日，就会有一个女人， 穿得还算得体，梳着短发，对着一个门洞的一楼窗户破口大骂，声音洪亮，言语花哨，有些我听不太懂。很快，就会有一个男人出来，也不回骂，一声不吭地将她扭入屋里，过不多久，她就会出来，瞪围观的人一眼，若无其事地走开。听人讲，两人是夫妻，但分居，女的有神经病。这几乎成了那栋楼的一道风景线，每当她开骂时，一帮小屁孩围着看热闹，我也在其中。等我长大后，才明白她骂人的含义，是骂那个男人不能人道。
前面是民族出版社的宿舍楼，里面各民族的人都有，最常见的是新疆人，我们又叫那座楼为新疆楼。那里的人们，衣着也是花花绿绿地，在以朴素衣着闻名的机关宿舍区内，显得分外张扬。每到节假日，他们就开始折腾，几家大人小孩合力，在空地上挖一个大坑，再用砖头垒成囊坑。小孩子们到处张罗着检树枝，点火，女人们带着皮手套将囊摔到坑里，然后封上坑顶。一定时间后，空气中飘着囊的香味，开坑取囊。多数时间，看得我们这些汉族小孩，口水直流。多年后，我曾在新疆吃到过地道的刚出坑的烤囊，感觉倒是一般，远没有小时候的渴望了,可能是肚子里的油水多了的缘故吧。
我有个同学就住在那栋楼里，是外国专家的孩子，据说是蒙古人，她的汉话说得到不错。曾经到她家玩，她给我煮奶茶，第一次看到做奶茶的全过程，惊奇于茶叶还能煮，茶还是咸的，不过，说心里话，那奶茶真的不好喝，以至我后来有机会到内蒙，一点也没有想喝奶茶的愿望。
和平里药店东面，有条南北走向直达三环路的小马路，不通公共汽车，只走人和自行车。那条小路上，一些摊贩自由摆摊，形成农贸市场的雏形，后来，公家出面建了一座农产品交易大棚。不过，仍有一些摊贩，为了逃税和交易的自由，在大棚外摆摊，零星的摊贩从和平里大街散开直到北三环路一带。我曾经上下班从那里走过多年，顺便给家里买些蔬菜和花卉。
小马路往西不远，是化工部的机关大楼和一部分职工宿舍，一群5-6层的灰黄色的楼。从外表看，要比和平里的楼新一些。4路和8路无轨电车，专门在化工部大楼前设了一站---化工路，可能是为了人们上下班，办事方便一些吧，后来那站是不是改成兴化西里，记不太清楚了。
那时，和平里还不是闹市区，人也不多，到了晚上，路上几乎没人。一次夜里，妈妈带我上王府井的协和医院看急诊，坐的是104无轨，路上没见什麽人，车上也只有零零星星的2-3个人，挺瘆人的。不过，那时的社会风气好,不像现在，到了晚了，街上就不安全了。
和平里旧事---3
老毛在人口政策上一时糊涂，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鼓励人们多生育，一下子多造出几个亿来，形成人口出生的高峰。我的同学中，家有1个小孩的极少，2个小孩的不多，3个小孩的正常，5-6个孩子的不稀奇，8-9个小孩的也能看见。曾经有两个同学，家里兄弟姐妹9个，还是一母所生，要说国人的生育潜力还真不可小视。
我家属于正常的。听老妈讲，那时国家鼓励生育，部队掏钱雇保姆，还有经济上的补助。不过,老妈尝够了小孩子的苦头，只想要2个，最小的还是计划外产物。以致后来，每当小弟生气时，就抱怨干吗把他生出来。小时候，我还是挺羡慕那些有很多兄弟姐妹的同学。
那时，很多同学的父母都是双职工，我和我的同龄人，很小就成了家里的掌门人。常见的一道风景线是，一帮年龄不大的小学生，脖子上除了红领巾之外，还挂着一串家里的钥匙。也有一些同学的家长不是双职工，妈妈不工作。我当时羡慕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可以不用做饭和干家务活,回家吃现成的。 我可不行，中午要回家自己找饭吃，晚上如果父母不能及时下班，还要到幼儿园接弟弟，带着他上机关食堂吃饭。
