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工1226:“九·九”纪念毛主席：赞叹毛主席的特赦大手笔——让反动分子改恶从善免死，必须经过教育改造

1959年8月，毛主席建议党中内研究“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

 

　　1959年9月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

 

刘少奇颁主席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十年的英勇奋斗，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为了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庆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辉煌成就，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一、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关押已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二、反革命罪犯，判处徒刑五年以下（包括判处徒刑五年）、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判处徒刑五年以上、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二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三、普通刑事罪犯，判处徒刑五年以下（包括判处徒刑五年）、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判处徒刑五年以上、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四、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缓刑时间已满一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无期徒刑或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五、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服刑时间已满七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命令，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

 

　　1959年9月17日，经毛主席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特赦战争罪犯的指示》。在这份内部文件中，中央正式向全党阐明释放一批国内战犯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后作出《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战争罪犯的决定》。从此，开始了对国内战犯的审理和释放的准备工作。

 

　　关于国内战争罪犯的处理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就在一份党内文件上作过重要批示：“我们把一批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分期释放。”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周恩来在一系列关于战犯改造的报告中作过多次相关批示和指示。他在一份关于战犯改造的报告上就曾批示：“我们还是要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

 

　　第二次特赦的对象是在押多年的国内战争罪犯。

 

　　对于这些国内战争罪犯，中国政府采取分批审理，视其改造情况，分批进行特赦。195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国政府鉴于大批在押的国民党战争罪犯和其他战争罪犯十年间改造的现状，决定在十年大庆之际对一批确实改过自新的在押战犯实施特赦。

 

　　12月4日，寒风呼啸之中，东北下了第一场大雪，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却温暖如春。这里正在隆重举行首批国内战犯的特赦释放大会，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国内战犯的首批特赦。因此，所有参加这次特赦大会的在押人员都显现出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激动。

 

　　在第一批特赦的战犯之中，大多是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而作为伪满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也在这次特赦之中。 当中国政府特赦首批33名国内战犯的决定公布以后，海内外的反应比三年前释放日本战犯时更加激动人心。因为当时的台湾当局仍然与大陆隔海对峙，蒋介石甚至还不时通过国际传媒叫嚷要“反攻大陆”，而中国共产党居然在此时对国民党在押战犯宽大为怀，实在令世人为之震撼。

 

　　紧接着，对第二批50名战犯实施特赦，其中国民党战犯45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 在45名获准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中，出现了范汉杰、李仙洲这些战场上的强硬人物。

 

　　第三批特赦战犯68名，其中国民党战犯61名，伪满战犯7名。第三批名单中出现了廖耀湘、杜建时等战犯的名字。

 

　　第四批特赦战犯35名，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

 

　　从1964年12月到1966年4月，又先后释放了第五批和第六批在押战犯 。第五批释放53人，其中国民党战犯45名，伪满战犯7名，伪蒙战犯1名。第六批57人，其中国民党战犯52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共有改造好的296名国内战犯获得了新生。

 

　　1971年5月，周恩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呈送的《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死亡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应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无产阶级政策，给这些战犯以特赦的出路。否则，人家会说，大战犯特赦了，小战犯关到死，外国战犯特赦了，本国战犯关起来。这是不符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无材料可挤，重点应是改造，给以生活出路。”

 

　　1975年3月，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关于特赦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经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并给予公民权。

 

　　第七批特赦国内战犯293人，与以前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全部释放。

 

　　1975年3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时，毛主席和周恩来均身染重疾，但他们仍然抱病批阅了与释放在押战犯相关的文件。这次会议公报指出：“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的建议。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在会上就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问题作了说明。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总理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和华国锋副总理所作的说明，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

 

