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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地缘政治与中国的发展

(2016-02-20 07:13:43) 下一个

从朝鲜半岛到东海到南海和东南亚,从远东地区到外蒙到中亚,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大陆强国,复兴中的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注:政治与军事的地理空间)正处在一个机会与挑战共存的时代。

二十世纪的英国地理学家,地缘政治学家与战略家哈尔福德 约翰 麦金徳(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曾提出欧亚大陆是形成地缘强国的支点,并给出带有时代种族偏见色彩的断言,中国人“可能构成威胁世界自由的黄色危险,原因正是他们能够为其大陆资源再增加海洋前沿据点,” (《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

许多政治家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智囊知道麦金德的理论,看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不但在意识形态和种族偏见上,而且在理论上都有它的渊源。麦金德还在他另一本书中预言,中国将与美国和英国并驾齐驱,最终引导世界,为人类1/4人口建设一种“既非纯粹东方的,也不是全盘西化”的新文明。(《民主的理想与现实》1918)。无论其论断及预言是否正确和公正,这些地缘政治学者根据他们的政治,军事,历史,和地理知识等所形成的长远战略观点则是应当受到重视和思考的。

在古代,中国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北部和西北部一望无垠的欧亚草原,万里长城的修建对此作出了最好的注脚。而中国大地上的汉、蒙、满、匈奴等民族在历史上拉锯式的交融,勾勒出了以秦(英文China 就出自秦字的音似)、汉、唐、宋、元、明、清为主轴的中国历史画卷。

中国的另一个历史地理壮举是京杭大运河,它“沉沉一线穿南北”,像纽带一样把南方与北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对密集的人口分布,丰富的资源,自给自足的生活,使中国发展成不怎么威胁外部和对外不那么好战的社会形态,但一些朝代发达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仍然对欧亚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和威摄力。

中国幅员辽阔,随着历史的进程,占人口90%以上的主导民族汉族逐渐聚居在内地的可耕地上,因此,如何永久地与分布在高原和草原地区的藏、维,蒙等众多少数民族和睦共处,则成了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地理与文化风俗上的差异更增加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现今的中国领土包括了核心地带及其周边的高原和草原(东北,内蒙,新疆,西藏)。中国目前在经济与外交领域中所展示的“中国”观念,其广度与深度几乎恢复到8世纪的大唐以及19世纪的大清盛世的程度。中国拥有目前世界上极有活力的经济和巨大的人口规模,与其它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仅仅是通过商务而非强权来不断扩大其影响。

近年来,中国与属于前苏联的中亚国家在经济上日益密切,中亚在南北方各有一条输油或天然气管道通往新疆。中国在阿富汗参与铜矿开采,修建道路;与巴基斯坦有着全天候的友好合作关系。与印度因边界纠纷存在着又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对缅甸和孟加拉国日益增长,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也在不断增长,东盟一些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惧怕中国的一天天强大,于是对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持不反对或欢迎的态度。对中国来说,该地区最大的挑战来自可能发生的越南与美国的结盟(目前来看,可能性微乎其微)。中国在外蒙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存在比上世纪任何时候都广泛与深入,与俄罗斯存在着一种微妙的、或技术上的同盟关系。中国与日本由于历史和钓鱼岛问题,在国家关系上向后倒退了许多,但在经济上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军事上,日本再也不可能发动像珍珠港一样的突然偷袭,但在政治与外交上,莫种程度的趁火打劫似乎仍是日本政客难以掩饰的天性。中国与南韩近几年来在经济和政治上发展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韩国与朝鲜的关系和韩国与美国的关系,给中韩之间打下了难以逾越的界沟。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则进入一种拉锯式的、难于预测的状态,不过,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中国似乎以较淡定或内紧外松的方式处理一切与朝鲜相关的事务。在这个问题上,亚州“门罗主义”的影子隐约可见。

地缘政治理论认为,一个地区最大的威胁来自该区域内拥有强大陆军的国家。由于国力的日益提升,中国军队包括陆军在内的军事实力也变得日益壮大,其影响力与威摄力波及的比以往更深更远,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亚洲的小规模军备竞赛和美国在政治与军事上高调地重返亚洲。如何处理与平衡这些变化是中国面对的又一挑战。

今天,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品头论足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她近代被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等列强侵略所蒙受的创伤,这对所有中国人包括现今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记忆犹新。他们未必像从二战的废墟中掌权的老一代领导人那样,面对着极为严峻的形势,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历史,尤其是19世纪末期清朝沦为东亚病夫,封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割地赔款,饱受屈辱,和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历史。

过去30多年中国的GDP大多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但近两年的情况表明,这一增长率已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中国以西式现代科学文明与东方水利文明相结合的方式对上面所述的麦金徳预言作出了惊人的回应,即充分利用中央权力,有效地动用数以万计的劳动力建设水利交通基础设施,政令如山,雷厉风行。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用了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一些国家几倍于这个时间才走完的发展历程。再看西式民主国家,这方面却总是欲行又止,一个公共工程往往耗时几年或十几年。当然中国的这种雷厉风行,也造成了一些有目共赌的弊端。而西式民主的欲行又止也有它一定的益处,例如在大工程方面,对居民的利益和环境的保护可以做到慎之又慎。

有学者认为,“强国的建立往往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 所以激进地改变国家体制与刻意人为地追逐强国地位,是国家发展过程中一定要避免的两个极端,否则,欲速则不达。另外,每个国家在强国路上,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社会弊病,但要及时判断这些弊病是社会发展活力的副产品,还是在大方向上出现了问题,如果是后者,就必须及时加以修正。

广泛的经济交流,会奠定互信的基础,进而可以通过加强对周边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合作,增强地理上的纽带联系,其反过来又促进经济上的区域整合与互补。中国应该,实际上也许正在与世界许多国家在政治上进行认真坦诚地勾通,以促进自身的发展,然后,通过经济与法律上的不断完善,在本国实情之下,逐步发展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这对世界对中国自身都会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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