那时，和平里是父母单位职工宿舍和后勤机构的主要基地。离我家不远就是机关的食堂，幼儿园，司机班的车库。除困难时期外，机关食堂办得还是不错的。我家小孩从小就是吃食堂长大的，平日家里不做饭，只在周日开伙，最多也就是做点汤水, 主食甚至副食都是从食堂买。
食堂的隔壁是幼儿园，这样的设置可能是为了省一笔开办费吧，幼儿园不用另起炉灶单开伙。幼儿园里有很多大树,郁郁葱葱的。有一年夏季大雷雨，雨下的很大,，我家后面地上一片汪洋。雨点也非常之大，砸死了许多鸟。我去幼儿园接弟弟时，看见树林的地上，密密麻麻地躺着百多只死鸟，多是麻雀等小鸟。
困难时期,，机关除了尽可能地为本单位职工谋些福利外，还鼓励人人动手丰衣足食，在机关大院里给每个职工划了了一小块地，各家可随意种些东西，补充食品的不足。一到周日，我就和父母到机关大院我家的自留地里干活。记得种的也就是玉米和大葱两样，估计也是找不到其他像点样的农作物的种子。不过，到底不是农人，平时没少费力气，秋天收获时，也就得的三瓜俩枣的，还不够功夫钱。
又一阵，不知又发什麽风，鼓励非外事部门的干部学英语。这可苦了老爸了，人到中年，还要从26个英文字母入手启蒙。为了节省时间，老爸将字母的音标写成大字报，挂在卧室里。每天利用早晚上下班的空间，嘟嘟囔囔的练习，也就坚持了几个月，好像也没见多大成效，因为老爸花了大力气，还不如没花力气的老妈的英语水平高。老妈是得利于旧时上高中的底子，还记得几句简单的英语会话。
不久，遭遇文革，全国到处都是乱，我在的学校也罢课闹革命了，幸运的是，没闹出多大动静来。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也可能和我校不是名校，高干子弟不多有关，少数能折腾的人，也没成多大气候。当时，同学里父母级别最高的也就是个副部，我知道的最大的动静，也就是开会批斗一下老师，发发平时的怒气，没像北京其他一些名校那样，闹出许多人命血案来。
学校里还有一些倒霉名人的子女，听人说，有被老毛点名的周小舟的两个女儿。在校见过她们几次，穿得很洋派，白上衣，苏式黑色大背带斜裙，很有风度。姐妹俩歌唱得很好，动人的女中音二重唱。
说来惭愧，门外的文革闹得热火朝天，我只跟着看了几次斗老师，其中还有我很喜欢的数学老师，就歇菜了，和几个狐朋狗友逍遥去了。每天结伴给家里买菜，做饭，聚在同学家打扑克，日子过得倒也潇洒。那段时间，我基本是在家闹革命，对着锅碗瓢勺提高思想觉悟的。倒不是因为父母有问题，而是性情使然，不爱热闹，对什麽都激动不起来。幸运的是，宿舍区离机关大院较远，战火也没太烧到这里，宿舍区里一片平静，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最多是忽然听到谁谁是叛徒了，谁谁被打倒了，不过，见到他们，到看不出有多少变化。文革中，父母单位自杀的人也不多，和他们的革命战火烧得不旺不无关系。
后来，全国大串联，我因为年龄小，只赶上了晚班车。那时我们不太敢走---一些老高中的走的可远了，除了台湾和西藏没去外，真是全国大串联----老妈也死活不同意，说外面太乱，不安全。后来，多亏了老爸的支持才得以成行。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一个同学和我既是邻居，父母又是同事，比较放心，这才放我走的 。
我们一行4人，扛着大包小卷，外带拎着洗脸盆---很像今天外出打工的民工，记不得带多少钱了，从老北京站坐火车出发，在站了几乎2天1夜之后，眯眼肿腿地到了上海，睡在外滩市委大楼里的稻草地铺上。 因为弄不到票，在上海耗了半个月，才坐船去武汉。本想还继续接着向南溜达，去湘潭瞻仰革命故居，不幸遇上中央号召停止串联，我和一个胆小的同学，乖乖地在10月下旬返回北京。那个同学蔫有主意，不听中央召乎，和其他人一起挥师南下，去了湘潭，11月中才带着一身的外地革命虱子回来了。
