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你无知无识

余杰先生《玩知丧志》一文中宣称：“玩物丧志倒还情有可宥，而玩知丧志则最不可教，直可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声，”玩知丧志，的确可恨，而余杰先生 在这里用这个时代久违了的口吻，似乎的确除了一口恶气。接下来他又道：“中国的读书人，十有八九是‘玩知丧志’，陶然自得，乐在其中”，不知他这里所说的 “中国的读书人都”是古代中国的读书人，还是近代的中国读书人，亦或是今天中国的读书人——或者是一根筷子捞稀粥，想把一碗饭都捞上?今天的学术界，的确 有那么一群借于“著书立说”而谋食、谋名的蛀虫，的确可恨。但余杰先生是怎么样论述的呢?
　　余杰先生开篇就说，“中国除了人多，就是书多，于是读书的人也多”，“但中国并没有因为拥有多如牛毛的勤奋的读书人而进步”。余杰先生开口就讲大实 话，但又不知后面冒出来的“进步”二字怎么解释?是指文化而言，还是指经济发展而言，或者就人自身的存在状态、寻找人本身的意义而言?文化上，从《周易》 到先秦诸子，从魏晋玄学经唐代佛学，到宋际鸿儒、明代心学，清代黄宗毅、王夫之、顾炎武，二十世纪前半叶，则更是名家辈出，大师如林……不知这条线是 “进”的，或是“退”的?经济上，中国的落后也仅是近一二百年的事，而在此之前，隋唐繁荣彪炳史册，明代宝船所向披靡，清代前朝尚有康乾盛世。
　　……余杰先生难道无此常识，此竟不能谓之“进步”?近代中国，几乎亡于他国，然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经济去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由一任人宰割之国， 跃而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打过，此难道不是在“进步”?人(类)生存的意义何在?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存在状态才更符合人(类)的本真状态?我看在这一点 上，较其他任何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的探索是一直在进步着的。另外，余杰先生的意思，既便是进步了，也不是以往内“拥有了多如牛毛的勤奋的知识分子”，那 么，是谁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余杰先生说：“中国的知识谱系就象面团——从中找不到任何坚硬的质地……一开口便是孔子曰、朱子月、马克思曰、德里达曰……唯有‘我’缺席了”。我实 在不知道，余杰先生所说的“坚硬的质地”是指什么?今天，的确有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一把剪刀一瓶浆糊闯天下，但这些人充其量是爬在书堆里的蚜虫，这些蚜 虫门与中国的文化又有什么关系呢?但中国真正的读书人大概都知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不知在余杰先生看来，算不算“坚硬的质地”?这里有没有“我”?如果有，是不是顶天立地的?这种 一顶天立地的“我”为核心的文化算不算是有“坚硬的质地”的文化?
　　余杰先生哀叹道：“在三千年专制主义的酱缸里泡熟的中国知识传统，渗透到中国文人的血液里，那个中国文人身上没有周作人气呢?”在余杰先生的大作里， 周作人因为“是二十世纪中国读书最多的作者和学者，他所读的书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也不过分”而被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和经典提了出来，意思是周作人作了汉 奸、中国民族的叛徒，是因为读的书太多了，照作者的立意，变是玩“知”而丧了“志”。我不知道余杰先生的身上有没有周作人气。但我知道单就周作人的胞弟鲁 迅都是铁骨铮铮的读书人!我不明白，时过多年，余杰先生为何要把周作人那般放不下?周作人是汉奸，历史早有公论，余杰先生糊涂，怎么把周作人竟抬到中国知 识分子的殿堂里来了?!更为荒唐的是，他怎么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呢(只有他的徒子徒孙，才会投他的票)?而且余杰先生在这里有两个常识性的错误：其 一，“三千年专制主义的酱缸”大概是要指中国从古周时代到今天的历史——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如果有些许的历史知识，便知道与同时期世界各国 的历史状况相比较，中国社会则显得更为开放和民主，怎么能用“三千年专制主义的酱缸”就把整个民族的历史一笔带过呢?其二，“泡熟”这个词在余杰先生，大 概是认为中国文化已是一种成熟的、熟透的文化，再无发展前途和发展的必要的文化。但余杰先生不知见没见过中国的太极图，在太极图上，谁能指出一点，说这一 点便是此图运动的起点或终点?中国古人早就洞察万物运行的奥妙，最后用太极图来概括，以此种智慧为 根系的文化人，睡会妄谈某某文化已“熟透”了，已到了她的终点?大概只有那些本无文化根基之辈才会妄谈中国文化已“熟”了之类的话吧。
　　余杰先生认为，知识的目的是成为“自由的屏障，解放的动力”然后请出加缪和爱默生也“曰”了一番：“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民众，命名他们所 看到的表象之下的事实。”然后余杰先生说：“中国读书人，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对知识和世界的态度。”究竟是不是这样，我自觉孤陋寡闻，学识浅薄，不能判 断，但余杰先生在文章里提到了一个叫陈寅恪的人，说是因为这个人“将生命与知识融为一体”而“被罚下场去”，因而因得了余杰先生一阵颇为惋惜的叹息。不知 余杰先生所说的“场”是哪个“场”，但我知道陈寅恪作为中国的一名知识分子，的确将生命与知识融为一体，将真正的学人的精神和风格高高树起在我们的时代， 这已是最高的价值表现，因此，在不朽的精神和高贵的人格的“场”上，陈寅恪先生作为普通的一名知识分子的代表，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伟碑。那么，余杰 先生所说的“场”，大概是充满花环、金钱、喝彩之类的“场”吧。从这样的场上被罚下去，对于有“周作人气”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件痛苦的 事，是意见十分可惜的事。事实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不倦的追求，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和自尊，就在于他们的价值理想和目 标是基于对所有民众教化、指引和对整个社会的提升上;更何况，知识的体系太繁复，文物、地理、典籍整理，还有今天的自然科学，并非样样“知识”都去成为立 竿见影的“屏障”和“动力”，都去“鼓舞、指引、调高民众”才能显得有价值。余杰先生的判断，太不负责任了!
