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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爱、性、快乐——弗洛伊德与路易斯的终极之问
文/ 临风
“弗洛伊德和路易斯：两种相对的世界观”这是30多年来哈佛最叫座的课程之一。不仅大师名声显赫，更因触动人类最深处神经。哈佛学生亦追问：人生意义何在？内心空洞，何以满足？会受伤是否还要爱？爱与性的挣扎何解？如何面对品格缺陷？苦难至极，何以安慰？
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临床教授阿曼德•尼科利（Armand Nicholi）所开的“弗洛伊德和路易斯：两种相对的世界观”这门课，三十多年来一直是哈佛最叫座的课程之一。
2002年，尼科利教授根据他的讲义写成了《终极之问：C.S.路易斯对辩弗洛伊德》（或《两种上帝》）这本书，副题是“永恒、爱、性、快乐——C.S.路易斯‘对辩’弗洛伊德”。出版后洛阳纸贵。
为什么这从未谋面的两人之间的对话如此吸引人？不单因为两位大师名声显赫，更因为所讨论的问题触动了人类最深处的神经。优秀如哈佛的学生，还是要追问：人生的意义何在？如何才能快乐？ 爱与性的挣扎何解？
内心的空洞，何以满足
75年前，1939年9月23日，弗洛依德去世。他是20世纪最著名心理学家和“科学的世界观”的旗手。
终其一生，他对“宗教的世界观”攻击不遗余力，认为对上帝的信仰是种逃避，一种幻想，源于儿童期对一个完美化的父亲的渴望，是我们强烈的想像力和我们强烈的需求的“投射”，只有心智低下的人才会有宗教信仰，人类应该长大了！20世纪的世俗化受他的影响至巨。
路易斯是牛津大学的教授和文学批评家。他是20世纪著名作家，也是最受欢迎用理性护教的基督徒学者。二战时仅次于邱吉尔首相，他是大英广播公司上最熟悉的声音，是黑暗中安定人心的力量。
但路易斯从小却是坚定无神论者。他比弗洛伊德小40岁，青年时期他对弗洛依德所提出来的质疑也曾作过深度的思考。
在牛津教学时，他想起童年以来屡次莫名的体会，那种彷佛进入另一层境界的渴望，他隐约体会这种喜乐不同于幸福感或愉快的情绪，它带给人心的抚慰不是因为拥有什么，而是因为渴盼什么。
此时，他读到切斯特顿的《永远的人》，终于做出“有神”的结论。他说：“我独自一人坐在抹大拉学院的房间，夜复一夜，每当心思从工作移开，我总是非常不情愿地感受到造物主的逼近，那么坚定。最叫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在1929年一个晚上，我降服下来，承认上帝的存在，并跪下来祷告。那时的我，可能是全英国最沮丧、最不情愿的信徒了。”
就这样，他成为了一个有神论者，但还不是基督徒。经过好几月摸索，总不能跨出信心的一步。1931年秋天，他有一次与两位同事共进晚餐（其中一位是《魔戒三部曲》的作者托尔金），讨论到神话、幻想以及福音的可信性。饭后，他们散步，继续讨论到清晨三时。这次的谈话对他影响至深，9天后他接受了基督。
这个抉择完全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人生和写作。
路易斯认为，人若不认识自己的狼狈不堪，就不能了解圣经。安慰是没有办法追求的。人们若是追寻真理，他们或许能得到安慰。但如果人们寻找安慰，既找不到安慰，也找不到真理。
在路易斯的体验中，要活出基督教世界观是痛苦的。要我们把经年累月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意志交付出去，就像一种死亡，这绝不会是人们的愿望。
“如果在我内心有一种欲望，是这世界任何东西都无法满足，我可能是为着另一个世界而造，并不证明整个宇宙是一个骗局。”路易斯说。
弗洛依德把这种更深的欲望与他幼年时与父亲在林中散步，想要拥抱大自然的心境相比。他描写自己一生都在追寻这种感受，但总不得其门而入。
早年，当弗洛依德在维也纳大学求学时，受教著名哲学家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他原是天主教神父，为反对教皇无误论而还俗。弗洛依德非常佩服这位为人正派、富于想像力的老师，而且他有神论的论点，叫他无法反驳，使他几乎承认有神。