顺便说说那个同事的女儿。文革前，我和她家住邻居，又常在一起玩。上中学后，又是同班同学。文革时，尽管她和我的父母不是一派的，不过公是公，私是私，父母的派性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玩小友谊，我们仍是有事一起干，我的父母和她父母见面还照样打招呼。她后来因为父亲的问题，去了云南兵团， 知青大返城时回京，就业，结婚，生子。现在，我们有时还抓空见见面，仍旧是很好的朋友，这是后话。
然后是上山下乡。我去了内蒙兵团，是全家里第一个离开北京的。当时年轻不懂事，不觉得离别之苦。从北京车站出发时，车上车下哭成一片，我和我妈都没流泪。后来，父母去干校，离京时，考虑到家里没有老人留下来照顾房子，不知能不能再回来，何时回来，就将房子交公了。
父母机关在北京设了个留守处，照顾一帮父母去干校，年龄太小的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我小弟留在机关留守处，继续上学，大弟随父母去了干校。干校原来设在东北，后中苏关系紧张，又内迁到中原。多年后，父母再分配工作回到北京，把大弟给丢了----大弟留在当地干校的工厂里，多年后，费了老大的劲才对调回京的---不过，父母人虽回京了，一切都是昨日黄花。走时交房子交的痛快，等再想要回来，费了牛劲也没用。老两口没房子住，机关临时给安排了2间筒子楼宿舍,一住多年，直到70年代后分房，才又重新住上了单元房。
后来，父母工作几次变动，家也搬过几次，但还是在和平里周围转悠。再后来，我上班也要从和平里走过，眼看着和平里逐渐繁华起来，建了不少商业机构，还有一个农贸市场，人也多起来，成了闹市区，无论何时，路上都是熙熙攘攘地，难以穿行。
没过多久，父母再次搬家，最终离开了和平里，我也不再走那里了，最后一次走过也是几年前的事了，看见新起了许多高层建筑，街上也多了许多商业机构，估计现在变化更大了。不过，听父母说，原来机关老楼还在，那些认识的老住户，有些过世了，有些还在，有些则是新人搬进去。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搬到那里，同学的父亲是副部，文革前全家住机关大院的部长小楼，父亲去世前，给子女在那里要的房。
我家进京是沾老爸的光，赶上在机关里掺砂子，就混进来了。那年代不像现在，人走茶凉，部队还真讲仁义，派警卫员最后送到京城。记得那个穿军装带枪的小伙子，看着英武，动真格的不行，晕车吐的一踏糊涂，最后，倒成了我们照顾他了。
小时住和平里。那时，和平里还不像现在这样繁华，感觉也就是个半郊区，没有多少商业和娱乐设施。离的近的只有和平里浴池，副食店，粮店；稍远一点的有，和平里菜市场，菜市场饭馆，药店，稻香春食品店等，而百货商店，邮局，电影院---后来因相声演员李文华而闻名，就更远了，要在5，6站之外。
有段时间，每到周日，我妈就派我到稻香村买点心，到饭馆买油饼，到菜市场抓母鸡。那年头，人们不爱买公鸡，可能是母鸡油多些。曾经买到过一只5斤重的大油鸡，趴在厨房地上一大堆，让我很是得意了一阵子。
据说，解放前和平里是片无主坟地，平民百姓抛尸的地方。解放后，建为居民区。这可能也是真的，因为有人曾在不远的北土城捡到过死人骨头。 从名字上也可以看出是解放后的事，和平里，和平街的，名字挺新派，不像天桥，前门，故宫等，老北京味浓。
