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记忆
－－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作者：浅寒
北大21楼：谈笑无鸿儒，往来有白丁（1972-1974）
1972年暑假，父亲在二七厂上完了课，把我接到北大，跟他一起住在21楼二层的历史系教工宿舍里。他带我去学校书店。我在那里看到一本小册子，标题是《拉萨尔》[56]，作者是父亲系里的同事丁建弘，我后来的小朋友丁玫的爸爸，因此感到很新鲜：熟人的名字印在了书上。那天，父亲花五毛四分钱给我买了一本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作者李心田；小说讲述的是三十年代江西苏区[57]一个少年成长的故事。第二天，我告诉父亲，书看完了，要再买一本。他说不行啊，我给你借书看吧。
从那以后，父亲常从历史系资料室给我借书，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回忆录《悲壮的历程》，作者程世才曾经在红四方面军任职，1935年接张国焘的命令率部强渡黄河，进军青海，遭到马步青、马步芳军队的截击，几乎全军覆没，将近一年后到达延安时残部所剩无几。书里有张插图，画的是一个28岁的师长，受了重伤，不能随大部队继续前进，只身留在祁连雪山上。他的政委李先念给他写了一张字条，以使他日后有机会寻找地方党组织。我当时很受震撼，觉得那位年轻的师长非常勇敢。还看过一本很厚的小说，叫《雁飞塞北》，讲五十年代开发北大荒的，里面有一个情节，说南方人坐火车往东北走，一个孩子看到车窗外地上的积雪，以为满地都是白糖。我还从邻居何芳川叔叔那里借过一本讲抗美援朝的小说，叫《激战无名川》，里面描写一个志愿军工兵连在美军轰炸的间隙不断抢修大桥的故事。他们工兵连的口号是：“打不烂，炸不断。”此外，父亲的一个老同学张正桡到刚刚复刊的《北京少年》当编辑，每期给我寄一本，我由此得以看到一些儿童文学作品，比如孙犁的小说。
1973年初，母亲的单位回城前夕，她和一些同事被安排提前回来整理图书，这样，她从美院美术研究所的图书馆给我借了一些小说、剧本。以四十年代末国共两党斗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红岩》就是那时候看的。那年入冬前，即1972年底，父亲买了十斤胡萝卜代替水果，我每天下午去上学时顺手拿一根，到水房洗洗，然后一路走，一路呛着西北风啃。春节到了，家里什么年货都没有。早晨起来，父母打发我去食堂打饭，结果除了凉馒头，什么都没买到。那是我过得最冷清的一个大年，虽然父母都在身边。
那些日子，我还用一个直径大约两寸的圆柱状中药盒攒钢蹦儿，父母隔三差五把自己兜里的零钱交给我，放进那只盒子，这样到月底，一般能攒两块多，最多的一次攒了五块钱。到月底，父母周转不过来了，就找我取盒子里的零钱用，我虽然有点舍不得，但每次都全数交出。那时母亲到发工资前几天，还经常需要找她的同事、国画家吴冠中的夫人朱碧琴借五块钱，等领了工资再还，如此往复，过了不算短的一段时间。
1972年秋，我第二次转学，进了北大附小。父亲带我去学校报到。那时的校革委会主任是父亲大学同班的罗正清，学生称他“罗主任”或者“罗老师”。因为是学历史出身的，1973年清明节，罗老师带领全校师生去八宝山烈士公墓，给1950年去世的国家领导人任弼时扫墓。由于建国之初八宝山还没有开辟革命公墓，任弼时葬在了烈士公墓的最高处。父亲带我去报到那天，还见到附小文革前的老校长郝素梅，她是父亲的同事荣天琳的夫人，当时早已“靠边站”[58]。郝老师带我们去她的办公室，那屋里有好几张办公桌。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个小青年。我们说话间，小青年仰到椅子背上，翘起了椅子的两条前腿。郝老师一个巴掌打过去，训斥道：“坐好！”那小青年咧嘴一笑，满脸惭愧地坐好了。后来，我被分到三年级六班，那个被郝老师敲了后脑勺的小青年成了我的班主任。他叫白雪升，是此前两年北大附中初中毕业后被选送到附小任教的青年教师之一。