但他一生总被这个“幼稚”的渴望缠扰。他的女儿说，父亲给好友的信件中充满了这些字眼：“靠上帝的帮助”，“若上帝许可”，“良善的主”，“我秘密的祷告”。
世界观对人影响深远。路易斯信主后彻底改变，从一个忧郁、内向、悲观的人，转变成一个开朗、外向的人。好友们描述他：“非常有乐趣，有机智，容易相处，体谅人，对别人的福祉比对自己还关心。”
相反弗洛依德是倔强的悲观派，作为一个强调人类尊严的人，他对人性的评价却非常的低。他有一次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依我看，不论人们对伦理的看法如何，他们大多是垃圾。”
爱与性的挣扎何解？
弗洛依德被奉为鼓励性开放的鼻祖和性心理的权威。从无神论的世界观出发，他眼中的人是纯生物性的。他把人类一切形式的“爱”，都看作“性爱”的表现，“情爱”与“毁灭本能”，是人类仅有的两种本能。性爱的冲动，是人类交往的基本动力。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性欲的冲动”包括友情与亲情。他甚至认为人类的“性生活”始于新生儿并逐期发展。这连医学界都没法接受。
但他无论对自己或教导孩子，却遵照传统道德标准。他认为女人不必在外抛头露脸，夫妇性关系为要繁殖后代，否则就不正常。他在三十多岁有第六个孩子后，就与妻子停止了性关系。
路易斯不同意弗洛依德的爱观，认为它过分简化，他把“爱”分为四类：亲情、友情、情爱和圣爱。
有人说：“世上最接近上帝的爱就是母爱。”路易斯并不同意，他把爱的性质分成两类：“施予爱”和“需求爱”。我们常把父母的爱，归类“施予爱”，而孩子对父母亲的爱，则是“需求爱”。但“需求”与“被需求”两者，其实相互依存。世上的施予者，不但常“被需要”，也常有操纵、控制被爱者的欲望，甚至连“自我牺牲”都可能是一种控制手段。
路易斯指出，友情不建立在“需求”的基础上，更富有“灵性”。但朋友圈也容易形成私党，促成圈内人的骄傲和优越感，对圈外人的排斥。这个圈子容易彼此影响，加强共同点，使好的更好，也使坏的更坏。
情爱包含性爱，但性爱不是情爱，甚至可以有性而无情。他用英国人的幽默说，一个好色的男人，所要的并不是一个女人，她不过正是满足他欲望的工具。
尼科利教授在研究哈佛大学学生时发现，人们对性的追求，常因缺乏归属感，并要填补内心的空虚。因他们渴求亲密关系，性的追求就是他们的挣扎。
路易斯用罗马的美神维纳斯来代表性爱。他呼吁我们不要对维纳斯太过认真，否则会受到伤害，“维纳斯是一个嘲弄人的精灵，不能算作神祗，她喜欢戏弄我们于股掌之上。”
他认为，真正的情爱，其对象不是性，而是被爱者的全人；所赞叹的，是爱的对象，而不是自己的需求。这是亲密性最真挚的表现。上帝的爱是一种完全的投入，他给人类立下了爱的典范，也赋予我们爱的天性。
爱侣的危机并非是过分崇拜对方，而是把情爱当作偶像。除非情爱受到上帝的约束，否则，当人们把它当作偶像来敬奉时，它就变成了妖精。
路易斯曾在《惊喜》书上写他与乔伊的恋爱史和短暂的婚姻：“那几年，我和妻子尽情相爱——我们经验每一样式的爱，没有一处心灵或身体，没得到满足。”她的去世给他极大悲痛。或因如此，他对情爱和圣爱才有如此深刻洞见？
他洞察到爱不只依靠感觉，更依靠意志。是一种深沉的合一，因习惯而更为加强。它是从众爱之源的上帝而来。这起初的爱，是种“施予爱”，就是在被爱的对象不值得爱或不可爱时，还能去爱。人间的爱并非不好，也非次等。但需要引导，使花园特别的，是园丁的修剪，除草和施肥。这就是圣爱的功用。
神学家奥古斯丁，曾因一个好友的去逝而悲伤地说，不要把爱放在上帝以外的地方，那都是暂时的。把爱放在他们身上，至终会让我们不快乐。路氏认为这是希腊哲学的立场，不是圣经的教导。
“任何的爱都会使我们容易受伤，甚至破碎。只有最硬的心，最冷的心，在棺墓里，才不会受伤。”
“那种想要保护自己，不致于被爱伤害的作法，并不是从上帝来的。想要逃避因爱而来的伤害，并不能让我们更靠近上帝。我们应除去一切盔甲，去承受伤害，并把伤害交托给上帝。如果我们的心因此而破碎，如果这是上帝所定的路，那就让它破碎吧！”