那一带主要是机关宿舍，记得有林业，劳动，农业，农垦，化工，机械总局， 民族出版社，几机部，外经以及一些忘了名字的机关宿舍。往北走的和平街，有些著名文艺团体，如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每当路过那里，都能听到丁丁冬冬的琴声和吱吱呀呀的吊嗓子声音。
那年代还真有点共产主义早来到的感觉，机关分房子，连家具都配齐了，桌椅大床小床，一应俱全，连饭桌饭凳都备下了。不像现在，新房都是光板房，自己要置备从大床到饭碗等一应具全的生活用具。住户搬家也省事，只需自备炊具，被褥，就可以进住了，当然，再搬出去时，是不能带走任何一件家具的，那叫偷窃国家财产。记得，我家所有家具的腿上，都钉着一块小铁牌，上书X字+++号。
那时，人们的工资不高，养小敬老，经济上富裕的不多，估计那些家俱是借不是租，好像没有听过要付租金的事。不过，如果损坏了，就要象征性地赔点钱了事。由于家俱是单位统一配置，面貌也就千篇一律，以致我到同学家去玩，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亲切，因为大到床柜，小到板凳， 看着就和自己家的一样。
和平里地区有好几所小学，编号从1到9不等。其中，和平里一小资格最老，师资也最强，那里的美术老师，据说是中央美院毕业的，还有好几位区里有名的教师。尽管一小不是离家最近的学校，我们那一带的住户，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家小孩塞了进去，像现在人们争进重点学校一样。我的同学大多是邻家孩子。放学后排队回家，我们那一队，常常是走到最后，还有一大帮子人，只等着一到了和平里，那些宿舍楼群内，一帮小孩子哗的一下四散逃离，各奔家门了。
同学中有几个中央乐团子弟。一个女孩的小提琴拉的挺好，每当学校有活动，总会让她来段小提琴独奏。还有一个女孩，妈妈是乐团的合唱演员，当年排练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她和她妈同场献艺，她常常得意地给我们指认剧照中她和妈妈的留影。说实话，那一尺长的照片有上千个人脑袋，人头只比蚂蚁大一点，根本看不出谁是谁来。不过，她钢琴倒是弹得还可以，有次到她家做作业，她即兴弹奏了一回，印象还是挺深的。
和平里的绿化不错，街道两旁是高大的乔木，楼前楼后是矮矮的灌木丛。我曾经在一个灌木丛中，发现过几个熟透的红樱桃，味道不错。我家楼前有个花坛，冬天一过，坛里的花草郁郁葱葱，色彩缤纷，很是好看。记得那里有多种颜色的指甲草，到了开花的季节，女孩最喜欢的就是将红色的指甲花挤出汁来，涂在指甲上。一到季节，每个小女孩的指头都是色彩斑斓，指甲上也是红一块白一块的。
我家住的是一栋5层灰楼，那一带几乎都是这样一群灰红色混杂，以灰色为主的矮楼群。同现在的楼相比，显得很老旧。虽然其貌不扬，据说地基很好，可以维持50年以上，房子质量也不差，远不像现在的房子，偷工减料，看着漂亮，不定哪天一觉醒来就可能看见空中的太阳了。原来没有感觉，等到76年唐山地震波及到北京时，房子的质量就分出高下了。
那时，我家刚从乡下干校回来，原来的住房丢了，只能借住在简易筒子楼里。地震过后，筒子楼的西北角楼顶都震松了，房瓦向外支棱着，吓得人恨不得24小时全天监控，睡觉都不敢闭眼，生怕一眼没瞧住，楼角塌了，从3楼折下去。而原来住的那栋老楼，岿然不动，毫发未损。
从我家楼前往南，过了马路，是二层楼的和平里浴池，一楼是浴池，二楼是理发部。那个年月，单位和家里都没有浴室，那是我家的专用澡堂，特别是冬天，父母常拉家带口地去洗澡。记得有一年冬天，出奇的冷，虽然我家有暖气，但不是很热，老妈怕我们冻坏了，讲， 去浴池洗澡吧，实际上是暖身，等到洗完后，果然全身热乎乎地，这才知道，原来洗澡还有这样的用场。
