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我们究竟有多么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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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1956年7月生于北京。曾当过空军某团通讯兵，199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2000-2001年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博士后研究。1990-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2000年至今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著有《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在乡野中阅读生命》、《仪式与社会变迁》（主编）等作品。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长久争论的话题。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不同标准和方式，二者其实并非绝然对立，非此即彼。在几乎所有社会中，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都会并存；只是一般而言，传统社会通常更强调和盛行特殊主义，而现代社会普遍主义会获得更多的认同，毕竟，人类所构成的世界正变得愈来愈相似和关联紧密，人们的社会生活需要更多的共同准则与价值。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化多元主义、社群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兴起，西方社会盛行的反普遍主义思潮，包括批判一元现代性、质疑单极化、科学主义、启蒙话语等，是西方社会面对自身问题批判性的反思，实际上正是以批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文明优势论为思想基础的。如若在不同情境下，即在中国社会还羁绊于前现代、非现代困境时，盲目追逐或套用西方的反普世主义，无疑导致南辕北辙的结果。　　
现代社会-文化人类学一直强调文化相对主义，对西方中心论和文化霸权持批判立场。其实这种相对主义也是相对的：相对于文化中心主义——即认为自身文化最为优越，最为文明，是全人类仿效的对象。但文化相对主义走到极端也会成为它所反对的文化特殊主义，所谓相对，就是反对绝对化、单极化；而主张的则是多元共存。既然要共存就须同场博弈，如同一起玩一场大游戏；而一起玩就得有相互认同的游戏规则，就要有共同接受的价值标准——普世价值；因而，可以说普世价值是构成人类社会共同准则的理性基础。　　
当下不时看到强调中国国情特殊、不宜实行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国必须保持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道路等的特殊论观点；而且为了证明“中国模式”的独特和优越，常常拿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相对于多元）、稳定（相对于动乱）说事。为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就得批判普世价值，（试图）以中国特殊之优越证明共同价值之不存；而十分悖谬的是，与此同时这种论点还经常指责中国人民素质低，因而不适合民主。　　
每当看到这样的观点和论证，总不免让人想问一声：中国有那么独一无二吗？进而，中国人是人吗？　　
何为普世价值？根据维基百科的表述，就是泛指那些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为所有或几乎所有的人们认同之价值、理念。简而言之，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符合人性的，或者人道的对待；就是作为人享有基本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几年前官媒官学猛批普世价值的时候，我曾经写过《普世价值本是常识》一文。按照常识性的理解，“普世价值”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创造的文明成果，大体包括自由、民主、科学、人权、法制、平等、博爱等等理念；是普通人都不难明白的道理，说白了就是人人都需要，人人都喜欢的价值观，有人说得极端些，就是连流氓都不能公开否认的东西。是啊，流氓都得承认的理，强盗都得遵守的道，还用得着讨论么？否认普世价值基本上就是公开表明：我就是不讲理了。这让人想起文革时曾经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前不久又看到“宁可华夏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宁可中国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的标语，这就是不讲道理的表现。　　
如此说来，无论中国人多么坚定地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多么强烈地反对西方现代性并要形成自己的现代性，进而走出一条优越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不能以反对普世价值为宗旨，也不能背离人类文明的主流。除非我们根本就是苗草不分、黑白不明、是非不辨的一群。
鲁迅曾以“投枪”、“匕首”般尖刻地批判传统国民性：他着重鞭挞主子（统治者）、奴才、看客等类，并深刻揭露“怯弱，懒惰，而又巧滑”、自主精神缺失、“瞒和骗”、“精神胜利法”、麻木、守旧、盲目自大、顺从忍让等一系列所谓国民劣根性。　　
