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就去了江西的五七干校。关于五七干校的一些真话(转载)

2005年去世的我国著名作家巴金生前有句很著名的话：要讲真话。这很有分量。说实在的，现在有时要讲真话还确实有点风险，可见时至今日讲真话有时也有点难度。据说，最近就有一位当代著名作家，在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举行的讲坛上谈到了这个“风险”的问题，提到了要讲某种真话会要冒很大的风险的。不过，今天只想谈谈真话问题，风险问题就暂且放在一边。

　　五月七日是与一个历史现象相连的，那就是五七干校。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五七干校是上世纪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各部门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当年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就去了江西的五七干校。

　　经历过五七干校生活的人，实际上对五七干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些还随着形势发展有所变化。有意思的是，据《南方周末》的披露，在对当年的五七干校学员的调查中，持正面态度的达到了6成。所以，笔者发现有些当年学员口中的五七干校生活应该是真话。下面就举几例。

我国著名诗人和作家臧克家，曾被世界诗人大会和世界艺术文化学院授予过荣誉人文学博士，获得过今世缘国际诗人笔会颁发的“中国当代诗魂”金奖。臧克家最著名的作品就包括歌颂五七干校生活，赞美农村劳动的《忆向阳》组诗，其中有的句子已经传为经典，例如“不待扬鞭自奋蹄”等。这组诗中，可发现不少可以信手掂来的字字珠玑的佳句，例如：““诗情错赏旧农夫，烟雨蓑衣稻满湖。泥腿而今塘水里，此身自喜入新图。”“斗室是天地，神衰躯体空。干校一千日，生命复葱茏。”等等。关于这组诗的其它内容就不在此引用，有兴趣的读者上网一查就有。《忆向阳》是1978年出版的。出版后，欣赏者不少，反对者也有。首先向《忆向阳》发难是著名文人姚雪垠，他对《忆向阳》不满，认为它“是林彪、‘四人帮’所定的宣传调子，歪曲了毛主席的号召，并且用歌颂愉快劳动和学习的词句去粉饰和掩盖当年那种五七干校的罪恶实质。……替林彪、‘四人帮’搞的五七干校涂脂抹粉，违背了当前的党心人心。”甚至还把他的这篇作品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难能可贵的是，臧克家一直不改初衷，坚持讲真话。倒是姚却有过有时讲真话有时讲假话的历史。他曾经与臧克家通信时大赞《忆向阳》。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又大批《忆向阳》。不管当初的政治环境怎样，姚当初完全可以不用大赞《忆向阳》。臧克家又不是什么不能得罪的炙手可热的大政治人物。臧克家于2004年去世，生前一直坚持他的真话，不愧是一个有傲骨的知识分子。

　　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中，王蒙先生无疑是佼佼者。他不但著作等身，而且在文革后担任过国家文化部长，还连续两届当选过中共中央委员。他1961年3月右派摘帽后，于1962年9月，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主动举家迁往新疆工作。1971年4月，他和文联的其他人员一起，下到了位于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泊的五七干校。在那里他一直呆了三年。2006年5月，他的自述《半生多事》出版，讲述了他在五七干校的生活。其中印象最深的有几点。一是看不到什么苦难的描写。二是补发了2000多元工资(好大一笔财啊!---笔者感叹)。三是他们的生活是不错的，例如他的自述就有如下内容：

　　戈壁滩上空气纯净，透明度极高，晚间月光星光之明洁，身在其中就是一种享受。每当举行文艺演出时，在戈壁滩上，皓月之下放声高歌，大家的欢乐之情溢于言表，纷纷赞道是同饮甘露、濯清泉、吃仙药、沐天恩，其乐无穷。林彪事件以后，五七干校的管理松懈了不少，学员们也不大关心那些“国家大事”了，重点放在改善生活上。他们购买了金华猪仔和一批奶牛，每天都享受新鲜牛奶和美味猪肉。晚上经常性的活动是下象棋打扑克，每当鏖战到深夜时，带队的干部就提醒：“同志们，再不睡觉就影响明天早晨喝牛奶啦!”

　　我相信王蒙讲的都是真话。如有读者不相信，可径向王蒙先生质疑。但是，请一不要提高到路线斗争高度;二不要冠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三不要斥之为“扭曲灵魂”;四更不要把他扫入思想僵化的“余孽”队伍之中。王蒙先生在文革中受到以维吾尔族人民公社社员们为主的群众的保护，没有受过任何批斗。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理应使讲真话的人更无风险之忧，对吧?

　　笔者有位老朋友，以前曾当过京官，后来下海了，发大财了，成了富甲一方的知名民营企业家。他亲口跟我谈到了他的五七干校生活。在他的谈话中，也没有听到什么苦难的内容。下面是口述实录的部分内容。顺便提一句，谁想搞五七干校“口述史”，笔者非常乐意介绍前往采访这位企业家。

　　“到干校后的头两件事，第一是盖房子，造安身之所;第二是修水渠、平整土地，为第二年春耕生产做准备...到十二月份，我们就住上了自己建造的土坯房，每排十间，每间搭着通铺，睡八个人，大家都顶着墙睡，晚上有说有笑，那种肩并肩、手靠手、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至今都令我难以忘怀。”

　　“在干校，大家的关系要比在单位时随和平易得多。就是处长、局长、甚至部长也没人拿架子。记得有一次，我开着手扶拖拉机去八里窑四连拉砖，路上我见到编入四连的副部长Z同志正在往八里窑走，我停下拖拉机说，Z部长，这是你的专(砖)车，请上车吧。他哈哈一笑，爬上了我的装砖拖斗。”

　　“为了改善生活，也为了让年老体弱的同事干点轻松的活，不用下水田，我们连成立了养猪班和种菜班。种了吃不完的菜，喂了二三十头猪，富余的都送给校部和调给兄弟连队。”

　　“下雨不能干活的时候，我们会组织开会学习，主要是学毛主席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文章。有时，也搞点文娱活动，多是下象棋、打扑克。那时只打百分、打升级，是绝对不打钱的。大家在一起也说说笑话，聊聊天，同事间的相处是非常融恰的。现在脑子的镜头都总是同事们说笑的模样，而这些模样是在办公室里从来不曾有过的。许多同事离开干校回到单位后，一见面就说干校，总有说不完的话，干校生活的确给我们留下了很美好深刻的回忆。”

　　“春播之前，上级给我们派来了贫下中农师傅，我们连的师傅姓张，是个非常老实忠厚的农民。他不但教我们农活，也和我们聊家常，和我们同吃同住，朝夕相处，成了大家亲密的朋友...大田里，一片欢乐的笑声。想想那时我们在干校的劳动是多么的愉快。插秧是快乐的，除草施肥是快乐的，收获当然就是更快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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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坚定地相信，他们讲的都是真话，他们都是坚守了做人的底线。

　　前面说过，不同的人经历同样的事往往有着不同的际遇和感受。绝对不可否认的是，有不少五七干校的学员的际遇是相当悲惨的。例如本文开头说的巴金先生，在干校的遭遇是痛苦的，以至于听到“样板戏”都会做“噩梦”。笔者绝对相信巴金先生说的是真话，绝对尊重巴金先生的看法和感受，也尊重对“样板戏”抱有敌意、并企图把它们送进博物馆牌位上去的人们的想法。

　　真话继续讲，历史继续在发展。这30多年来，无论就艺术水平而言，还是国内外影响力而言，又有什么京剧或者芭蕾舞剧或者钢琴协奏曲的新作品能超越了当年的“样板戏”呢?这应该也算是真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