　　余杰先生说：“读书与当官是两码事。读书不见得能够‘改造人性’。读书多的人，仍然可能是二蛋和蠢猪”，因为“秦桧、严嵩、阮大铖都是读书读得不错的 人”，秦桧、严嵩阮大铖的确是“二蛋和蠢猪”，当然还有那么个周作人，甚至连“二蛋和蠢猪”都不如，但这个大胆的判断，并非余杰先生的创造，“知识越多越 反动”，在那个荒谬的年代早已是一条令知识分子谈虎色变的“真理”，余杰先生何必要在这里像挂条遮羞布一样换个说话?余杰先生读的书我估计是极为有限的， 因为一方面“读书和做官是两码子事，读书不见得能改造人性，读书多的人，仍然可能是二蛋和蠢猪，”另一方面，从余杰先生的历史视野来看，不是周作人，就是 秦桧等这些上不了菜谱的汉奸、卖国贼，而且这些人都被余杰先生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投过厚厚的唾沫，这些汉奸、卖国贼的祖宗们竟然还能听到那么一 些人在为他们喝彩，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汗颜了。但作为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能记得舍身刺秦王的荆轲，闻鸡起舞的祖逖，洁身自好逍遥清淡如阮、稽，不 畏艰险一心求经如玄奘，留取丹心如文天祥，傲视权贵如李贽，蒲松龄刺奸刺贫痛快淋漓，谭嗣同六君子以身醒国回肠荡气，蔡元培、陈独秀、鲁迅、闻一多……如 此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着，举不胜举，但区区几个千古唾弃的小人，竟被余杰先生抬举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实在令古人蒙羞，令人无颜，可惜，可惜!
　　余杰先生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守着“几部残缺不全的破经典，你注过来我注过去，皓首穷经，头发白了，经还没注完”，既便是“追求纯粹知识”的清代 大师们——“他们的知识全是没有价值判断的，不对当下发言的，逃避心灵自由的，通向奴役之路的知识”，这下我愚笨的头脑才有点恍然大悟，余杰先生的思维， 中国文化，不外乎“几部残缺不全的破经典”及其“你注过来我注过去的‘注’”而已。而这些均是“没有价值判断的，不对当下发言的，逃避心灵的，通向奴役之 路的知识”。但我们知道，先秦诸子经籍，在中国文化传统里，不但地位显赫，而且不可动摇;为“注”者，历来是文人一大乐事，从古至今，的确有些书痴，白首 未经，至今不乏其人，只是注的“经”内容有所不同而已。但去掉偏激和偏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先秦诸子经籍。一方面是以往中华文化的总结，同时，又是后代文 化永不枯竭的源泉，以后文化的拓展，都是在这基础上进行的。就“注”来说，魏晋的如王弼、郭象，宋代的如朱熹，清代如王夫之，都是典型的大注家，他们不但 在注解古人，更大的程度上，是在大大开拓人类智慧的范围，是在耕耘人类的智慧。这智慧不仅对当下发言，对过去，对将来，也一样发言;不仅有价值判断，而且 是对一切人类都适合的坚实的真正以人为本位价值判断;这种智慧一点都不逃避人的心灵自由，相反，是对人性层层不断深入的剖析和解放。况且，不知余杰先生知 不知道，他在文章中提到“将生命与知识融为一体”的陈寅恪先生，他本是造诣深厚的历史学家，尤其对隋唐史的研究更为深入，无论就其研究的时间范围，嗨是内 容所涉及的范畴，都离“当下”尚远，更 没有简单的去“对当下发言”，这陈寅恪的知识岂不是“逃避心灵自由的，通向奴役之路的”知识?