还有一段时间，不知老妈单位抽什莫风，突然讲究起生活情调来了。老妈的那些女同事们，个个烫了头发，顶着一头老鸦窝，穿着旗袍或者连衣裙在街上飘来飘去的。老妈开始还坚持不烫发，后来禁不住她们的劝阻，也投降了，头是烫了，但是坚决不穿旗袍和连衣裙。我跟着老妈去了浴池里的女理发部。那时还没有冷烫，第一次看见老妈顶着满头的电卷，等烫完后，一头的蓬发，确实有了点风度，不过，好景不长，老妈烫头，这辈子也就这一回。
和平里旧事---2
我家住的那个门洞共住着6家人，我家住一楼，还有其他5户，大人们彼此都认识。二楼的一户是从苏联回来的，饮食很洋派，早餐要牛奶面包，闹得我们那一门洞的住户，早在文革前就纷纷订上牛奶了。
要说那时的社会风气还真让人留恋，哪像现在，上锁的东西都能长翅膀飞了：在一楼门洞钉了一个木盒子，分6个格子，每家一格，也不上锁。每天晚上，各家将空奶瓶放进去，早上就会有新牛奶放进来，谁也不会拿错或者多拿，除了一次外，从未丢过奶。而那唯一的一次丢奶，后来发现是外贼不是家贼，是前楼民族出版社的小维维给偷喝了。
二楼那户人家有2个半大小子，养了一条德国警犬，半人多高，不能放在家里，就拴在楼门口，呲牙咧嘴的挺吓人，还专门拣小孩子欺负。进去出来的可把我们这些小孩吓得不轻，每天都挠头揪心的，不知道那天一不当心，就让大狼狗咬一口。后来，可能是人们反映，也加上困难时期，人还吃不饱，怎末能顾到狗，没多久那条狗就不见了。
住一楼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我家后面阳台带有一个小花池，可以种菜，种花，多数时候是种菜了。坏处是不太安全，有天晚上，我在厨房中洗脚，厨房窗外挂着一些白薯干，我眼睁睁地看着一双手从侧面伸出来，将窗户上晒的那串白薯干摘走了，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从手的大小判断，像是个小孩。
我家刚进驻时，还是用蜂窝煤炉子做饭，取暖有暖气。我很小就学会在煤炉上热饭，烧水了。没有多久，我们住的地区通了煤气，也是文革前北京最早通煤气的几个地方之一。 工人们在厨房里大兴土木，接管道，安煤气灶。那时还没有电子点火器，每次做饭要用火柴点火，常常是火苗乎的一下窜出来老高，吓得我猛的往后一跳，好长时间以后才习惯了。
隔壁门洞二楼的人家，阳台紧临着我家一楼的窗户。困难时期，家家自谋出路，补充食品的不足，他家阳台上养了几只鸡。且不说天天的半夜鸡叫吵人，一到星期天打扫卫生， 他家用水冲阳台， 水和鸡屎从我家窗户的上方，顺流而下，溅的玻璃上屎斑点点的，害得我老要擦玻璃，恨得牙痒痒，从此不理他家小孩。大人之间还保持往来，后来听说，两个女儿，长大后很是漂亮，不过，婚姻不顺，早早地离了婚。
隔过几个门洞，有一人家，文革前的一天，忽听说，那人的妻子上吊死了。等我放学回来，只看到一些人在那个门洞中出来进去地。后来又听说，那人有作风问题，妻子一直神神经经的，最后可能顶不住了，一死了之，那人的档案上也被记了一笔。没多久，他又新婚了，看来，那传闻也不是空穴来风。
离的不远，还有同机关的其他几栋宿舍楼，住在那里的小孩子，有些见面时眼熟，但叫不上名字，也不常在一起玩，只在寒暑假过少年之家时照过面。印象中，有一对姐妹花，年龄可能有11，12岁吧，父母也是从苏联回来的，她们是中苏混血，曾见过她们的母亲，典型的苏联人。姐妹俩的遗传中，老毛子的成分多了一些。她俩长得引人注目，大眼睛，蓝眼珠，黄头发，身材高挑，少年之家的老师宠的她们不行。