原来在云岗二小时，尽管每天早晨“天天读”都是读语录，老师还是尽可能教我们文化知识。焦老师对学生要求特别严，自己工作也非常努力。我们二年级的算术课本提前学完，她就开始教我们本来要到四年级才学的珠算；哪个学生不守纪律，她就要找家长；我们描红要是不能让她满意，她就给我们打很低的分，比如“中”甚至“差”。记得一个叫戴建军的同学字写得不认真，一次在算术考卷上用橡皮涂出一个大黑窟窿；虽然他答对了所有的题，焦老师还是扣了他两分。有一天上课时，焦老师正在给我们念故事，声音渐渐小了下去，人也趴在了桌上；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昏厥，栽倒在地。全班同学“唰”的一下同时站了起来，然后跑到别的班去叫老师。记得来了一位蒋老师，帮我们把焦老师抬到桌上，给她掐人中。焦老师慢慢醒来。那天她提前回了家，但没过两天又回来了。那时我们每个学期都有算术、语文两科的期中、期末考试，语文考试的前三项总是听写、组词、造句。考试成绩在全班公布，学生多少有些压力。大人见了我们，也不时会问：“是不是考了双百？”多年后有一次跟一位朋友谈及此事，她很惊讶那时的学校还考试。那已经是“复课闹革命”[59]之后，在北京的学校里，考试是常规了，但听说外地的许多中、小学校仍然不考。1972年到了北大附小，赶上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批林整风、反回潮[60]、黄帅[61]日记发表、批林批孔，不一而足，学校的秩序也开始出现混乱，学生上课随便讲话、不服从老师的事屡屡发生，但期中、期末的两次考试从来没误过。
1972年秋，有一天我跟父亲去食堂打饭，看见北大38楼里走出来三个妇女，前后排成一列，中间的一个年纪较大，个子较矮。父亲告诉我，那是聂元梓，前后那两个人是看守她的。那时38楼是哲学系所在地，聂元梓正在受隔离审查。我当时虽然不知道聂元梓其人及其“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意义，但这个名字还是听说过的。
我进北大附小时，三年级共有六个班，其中五、六两班的学生基本上都曾随父母下放江西鲤鱼洲干校。他们在那里没学过汉语拼音，所以直到回北京以后，拼音还普遍不好。另外听同学说，在江西时，因为食品供应有限，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锅巴；要是哪天食堂的米饭做糊了，大人都主动把锅巴留给孩子们。还听说，小学生从鲤鱼洲拉练去过井冈山，因为路途远，行军速度快，又是爬山，有些孩子的脚趾甲盖都走掉了。还记得后来听父亲说，当初在鲤鱼洲时，有个西语系的老师出差去南昌，买了一个咸鸭蛋吃，结果食物中毒死了。其实那咸鸭蛋他还没舍得一下子吃完；他死后，别人在他兜里发现了吃剩的一半。当时工宣队说不能给他开追悼会，因为他私自买鸭蛋违反了纪律。听说他的追悼会是文革后在北大补开的。
“九大”之后，北大由8341部队[62]派驻军宣队；从江西下放回来后，学校的革委会主任是王连龙，大家按照他在部队里的头衔，叫他“王副政委”。历史系的军代表姓高，大家叫他“老高”。有一天晚上，老高来到父亲的宿舍，聊了很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学点历史”。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去找别人，不过我那时也不知道父亲头上有“帽子”。我在云岗时，晚上一般八点半上床睡觉；到了北大，推迟到九点。那天老高坐到九点半还不走，我实在挺不住了，就用一个手指头指指闹钟，冲他说：“嘿，看看表！”记得当时父亲和老高都很尴尬，老高赶忙告辞，父亲事后批评了我，说我没礼貌。
工宣队不记得是从哪个工厂派来的了，只记得历史系的两位，一个姓贾，很胖，另一个姓苗，有点斜眼，大家叫他们“贾师傅”、“苗师傅”。有一天接近中午，我看错了表，以为已经12点多了，感到很饿，又不见父亲回来，于是拿上饭盆，从21楼走到当时历史系所在地36楼去找他。父亲和很多人一起，正坐在一层的会议室里听苗师傅训话。我以为早到了开饭时间，又不知深浅，所以壮着胆子推开门，大喊一声：“该吃饭了！”苗师傅毫无思想准备，一时语塞，只好宣布散会。大家立刻纷纷起身，赶往食堂。那天吃午饭时，许多人跑过来拍我的头，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我还莫名其妙。