　　在余杰先生的大作里，有两个被余杰先生激励推崇而且作为批判、嘲弄“玩知丧志”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参照和标准，这两个人是加缪和爱默生，尤其爱默生“是 个背着十字架的学者和作家，他在黑暗的夜晚，举着火炬”。对这两个人，我的确不太了解，但根据余杰先生的介绍，知道他们的确有强烈使命意识的知识分子。但 我理解余杰先生更深的心里情绪，无论是法国作家加缪嗨是美国学者爱默生，都是西方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代表，唯有西方文化方能早就加缪、爱默生这样符合余杰先 生的追求的人，故令余杰先生向往不已，所以，言谈间流露出对中国文化的厌恶来，的确是可以理解的;但令我困惑不解是，即向往之，余杰先生尽可重新投胎换 骨，为何要对他的母语文化极尽诋毁之能事呢?况且，我要是提醒余杰先生的是：既然爱默生是“背着十字架”，火炬也是拒载“黑暗的夜晚”，那么，就是说即便 是在他向往的西方文化里，知识分子身负的责任和存在的境遇，也是具有强烈的挑战意味的，只有具有非常的勇气和坚定、高贵的人格品质的人，才可投身于这项神 圣的事业，不知余杰先生有没有这个自信?
　　关于对余杰先生《玩知丧志》一文的批评，便在这里结束，但令人心忧如焚的是今天的文化界，眼看着辉煌的文化被无知的人们糟蹋，眼看着整个社会的知识分 子在惘然、叹息中把自身的责任和尊严一点点放弃，的确令有识之士卧不能寐。如何改变着一可悲的状况，如何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文化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或 许余杰先生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从这一点上来说，余杰先生的确有令人尊敬的地方)。但他的批判的态度、方式、视角，都存着明显的错误，从古至今，中国的知 识分子有着光荣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为国家为民族的兴衰存亡夙夜忧叹，为人类为社会存在的意义百般探索;捐躯为大道，舍身取大义，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倍 为荣耀和欣慰之事。但无论什么时候总有那么些混进文化殿堂的蛀虫和渣滓，在名利的阴沟里爬出爬进，但总也落个遗臭万年，为后世百代所唾弃。秦桧、周作人何 尝不是如此?善恶昭昭，中国文化有浩然之大志，中国文人志在天下，这本身已显示出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判断。但也有那么一些时期，正气不张，大志不扬。余杰先 生的《玩知丧志》一文，典型地代表了一大批责任心尚未消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形之下因为缺少深入、长远的思考，对中国文化倍感失望，不分青红皂白， 大加批判;对西方文化又有一种盲目的青睐和向往(因而该文受到了相当或者可以说是普通的欢迎和认同)。倘若本该是一个人的思考，竟然成为社会普遍的思考，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堕落。
　　前面谈过，中国文化向来有浩然之志，中国的文人向来志在天下，那么今天文化界的堕落是什么时候怎么样开始的?这种堕落又如何到后来变成时髦的如余杰先 生之类，对中国文化由失望到厌恶的?这就需要我们进行一番历史的回顾与反思。自近代以来，由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不断失败，素来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 奔走呼号，往往欲倾一腔热血报国，但总恨无门，虽然如此，中国近代的知识界一改“万马齐喑”的悲惨局面，中国文化的交溶虽出于不得已，但进入二十世纪，认 真地学习西方文化，探讨中西文化的融合，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直觉，因此，这一时期名家辈出，大师如林，中国的文化，又进入了新的一轮勃兴之中，而知识分 子的尊严和个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朱自清宁肯饿死而不食美国洋面，闻一多面对统治者枪口仍气壮河山……这些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惜肉体的消灭，而把 中国知识分子大义凌然的气节和高贵的人格力量保存了下来。从先秦养下来的知识分子“浩然之气”，的确达到了“至大至刚，无所不至，充塞天地宇宙”的境地。 但后来文化上的一元不仅是导致学术上的退步，更为可怕的是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萎缩，从五十年代的揪右派开始，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文化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可怕的清算不是机体上的，而是精神上、思想上的。一方面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更重要的一方面，在我判断，是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在五十年代创造的奇迹不 仅是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政治、经济等重要领域去得的辉煌成果，使得这些本来以天下为己任，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怀疑自己已建立的知 识、思想体系，不得不叹服无产阶级神奇的力量和思想理论，因此，不但普通的孩子是分子情不自禁，就连金岳霖这样在哲学领域有深入洞见和高大建树的知识分 子，也情不自禁地进行思想上的忏悔、清算和改造。