弗洛依德观察到，在所有人的组织，家庭、公司、机构、教会中，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达到该团体的目的，而是如何处理个人间的敌意和矛盾。尼科利教授指出，终其一生，弗氏对人性的观感非常负面，也常与好友翻脸，总认为别人亏负他，友情亦不能长久。路氏在改变前，也是一个很难亲近的人。但有信仰后，他变得非常随和，容易亲近，而且真心关切别人的需要，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对比。
如何面对自我品格中的缺陷
二战前，当爱因斯坦忧心忡忡地写信问弗洛伊德，人类当怎样才能避免战争，弗氏回答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将整个社会归服于‘理性的专制’之下。”
话虽如此，但当他发现，心理分析并不能使那些“非常有理性的”分析师更为有道德时，他也感到非常失望。
弗洛伊德对良心的形成，提出一个新鲜理论。他宣称，孩子大约5岁时，把父母的教导，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内化，逐渐和“自我”结合。他把这种内化的父母叫作“超我”，也就是良心，这使人类之所以成为有道德的社会动物。
路易斯则观察到：全人类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奇怪想法，就是他该当怎样为人（至少，别人该当怎样为人）。但他自己又常达不到这种要求。这种内在诉求不是科学或进化论可解释，但符合圣经立场。保罗把良心称作“心中的律”，是我们内在道德律的颁布者，是催促我们行动的内心警察，也是与“肉体中的律”（罪性）交战的。
其实良心并不是一个永久可靠的调温器，它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迟钝、麻木，甚至变质，但不会消失。在《人的拆除》一书中，路氏指出，当代的教育所培养的，多是些头脑聪明，但却没有胸膛（品格）的学生。品格虽然受到道德观的指导，但它的薰陶与塑造却需要一种理性以外的动力，而不仅仅是知识。不要以为，只要上些“怎样控制愤怒的情绪”的课，就可以叫人性情温和了。
路易斯认为，历史中无论哪种文化，一向都对道德律非常敏感。但这种敏感度从20世纪起显著下降，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心理分析学对社会的影响。
他认为，弗洛依德对“压抑”与“禁制”的理论，暗示羞耻感是危险、有害的。这种学说鼓励人采取开放的道德观，告诉人们，那些不合约束的行为与思想（如性开放）都是自然的本性，犯不着有什么羞耻感。以致今天的文化对懦弱、欺骗、妒嫉和不贞节的宽容度，远超过以往所有文化。历史证明，这样的社会将逐渐失去其共同的价值基础，造成价值观的混乱。路氏认为，在这种心态之下，圣经中赎罪和拯救的观念就没什么意义了。
今天流行的“这是我应得的”的心理，很可能与弗氏学说有关。当罪恶感是有害的，当我的欲望都是合理时，所谓忍耐、牺牲、节制和利他就不再是美德，甚至犯罪也不过是一种疾病。难怪20世纪以来的人类，如此耽沉于立即满足的习惯中，这是自我中心的社会自然的表现。
弗洛依德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有许多证据显示，终其一生，他经常在“临床性沮丧”的症状中挣扎，甚至有好几年需用古柯硷来帮助他放松，表明他极可能怀疑自我价值。
但另一方面，他好像又自我感觉良好，给朋友的信上，曾称自己的正义感，对人的关怀，不占人便宜和不愿让他人受苦的操守，可以与他所知道世上最好的人相比。他的道德观建立在“人比人”的基础上，当自己比别人做得好时，带来的多半是骄傲、自得。
路易斯却关注客观道德律的要求，结果他为自己品格中的缺陷所震惊，使得他开始寻求外来的帮助，最后终于离开无神论，接纳了一个灵性的世界观。
苦难至极，何以安慰
弗洛伊德虽名满天下，但一生坎坷。三岁时，他最亲的保姆被解雇，幼小的心灵受大创伤。从上小学到大学到教职，终其一生，他本人和他的家庭，都深受欧洲排犹气焰的伤害，处处受同侪排斥。甚至老年逃到英国，还受到岐视。这带来极大的痛苦，但也坚定了他独立判断的倾向。