如果那次我是无意得罪了苗师傅，那么对贾师傅，我则往往不够恭敬。我在食堂一见到他，就模仿一个罗马尼亚电影里小孩子的动作，两手十指张开，手心相对，然后慢慢分开，中间留出越来越大的空间，表示他胖。他当然不高兴，但又不能跟一个十岁的孩子一般见识，所以总是无可奈何地瞪着我，从鼻子里发出哼哼声。父亲为此批评过我，但我那时根本不在乎。要是当时我知道父亲的处境，怕是绝不敢那样做的。那时午饭时间，一些住在21楼的历史系老师经常端着饭碗，凑到我们屋子里边吃边聊。看到那么多人来，我总是很开心。历史系的人结婚，凡是在21楼办喜事的，都找父亲写喜帖子，父亲也每每出面，找大家各出五毛钱给新人凑份子。我由此当然无从知道父亲在文革初年的遭际，也没有感到过任何压力。为这一点，我后来对父亲的那些同事一直心存感激。他们从没有以任何方式向我暗示过任何一点与父亲的际遇相关的事，没有对我表示过一点歧视，没有在我的心上投下任何阴影。他们对我的恶作剧总是非常宽容，对我也总是给予长辈的关怀。
我一直记得，十岁那年，林被甸叔叔给我买过一根一毛钱的大雪糕，那是自从有了妹妹之后我就再没问津过的奢侈品。林叔叔是那种严于律己的人，在系里被大家称作“板板”，即样板之意。郭华榕叔叔当年在历史系号称“外长”，因为许多外事活动都让他出面；我喜欢去他屋子里看《世界地图册》，他就时不时地考我，哪个国家的首都是哪个城市，大家因此叫我“部长助理”，借用的是当时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的头衔。父亲有一次要去二七厂上课，当晚不能回来，怕我次日早晨听不见闹钟，耽误上学，就托住在斜对门的何芳川叔叔叫我，结果第二天早晨闹钟一响我就醒了，还拿着闹钟跑去敲何叔叔的门，那时他还在蒙头大睡。何叔叔教我念过一个绕口令：“板凳宽，扁担长，扁担躺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躺在板凳上，扁担非要躺在板凳上。”他还告诉我，何、胡、郝、蔡都是胡姓，我们姓何、姓郝的祖上都是胡人。他教我要 “坐如钟，卧如弓，站如松，走如风”，还给我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后来我上了大学，选修过他的“世界现代史”。他说：“看，咱爷儿俩还挺有缘分，你还当了一回我的学生。”但我平时在校园里看见他，尤其是他骑自行车的时候，却从来不敢跟他打招呼，因为他耳背；万一听到了，又怕他看不清，因为他高度近视。1996年我回北京，何叔叔正在北大海外教育学院工作，父亲带我到勺园他的办公室去看望。我先进门，他迎出来，非常客气地问：“有何见教？”我笑得直不起腰来，他才认出我。21楼当年还住着父亲的另一位大学同班同学、他的老朋友林华国。这是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父亲同事的名字；他跟父亲文革前在北大19楼集体宿舍就住同一个房间。林叔叔在21楼结婚时已经38岁，因为喜欢孩子，又没孩子，所以常跟我小妹妹一起玩；后来他自己有了女儿，又给女儿取了跟我妹妹相同的名字。
1973年秋，母亲已经随单位下放回来，不久把三岁的妹妹从大姑家接回北京。因为妹妹在大姑家里管大姑叫妈妈，管大姑夫叫爸爸，而且因为她实际上等于没见过父亲，所以母亲在回程的火车上给她做了一路的工作，让她回家一定叫爸爸。她进了门，叫了一声“爸爸”，就后悔了。父亲想方设法跟她套近乎，还去食堂买来平时很少买的肉包子给她吃。妹妹吃完，仍不开口，直到三个月之后，才慢慢放松下来，逐渐接受了我们这个她不熟悉的家。