我家楼后面是劳动部宿舍。记得北京曾流行打鸡血，我以此为借口，说动老妈让我养了两只公鸡，最后，鸡血没打，倒被老妈炖着吃了。常有劳动部的小孩，抱着公鸡到处找鸡掐架，看见我养的鸡，健壮毛亮，威武异常，也想来斗，被我严词回绝了，可见我的养鸡技术还是很有水平的，可惜后来再没派上用场。
曾有个女孩，16。17岁吧，我们不认识她，知道她是因为，她是中学生，长得不错，发育也挺早，挺着几个月的身孕，常从我家楼前经过，往劳动部宿舍的方向走去，估计是劳动部的子弟。忘了从哪里知道，她是和她的老师好上了，现在叫师生恋，未婚先孕。那时，我还很小，连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基本生理知识都不知道，但还是明白，没结婚就怀孕是件很丢面子的事。
隔过东面的一个大花坛---后来被推掉了，再过去几栋楼，好像是几机部的宿舍。每到周日，就会有一个女人， 穿得还算得体，梳着短发，对着一个门洞的一楼窗户破口大骂，声音洪亮，言语花哨，有些我听不太懂。很快，就会有一个男人出来，也不回骂，一声不吭地将她扭入屋里，过不多久，她就会出来，瞪围观的人一眼，若无其事地走开。听人讲，两人是夫妻，但分居，女的有神经病。这几乎成了那栋楼的一道风景线，每当她开骂时，一帮小屁孩围着看热闹，我也在其中。等我长大后，才明白她骂人的含义，是骂那个男人不能人道。
前面是民族出版社的宿舍楼，里面各民族的人都有，最常见的是新疆人，我们又叫那座楼为新疆楼。那里的人们，衣着也是花花绿绿地，在以朴素衣着闻名的机关宿舍区内，显得分外张扬。每到节假日，他们就开始折腾，几家大人小孩合力，在空地上挖一个大坑，再用砖头垒成囊坑。小孩子们到处张罗着检树枝，点火，女人们带着皮手套将囊摔到坑里，然后封上坑顶。一定时间后，空气中飘着囊的香味，开坑取囊。多数时间，看得我们这些汉族小孩，口水直流。多年后，我曾在新疆吃到过地道的刚出坑的烤囊，感觉倒是一般，远没有小时候的渴望了,可能是肚子里的油水多了的缘故吧。
我有个同学就住在那栋楼里，是外国专家的孩子，据说是蒙古人，她的汉话说得到不错。曾经到她家玩，她给我煮奶茶，第一次看到做奶茶的全过程，惊奇于茶叶还能煮，茶还是咸的，不过，说心里话，那奶茶真的不好喝，以至我后来有机会到内蒙，一点也没有想喝奶茶的愿望。
和平里药店东面，有条南北走向直达三环路的小马路，不通公共汽车，只走人和自行车。那条小路上，一些摊贩自由摆摊，形成农贸市场的雏形，后来，公家出面建了一座农产品交易大棚。不过，仍有一些摊贩，为了逃税和交易的自由，在大棚外摆摊，零星的摊贩从和平里大街散开直到北三环路一带。我曾经上下班从那里走过多年，顺便给家里买些蔬菜和花卉。
小马路往西不远，是化工部的机关大楼和一部分职工宿舍，一群5-6层的灰黄色的楼。从外表看，要比和平里的楼新一些。4路和8路无轨电车，专门在化工部大楼前设了一站---化工路，可能是为了人们上下班，办事方便一些吧，后来那站是不是改成兴化西里，记不太清楚了。
那时，和平里还不是闹市区，人也不多，到了晚上，路上几乎没人。一次夜里，妈妈带我上王府井的协和医院看急诊，坐的是104无轨，路上没见什麽人，车上也只有零零星星的2-3个人，挺瘆人的。不过，那时的社会风气好,不像现在，到了晚了，街上就不安全了。
和平里旧事---3
老毛在人口政策上一时糊涂，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鼓励人们多生育，一下子多造出几个亿来，形成人口出生的高峰。我的同学中，家有1个小孩的极少，2个小孩的不多，3个小孩的正常，5-6个孩子的不稀奇，8-9个小孩的也能看见。曾经有两个同学，家里兄弟姐妹9个，还是一母所生，要说国人的生育潜力还真不可小视。