　　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发表了讲话：“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人都给公民权。有能力的，安排适当的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向特赦战犯颁发了释放通知书。特赦仪式在抚顺、西安、济南和北京同时举行。这一天，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礼堂内人头攒动，在押多年的战犯知道，新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此时，他们端坐在各自的座位上，脸上交织着兴奋和激动的神情，聆听着法官当众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3月23日下午，叶剑英、华国锋、吴德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第七批获得特赦释放的战犯代表，他们中有黄维、李九思、王秉钺、陈士章、沈策、文强等27人。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讲了话。黄维、文强等特赦释放人员代表也当场发言，纷纷感谢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宽大处理。接见以后，所有特赦释放人员在北京进行参观访问。

  

　　然而，当十名获释人员抵达香港以后，台湾方面对于他们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预想的友善姿态。十人在香港停留的时间只有七天，然而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台湾当局却没有任何欢迎他们回到台湾的表示。这样，兴冲冲从祖国大陆来到香港、等候赴台与亲人团聚的十名获释人员，在大失所望之余对台湾当局的冷漠做法产生深深的疑惑。他们不明白，当年在战场上为国民党卖命，被俘以后又坐了20多年监狱的他们，在得到中共的宽大处理和礼遇出境后，竟然连赶去台湾和亲人相聚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

 

　　台湾当局的态度：如果他们想回台湾，唯一的办法就是以“难民”的身份，向“大陆难民救济总会”提出申请。

 

　　不久，台湾领导人严家淦对记者发表谈话，把十名获释人员统统称为“中共的间谍”，称他们“回台湾并不是为了探亲，而是在为中共做统战工作。中共利用释放他们来进行统战阴谋。我们不欢迎任何间谍和统战工具”。随后，又有消息说，如果他们想回台湾，唯一的办法就是以“难民”的身份，向“大陆难民救济总会”提出申请。

 

　　十名获释人员宁死也不肯以“难民”的身份向“大陆难民救济总会”提出赴台申请。然而，他们又不能久滞香港。他们知道如继续停留在这里，就必须马上解决签证的延期事宜。在这种困难的时候，还是大陆派驻香港的中国旅行社派人把十人送到香港移民局。这样，他们的签证得以再延期十日。

 

　　4月23日，台湾主要报纸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称：“‘中华民国政府’对真正的爱国同胞，由大陆投奔自由基地的，一直采取欢迎政策，并妥善照顾其生活，这一立场早为中外所共知。但是最近共产党继其所谓释放战犯的统战政策，复于4月14日，由其统战部选派其中蔡省三等十人送抵香港，声言：即转赴台湾。连日以来，他们在香港一再发表极端荒谬的言论，已充分暴露了为共产党控制的统战工具。‘中华民国政府’指出，蒋‘总统’虽已去世，但没有任何理由要改变以前的决心。”

 

　　台湾当局的上述立场，对十名归心似箭的获释人员而言，无异是兜头泼下一盆冷水。不过，他们毕竟有亲人在台湾。为此，蔡省三向记者激愤地发表谈话：“我原来意想不到共产党会让我回台湾去的，因为特赦释放我已是最宽大了。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到台湾可能会搞一些东西，事实上，我们到台湾去只是一个个人权利的问题，是个人的决定，那些不去的也是他们个人的决定。我想台湾方面不会拒绝我们入境。我们为国民党工作数十年，如今要回台湾去，难道也不提供条件？”

 

　　实际上，就在十名获释人员留港期间，海外媒体也在抨击台湾当局在战俘问题上的迟疑不决。美国《新闻选刊》认为：“台湾显然陷入了窘境，它最初的反应，是将整个事情压下去。但是，国民党人终于要面对北京这个最新的挑战!”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的署名文章认为：“中国准许十名前国民党军官与他们在台湾的家属和朋友见面团聚，使它在与国民党人进行的持久宣传战中胜了一筹。”

 

　　张铁石突然自杀，台湾当局对特赦人员依然不闻不问，其余九人各自选择了不同归宿。

 

　　以毛主席为领袖是中国共产党对十名前国民党军官的善意态度，与台湾当局的毫无人性的恶劣态度恰成鲜明对比！

 

　　蒋粉果粉们，你们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