妹妹上了全托幼儿园，我跟父母仍然一起挤住在21楼那一间屋子里；周末妹妹回来，就跟我睡上下铺。那年，我们家花两块多钱买了一只铁皮小火炉，可以烧两块蜂窝煤[63]的，放在屋门口走廊上。平时父母都上班，我们从食堂买主食，自己做些菜，前者可以省时，后者可以省钱。那时21楼还住着历史系一位姓曾的福建籍老师，我叫他曾大爷。他的家属在乡下老家，家里孩子多。他每个月的工资，除了最最基本的生活费，全都寄回了家，连邮费都是从寄回家的那部分钱里扣除的。他没钱吃食堂，刚入冬，街上卖冬贮大白菜时，他到海淀的菜店门口去捡人家间下来的菜帮子。系里的教务员戴济冠阿姨有一次看见了，赶忙避开，怕让他难为情。自从我家买了小火炉，每天傍晚我们做完饭，曾大爷就过来借火，用我们的余火做点吃的。母亲从来不让我出去看，所以我始终不知道他做什么，吃什么。
那时的邻居里，还有考古专业的年轻教师秦文炯。印象里秦叔叔总是大大咧咧的。有一次学校后勤部门从校园里的未名湖打了鱼，分给大家。秦叔叔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只锅，把他仅有的半斤油都倒进去炸鱼，弄得大家都笑他，他也不在乎。过了一阵，听说因为家属不能调进北京，他调回西北老家工作去了。又过了两年，听说他跳黄河自杀了，尸体一路冲到河南才被偶然打捞上来。大家对他的死都大惑不解。听父亲说，秦叔叔本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有时甚至非常粗心。文革中，在两派冲突中，历史系有个叫李原的教师被斗、被关；有一天秦叔叔值班看守他，竟然同意让他一个人去海淀买东西，结果李原买了安眠药，自杀了。
那两年在21楼结婚的人当中，有三位的新婚夫人是中、小学老师，后来都陆续调到北大附近的学校教书。其中王晓秋的夫人郭小非是数学老师。结婚那天，父亲问郭阿姨：一加一等于几？她不愧是教数学的，立刻回答：等于三。听大人们说，他们结婚前还有过一个故事。王叔叔在文革当中曾经被逮捕关押；为此，婚前郭阿姨所在的学校还来北大外调过，结果发现没什么实质性问题。问题是出过的，不过颇有戏剧性。文革初期经常贴大字报，有一天晚上，王叔叔抄大字报抄到很晚，太累了，往刘少奇等被打倒的人名上打红叉叉的时候没留神，打到了毛主席头上，自己也没发现，就贴了出去。结果可想而知。
21楼里有一段时间还住过一个寡妇和两个很小的孩子。记得那个阿姨相当年轻，也许还不到30岁，但人显得很憔悴，总是愁眉不展。北大大批人马下放江西的时候，理科有三个系去了陕西汉中。我听说，他们在那里搞定向爆破，那个阿姨的丈夫就是在定向爆破试验中出事故死的。她带孩子住在21楼时，好像是抚恤金问题还没有落实。[64]
北大从1971年恢复招生，当时还在江西干校，所以回到北京以后，第一批在江西招的工农兵学员被称作“江西班”。我记得有一个江西籍学员叫陆勤俭。当时工农兵学员有一个口号：“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所以学生党员里还有人进了校党委。他们当中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只因为是劳模，就被推荐上了大学，但听说也有走后门的。记得有一次父亲批改学生的文章时，我站在一边看，看到有个学员的文章被他改得很厉害。我问，人家怎么看得懂呢？父亲说，没问题，他原来是排字工。那时印刷厂里的排字工算是文化程度高的，受过训练，能看懂被编辑涂改得乱七八糟的稿子，熟悉那些符号。
还记得有一个叫赵杰兵的学员特别严肃，特别认真，为了一篇文章，他几次来21楼找父亲切磋。他喜欢皱着眉头说：“这个问题我是反复琢磨过的。”那个“琢”字，他念得很重。父亲告诉我，赵杰兵的父亲叫赵凡，是个老干部，文革初被打成了“叛徒”。“叛徒”的儿子能进大学算是很幸运，所以赵杰兵格外珍惜学习机会。
那时历史系还有一个学员，是罗荣桓元帅的女儿，在学校里一直是穿着军装的。此外，我还记得三个上海女学员，一个叫李瑞英，一个叫林乔英，还有一个姓吴，其中两个是上海市区来的，一个是郊区来的，她们自己分得很清楚。她们曾把自己用不完的粮票给我母亲，我也常去她们宿舍玩。当时系里个子最矮的女学员，我叫她“小蒋阿姨”，常跟她比个子，但不记得她是哪里人了。还有一个又黑又瘦的海南岛学员，暑假探亲回来时带了一包椰子糖，分给大家吃。我因为年纪小，多得了几块。毕业后留在系里工作的王春梅、刘隐霞、臧健等人，我那时候也都认识。