最后16年，他受尽上颚癌折磨。他最疼爱的女儿和孙子的早逝，更使他痛不欲生。在《战争与死亡的思索》中他写道：“如果你想忍受生活，那就请你为死亡作预备。”
弗洛依德就是一个深深为死亡问题困扰的人，活在忧郁症阴影下。他对死亡有超乎寻常的莫名恐惧，常梦见死亡，而且对之充满迷信。他认为上帝如果存在，并不像慈爱的父亲，照顾善良无辜的人。有些痛苦则是他人加给的，例如好人往往吃亏，坏人往往得势，这才是最大的痛苦。他的结论是：人生难熬，我们经常活在焦虑的期待中。
在1928年《一个宗教经验》一文中，他控诉上帝容许恐怖事件发生，他要上帝对此负责。在另一封信中，他表现出自己的愤怒和反叛：“我对上帝毫无惧怕，如果我与他面对面，我对他的控诉将远比他对我的控诉要多。”
他坎坷的遭遇确实值得同情，但恰是他的无神论的立场，使他无处投诉。他在《幻想的将来》（1927）中说：“他们必须向自己承认，自己是完全无助的......他们没有求告的对象......在命运的面前，只有无言的无奈。”他不知道怎样安慰受苦中的人们，只能鼓励他们无奈认命。
弗洛依德是执着的叛逆者，在选择安乐死那天，读巴尔札克的《驴皮记》。这两个故事的主角都是科学家，因未受重视，缺乏成功，而考虑自杀。两人分别走上与撒但立约，出卖灵魂换取成功的路。
与弗相似，路易斯也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他九岁丧母，打击至大。近50年后写自传，他伤痛犹新：母亲去世后，“一切快乐都从我生命中消失了。”
路易斯与父亲的关系逐渐疏远，兄弟两人相依为命。后来在学校他碰到一位苛刻无情的老师，他感到无助和拒绝。一战中，他眼睁睁看见被炸烂的躯体，好像被踩扁的甲虫，在地上蠕动。他目睹亲密战友的死亡，自己也负了伤。在医院养伤时，他非常孤单、沮丧，常常作噩梦，无法安眠。
他一生最大的痛苦，是在62岁时失去爱妻乔伊，这打击叫他无法接受。他心中绞痛，失魂落魄，无法与人交谈。
他被巨大的空虚感所震慑、瘫痪。他形容说：“好像那条腿一再地被砍断，那第一刀不断地刺进胸膛......那只啄食普罗米修士肝脏的老鹰，每次都下嘴在一块颤抖的新肉上。”
他不断地呼喊：“上帝，你在哪里？”他觉得当他最需要上帝时，当他绝望时，那扇门却当着他的面关闭了，而且从里面上了锁。所留下的只是可怕的寂静。
为什么在顺境时上帝这样可及，但在逆境中他反而不见踪影？有一位好心的朋友提醒他，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时，也是这样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路氏却直爽地问：“难道这样就会使人更容易明白么？”
他体会，此时最大的危险，是对上帝的属性产生怀疑。苦难使他失去写《痛苦的问题》时那种论理的能力。他如今无法想像，一位全能又全爱的上帝，竟能容许无意义的苦难临到他。他后来承认，这疯子般的情绪，妨碍了他接纳任何安慰。
逐渐地，阳光回到他的心灵。虽然上帝并未解答他一切问题，但他感受到，一种亲切在安静地注视他，好像在说：“平安吧，孩子，你还不能了解。”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困难是没把焦点放在上帝身上，而是放在自己的苦难上。
“为死亡悲痛的过程，是经历爱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后他领悟到。
对于死亡，他说，耶稣基督为人类的苦难和死亡哀叹、流泪，表明了他对这种灾难的厌恶不亚于我们。他的受死，表明人类历史以外的力量，进入了历史，干预了死亡和邪恶的势力。耶稣经过死亡，也战胜死亡的辖制，为人类提供再生的盼望。
因此，路氏能平静面对自己的死亡，不但毫无遗憾，而且充满欢愉和期待。他曾在一封信里写：“如果我们真正相信家乡在人生的彼岸，而生命又是一个寻根的过程，我们怎能不盼望它来到？”
受苦的人往往找不到意义，特别在孤独中承受时。一个人如果自傲到以为无人能安慰时，那种死寂或许才最致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