我家属于正常的。听老妈讲，那时国家鼓励生育，部队掏钱雇保姆，还有经济上的补助。不过,老妈尝够了小孩子的苦头，只想要2个，最小的还是计划外产物。以致后来，每当小弟生气时，就抱怨干吗把他生出来。小时候，我还是挺羡慕那些有很多兄弟姐妹的同学。
那时，很多同学的父母都是双职工，我和我的同龄人，很小就成了家里的掌门人。常见的一道风景线是，一帮年龄不大的小学生，脖子上除了红领巾之外，还挂着一串家里的钥匙。也有一些同学的家长不是双职工，妈妈不工作。我当时羡慕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可以不用做饭和干家务活,回家吃现成的。 我可不行，中午要回家自己找饭吃，晚上如果父母不能及时下班，还要到幼儿园接弟弟，带着他上机关食堂吃饭。
那时，和平里是父母单位职工宿舍和后勤机构的主要基地。离我家不远就是机关的食堂，幼儿园，司机班的车库。除困难时期外，机关食堂办得还是不错的。我家小孩从小就是吃食堂长大的，平日家里不做饭，只在周日开伙，最多也就是做点汤水, 主食甚至副食都是从食堂买。
食堂的隔壁是幼儿园，这样的设置可能是为了省一笔开办费吧，幼儿园不用另起炉灶单开伙。幼儿园里有很多大树,郁郁葱葱的。有一年夏季大雷雨，雨下的很大,，我家后面地上一片汪洋。雨点也非常之大，砸死了许多鸟。我去幼儿园接弟弟时，看见树林的地上，密密麻麻地躺着百多只死鸟，多是麻雀等小鸟。
困难时期,，机关除了尽可能地为本单位职工谋些福利外，还鼓励人人动手丰衣足食，在机关大院里给每个职工划了了一小块地，各家可随意种些东西，补充食品的不足。一到周日，我就和父母到机关大院我家的自留地里干活。记得种的也就是玉米和大葱两样，估计也是找不到其他像点样的农作物的种子。不过，到底不是农人，平时没少费力气，秋天收获时，也就得的三瓜俩枣的，还不够功夫钱。
又一阵，不知又发什麽风，鼓励非外事部门的干部学英语。这可苦了老爸了，人到中年，还要从26个英文字母入手启蒙。为了节省时间，老爸将字母的音标写成大字报，挂在卧室里。每天利用早晚上下班的空间，嘟嘟囔囔的练习，也就坚持了几个月，好像也没见多大成效，因为老爸花了大力气，还不如没花力气的老妈的英语水平高。老妈是得利于旧时上高中的底子，还记得几句简单的英语会话。
不久，遭遇文革，全国到处都是乱，我在的学校也罢课闹革命了，幸运的是，没闹出多大动静来。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也可能和我校不是名校，高干子弟不多有关，少数能折腾的人，也没成多大气候。当时，同学里父母级别最高的也就是个副部，我知道的最大的动静，也就是开会批斗一下老师，发发平时的怒气，没像北京其他一些名校那样，闹出许多人命血案来。
学校里还有一些倒霉名人的子女，听人说，有被老毛点名的周小舟的两个女儿。在校见过她们几次，穿得很洋派，白上衣，苏式黑色大背带斜裙，很有风度。姐妹俩歌唱得很好，动人的女中音二重唱。
说来惭愧，门外的文革闹得热火朝天，我只跟着看了几次斗老师，其中还有我很喜欢的数学老师，就歇菜了，和几个狐朋狗友逍遥去了。每天结伴给家里买菜，做饭，聚在同学家打扑克，日子过得倒也潇洒。那段时间，我基本是在家闹革命，对着锅碗瓢勺提高思想觉悟的。倒不是因为父母有问题，而是性情使然，不爱热闹，对什麽都激动不起来。幸运的是，宿舍区离机关大院较远，战火也没太烧到这里，宿舍区里一片平静，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最多是忽然听到谁谁是叛徒了，谁谁被打倒了，不过，见到他们，到看不出有多少变化。文革中，父母单位自杀的人也不多，和他们的革命战火烧得不旺不无关系。