在我的印象里，工农兵学员对老师很尊敬，跟老师的关系一般都不错。听父亲说，前两年他们返校，还请了他以及系里其他几位老师一起吃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天在同一饭馆同一时间，历史系一班当年的红卫兵也返校聚餐，两拨人狭路相逢，红卫兵们跟当年的老师连招呼都没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曾经动手打过老师的。
批林整风时，我有一次不知从哪里看到一幅漫画，批判林彪的“天才论”，上面画着林彪指着自己的脑袋说：“我的脑袋长得好，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嘛！”据说这是他的原话。我找到一块大约两尺宽、一尺半高的小黑板，用粉笔照猫画虎把那幅漫画描上去，然后挂在了21楼二层楼梯口对面的墙上，大家上上下下都能看到，我心中不无得意。时间长了，不能老挂同一幅画，我就花样翻新，到楼下传达室去打电话询问天气预报，甚至电视节目预报，然后抄在小黑板上，等于给气象台、电视台做了义务广告，不过当时还没这种概念。
那时，21楼一层、三层分别住着北大制药厂生化专业的男女学员，没有电视；我要看电视，就得去36楼历史系的会议室。频道只有北京电视台一个，节目全是黑白的，每天晚上大约七、八点钟播新闻，然后演一些老电影。新闻开始前，银屏上只有一些黑白相间的不规则色块；往往不知道节目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只能干等。那时电视还远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21楼对面的19楼，中文系教工宿舍里，也有一台电视，本来去那里看更方便，但我去得很少。原因之一是那里有人找父亲给我告过状，说我看节目时曾经大声喧哗，随便发表评论。我不记得自己说过些什么，但说过话是一定的。
1973年底，黄帅日记在报纸上发表，批“师道尊严”、反潮流成了时髦。在21楼结婚的历史系教师朱耀庭的妻子，当时就在黄帅上学的中关村一小教书，好像姓陈。报上说，日记发表后，黄帅的班主任很快就承认错误，改过自新了。在那之后不久，有一天朱耀庭家来了一位客人。住在楼里的几个孩子得知他是黄帅的班主任，那位上过报纸的新闻人物，就都凑到朱叔叔家门口探头去看，弄得他很狼狈，只管埋头吃饭，不敢抬头看人。后来，有一次我跟父亲去北大西南门对面的长征食堂，正看到黄帅带着几个同学在那里擦玻璃。她成了典型，这种事不能不带头去做。
在北大附小上学时，星期六下午经常要开班会，老师讲评纪律；有时干脆只是学校领导在广播里讲话，学生一律不许请事假。有一个星期六下午，父亲系里组织工农兵学员去北京郊区参观一个叫焦庄户的村子，听说抗日战争时期那里的农民挖过地道，跟日本鬼子周旋。电影《地道战》很有名，我因此特别想去看看真正的地道，父亲也很想带我去，但老师没准假。有时候我们板报组的三个人，我、陈江花和陈倚虹，利用星期六下午出黑板报。后来上大学，陈倚虹进了北大物理系；陈江花进了北大图书馆系，不过因为曾生病休学，比我们低了一届。
当年附小的广播台叫“北大附小红小兵毛泽东思想广播台”，每天下午上课前播音15分钟，广播稿一般都是各班投来的，内容多是表扬好人好事。我上四年级第二学期时，白老师不再当我们的班主任。他被调去教体育课，还兼职负责广播台，拉我去当了播音员。同时进广播台的还有比我低一年级的彭晔和韩小光。记得他俩同班。除了下午课前的播音，我每天上午上课间操时要到播音室去放广播体操的配乐录音，中午放学前还要提前几分钟离开教室，去给全校播放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为放学时各班排路队，学校要求大家按照这首曲子的旋律整队出发。广播体操的绿色唱片比较薄比较小，是33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那种厚而大的黑色唱片，45转，所以每天总要调整两次。我有时忘了调，放出来的音乐声不是太快就是太慢。