因为国家经历了百年屈辱，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义无反顾的责任，在于他们，国家本位高于一切，所 以，进入五十年代之后的清算和改造，与其说是屈从，不如说是为了国家本位而牺牲个人的主体意志，从另一侧面，更突出、更感人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但真正的情形却是这些最初做出牺牲的知识分子所预料不到的。清算不仅一次接着一次，文革的扫荡则更为彻底和无情;清算的结果不仅在于旧的纸质分子，而 更在于从此以后的中国的读书人——他们就如断乳的孩子，先天底气不足，而一旦经济的浪潮汹涌而来，便自然踉踉跄跄、立身不稳(这里当然还有来自八十年代的 打击的影响)。这种情形延续到今天，在学术上，急功近利者竞相抄袭、剽窃，既无学术价值，更无思想可谈，为了评副教授、教授，极尽抄、剽之能事，无论马克 思曰嗨是德里达曰，只要论文能发表，署的是自己的名字，这就足够了!至于做为知识分子的尊严和人格，则就实在无从谈起，为了名利，什么都可以拿出。在这样 一片浮躁之声的境况中，难能可贵地存在着已批责任感尚存的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的尊严和荣誉已被金钱为标准的大环境所消解，中国文化的自尊和荣誉感被百余 年中社会发展的落后和数十年来文化的自戕所消解，虽然责任心尚存，但自信和底气都显不足，心灵深处是对母语文化的轻视、厌弃和对四方文化的无限向往，中国 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普遍陷入了彻底的虚无主义的深渊。我们不能不承认，余杰先生和持余杰先生一类或相似观点的人，正是处在这虚无的漩涡中。
　　这些虚无主义者最大的心理情结，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化的轻蔑和厌恶，一方面是对四方文化的羡慕与向往;最可恶的，这些糊涂的自以为是觉醒者的虚无主义 者，最大的心理动机，就是要抹煞中国文化的大志，消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信，不仅自己虚无，还要别人也虚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惜歪曲事实，胡说一气，极 尽诋毁，污蔑之能事，不仅要抹煞中国文化及文化人的大志，还要其进行污蔑和侮辱，其手段卑劣，实不忍述。这些人对中文一知半解，故能断章取义，任意附会; 对西方文化如雾里看花，故能见厕嗅芳，折枯为香。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典籍，在他们说成是“几部残缺不全的破经典”;同样的读书人，在西方便有可敬的加缪和 爱迪生，在中国，读书人都成了秦桧和周作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古人早有立言，而在余杰之类，只有加缪和爱迪生“曰”的，才是之得 铭记……至于在常识性的问题上也是，曲意歪笔，妄下结论。甚至“文革”中的“革命小将”亦有过之而不及。“玩知”者“白头为经”，尚无大碍，而文化上的虚 无主义，却使谬误流传、贻误后人，为害不仅在当下，而且在后代。虚无主义，特别是文化上的虚无主义，实在比近代列强的分割和殖民更为可怕!
　　作为知识分子独特的学术精神和人格，作为中国文化特有的大志，在中国向来都不缺乏。我们也不否认今天的文化界，的确缺少这种独特的精神和人格，但不能 因为今天暂时的缺乏而全面否定中国文化，否定几千年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更不能侮辱中国文化，侮辱中国知识分子崇高的学术精神和人格!
　　盘安书生张隆所言：“这纷乱的、动荡的、深刻的、肤浅的、高贵的、卑贱的、穷的、善的、恶的、好的、坏的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我们需要自己的哲学 家，无数的重估一切价值的哲学家。我需要自己的诗人，无数的把握时代精神的诗人。我们需要自己的政治家，敢于让士兵去富士山上‘封狼居胥’的政治家。我们 需要自己的人民，勇猛强悍的人民。”这个普通的读书人在这里表现出来的胸怀和勇气，就已经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志不可抹煞，更不可侮辱，更可况还有对时代精神 的召唤，所谓“自己的”，更显出理性的自信和气魄。但凡一种能够振奋整个时代的精神，就是一定要建立在对本民族的文化有着深入的理解和来自理性的敬意的基 础上，千万不能妄自菲薄，至于西方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自然要去认真地学习和探讨，但一定是要由强大、坚定的“我”去探讨，无“我”，则只能 是接受、遵从和被殖民，无所谓学习和探讨。这才是真正有志者的态度。
　　中国文化，向来有着关乎整个世界的人文内涵和强大的向心力，她看世界的眼光，不是一、二十年或者以、二百年，而是五百年、八百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向 来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有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自尊和骄傲，有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格追求，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又，后天 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和抱负，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此乃大志也!此志诚不可抹煞，只可继承!此志诚不可侮辱，只可张扬!
　　今令余杰之辈，即可面壁三日，反省思过，忆鲁迅周树人之志，悔其弟周作人之气，方不至于一堕再堕，以至成国之罪人，为千古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