后来，全国大串联，我因为年龄小，只赶上了晚班车。那时我们不太敢走---一些老高中的走的可远了，除了台湾和西藏没去外，真是全国大串联----老妈也死活不同意，说外面太乱，不安全。后来，多亏了老爸的支持才得以成行。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一个同学和我既是邻居，父母又是同事，比较放心，这才放我走的 。
我们一行4人，扛着大包小卷，外带拎着洗脸盆---很像今天外出打工的民工，记不得带多少钱了，从老北京站坐火车出发，在站了几乎2天1夜之后，眯眼肿腿地到了上海，睡在外滩市委大楼里的稻草地铺上。 因为弄不到票，在上海耗了半个月，才坐船去武汉。本想还继续接着向南溜达，去湘潭瞻仰革命故居，不幸遇上中央号召停止串联，我和一个胆小的同学，乖乖地在10月下旬返回北京。那个同学蔫有主意，不听中央召乎，和其他人一起挥师南下，去了湘潭，11月中才带着一身的外地革命虱子回来了。
顺便说说那个同事的女儿。文革前，我和她家住邻居，又常在一起玩。上中学后，又是同班同学。文革时，尽管她和我的父母不是一派的，不过公是公，私是私，父母的派性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玩小友谊，我们仍是有事一起干，我的父母和她父母见面还照样打招呼。她后来因为父亲的问题，去了云南兵团， 知青大返城时回京，就业，结婚，生子。现在，我们有时还抓空见见面，仍旧是很好的朋友，这是后话。
然后是上山下乡。我去了内蒙兵团，是全家里第一个离开北京的。当时年轻不懂事，不觉得离别之苦。从北京车站出发时，车上车下哭成一片，我和我妈都没流泪。后来，父母去干校，离京时，考虑到家里没有老人留下来照顾房子，不知能不能再回来，何时回来，就将房子交公了。
父母机关在北京设了个留守处，照顾一帮父母去干校，年龄太小的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我小弟留在机关留守处，继续上学，大弟随父母去了干校。干校原来设在东北，后中苏关系紧张，又内迁到中原。多年后，父母再分配工作回到北京，把大弟给丢了----大弟留在当地干校的工厂里，多年后，费了老大的劲才对调回京的---不过，父母人虽回京了，一切都是昨日黄花。走时交房子交的痛快，等再想要回来，费了牛劲也没用。老两口没房子住，机关临时给安排了2间筒子楼宿舍,一住多年，直到70年代后分房，才又重新住上了单元房。
后来，父母工作几次变动，家也搬过几次，但还是在和平里周围转悠。再后来，我上班也要从和平里走过，眼看着和平里逐渐繁华起来，建了不少商业机构，还有一个农贸市场，人也多起来，成了闹市区，无论何时，路上都是熙熙攘攘地，难以穿行。
没过多久，父母再次搬家，最终离开了和平里，我也不再走那里了，最后一次走过也是几年前的事了，看见新起了许多高层建筑，街上也多了许多商业机构，估计现在变化更大了。不过，听父母说，原来机关老楼还在，那些认识的老住户，有些过世了，有些还在，有些则是新人搬进去。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搬到那里，同学的父亲是副部，文革前全家住机关大院的部长小楼，父亲去世前，给子女在那里要的房。
我从小在和平里长大。父母是劳动部的。那些斗鸡的孩子中就有我一个！
如今都以是不惑之年的人了。这篇文章又钩起那童年大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