其后，更有柏杨以《丑陋的中国人》为书名，痛指“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对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只有“狭窄的心胸”等等丑陋现象一一针砭，并分析丑陋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是一个受伤很深的民族，没有培养出赞美和欣赏别人的能力，却发展成自斗或阿谀别人的两极化动物。更由于在酱缸里酱得太久，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到酱缸的污染，很难跳出酱缸的范畴”。而“文革”这样一场人造浩劫，不仅造成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摧残了人性和高贵品德。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　　
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国人看到这样的评价多半会气得发抖，但仔细琢磨一下恐怕又觉不无道理，所谓爱之深，恨之切。回到本题，我们到底有多特殊？我们还是不是人类共同体中的成员？无论我们在饮食、服饰、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方面有多么独特，我们属于人类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特殊？以至于像是人类社会中的另类？　　
中国人是不是人，取决于制度安排和治理理念是不是以人为本，是不是把人当作人，是不是以人道主义待人。　　
我们常常听闻人们在面对现实的社会不公而无奈时说的一句话：“别忘了你是在中国”。这道出了体制机器从不把人当作人的本质。人们熟知的雷锋日记中有这样的句子：“我要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把我拧在哪里我就在哪里闪闪发光，永不生锈”。文革时的革命口号说：“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搬到大厦不骄傲，搬到厕所不悲观”。
很显然，螺丝钉不是人；砖石泥土不是人；草芥蝼蚁不是人；驯服工具不是人；马铃薯不是人；乌合之众不是人；义和团不是人；红卫兵不是人；……凡被驱使者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内战中的士兵不是人，是炮灰；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斗争对象不是人，是要被消灭的阶级敌人即非人，而作为运动动力的群众也不是人，是被利用的武器；大饥荒中被饿死的不是人，只是作为数字存在的人口；新世界工厂中的工人不是人，而是灵巧又驯服的人手；奥运赛场上的运动员不是人而只是拿金牌的工具；死于“躲猫猫”等五花八门形式的在押嫌疑犯们没有被当作人；在街头被城管追、打、抢、砸的小商贩们没有被当作人；倒在强拆车轮下的钱云会们没有被当作人！在现实和虚拟世界中被禁言被失踪的也同样没有被当作人！同样地，实施强制压迫的国家机器当然也不是人。……　　
“以人为本”，这是党和政府早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的，并且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为此，我们必须改变不把人当作人的制度与文化基础。中国诸多问题的症结是没把人当人：比如，“发展是硬道理”！面对这个“硬道理”我们必须要问：什么是发展？谁的发展？经济增长、GDP增加能够“硬”过人的生存、发展和自由吗？再如，“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我们必须思考：为何要稳定？谁从“稳定”中获益最大？稳定的根基是什么？社会稳定不应成为目标，稳定永远不能“压倒”人民的幸福和尊严！而当我们探索中国的宪政民主之路、努力融入人类文明主流的时候，却总有强大而不停的呱噪：中国人不适合民主，一旦民主就会乱；决不搞西方那一套；中国模式最优越。这就如同当你还跪着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你一旦站起来就会摔倒因而很危险。　　
当今世界中，一国之国民要成为真正的人，首先必须成为公民，即懂法律、有理性、知晓自己的权利、义务且能够合法合理地保护自己权利的有组织的公民。是不是人取决于我们要把自己当作人！要努力成为公民，要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这也是阿伦特意义上的行动的人，独立思考的人，积极生活的人。在阿伦特看来，公民的性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而且更是一种作用和能力，自由的个体以此在共同事务中成为有效成员。而相较于劳动和工作，行动置于“人的条件”的核心位置。行动是至高无上的人性的形式，没有行动的生命“简直是死寂一片，它不再是一种人类生活，因为此时人不再生活于人与人之间”。　　
公民的行动以人的自由、尊严以及积极进取的主体性为基础，以人的自我启蒙为条件。由此个人才不再是孤独冷漠绝望的个体，而是现代社会中的公民——承担作为公民的责任，为自己的权利负责，为公共事务负责。公民社会的力量，公民的觉醒与能动性——公民的勇气、公民的能力和公民的智慧是创造性力量，也是社会活力与改革动力的不竭之源。体制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而非权力自身：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是在社会力量的逼迫下产生的；公平正义的规则是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形成的；公民社会是在公民的参与行动中生产出来的。走出停滞状态、恢复社会活力只能从公民的自觉和公民的行动开始。　　
　　从现实的日常生活开始，为实现和保护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行动、而发声，我们将证明中国人不是另类，而是人类大家庭中生而平等的成员。而此行动的过程中也将站立起真正的人、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