那两年，我除了跟历史系父亲教过的一些工农兵学员混得比较熟，还喜欢跑到系里的打字室，去看打字员刘兰春打字。那时没有电脑，打字要用铅字，密密麻麻三大盘，每个铅字嵌在一个小格里，都是上下颠倒的。打字时，要把铅字用一个带长把的小夹子夹起来，速度很快，重重地敲在固定在一个圆轴上的深蓝色蜡纸上，这样字的上下就又颠倒过来了。那个夹子的一端好像是靠弹簧连在打字机上的，因此可以上下左右移动，对准需要的字。打字员要背下全部键盘，即每个字的位置，然后才可能熟练工作。蜡纸下面本来有一层像丝棉一样的薄薄的衬纸。字打好以后，把衬纸取下，把蜡纸固定到油印机的滚筒上，涂上油墨，抹匀，摇动摇把，这样，就能把打好的文字一张张印出来了。铅字敲到蜡纸上时，打掉了上面的蜡，所以油墨能渗过去。除了打字之外，刘阿姨还是北大女排的主力。她个子高，身体壮，她在北大第二体育馆外的球场上参加排球赛的时候，我总是她的忠实观众。
我住在21楼时，那里前后还住过另外几家带孩子的。1972年夏我刚去的时候，楼里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叫李玲，母亲是化学系的老师，叫罗淑仪。我在附小与李玲同班，后来她家搬家，她转学走了。另一个比我们大两岁，叫张芳芳，父亲是历史系考古专业的老师，叫张剑奇。芳芳的妈妈是体育学院的老师，后来她家就搬到体院去了。听父亲说，芳芳的爸爸很会做饭，在江西鲤鱼洲的时候，每人每月一共几两食用油，他居然给大家做过一顿本来会很耗油的烧茄子。原来，他亲自到菜园里挑了一些皮一点都没破的茄子，然后在一口大锅里放上全连那个月所有剩下的油，连着皮炸茄子；因为茄子皮没破，所以油一点不费，用完的油又倒回桶里，以后接着用。那顿饭，父亲说吃得格外香。
考古专业一个年轻老师陈跃军，老家在湖北。大概是1973年，他女儿燕平来到北京，在附小插班上了一个学期，也住21楼。临走时，燕平带了一纸箱小人书。听说她回到老家后，周围的孩子都很奉承她，否则借不到小人书看。那时乡下孩子看到小人书，是非常稀罕的事。
此外，历史系一些家在北京的老师，暑假里带孩子来北大游泳，我们还一起打过乒乓球，比如郭华榕的儿子郭黎，徐天新的儿子徐宁和女儿徐红。他们都比我大一、两岁，打球的时候我们总是争来抢去。张广达的儿子张谦小我一岁，也来过；他喜欢自己踢足球。范达人的儿子范军比我小两岁，寒假来。他是个很和善的孩子，有时还送给我塑料彩色年历片，记得有一张上面有吴作人画的熊猫。那时小孩子没什么奢侈品，过年得到一、两张小小的年历片，就很开心。彩色年历片稀罕的主要原因是，那时家家的“年历”都是千篇一律的“月份牌”，即一块16开大小可以挂在墙上的硬纸壳，上面印着毛主席身穿草绿色军装的照片，下面有两个小洞，以窄条铁片穿过，吊着一叠日历，可以每天撕下一张；日历上除了阳历，还有阴历、节气等信息，但小孩子看不懂。我住在21楼时，何芳川的大女儿大冬也在那里住过一小段时间，那时她妈妈还在苏州工作。后来，考古专业的李仰松家搬进21楼，他女儿燕云成了我的朋友，也成了我小妹妹的大朋友。我们每天一起上学，同年级，但不同班。那时我家住21楼224号，燕云家住203号，她家隔壁201号还住着一个父母不在历史系工作的小女孩一家。
1972年秋，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这是继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的又一次重大外事活动。那些年，印度支那三国[65]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正如火如荼，跟中国常来常往的尽是那些国家的元首，比如越南共产党领导人黎笋、总理范文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乔森潘首相等，再就是跟中国仍然保持关系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我另外记得的还有一些稍后访华的非洲国家首脑，比如扎伊尔总统蒙博托。他的全名特别长，我从报纸上看到后背了下来：蒙博托·塞塞·塞科·库库·恩关杜·瓦扎·邦加。他们来中国，就像走亲戚，中国人慢慢都习以为常了。尼克松来中国不一样，他让我们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即并非青面獠牙；田中来，也让我们知道了，跟“小日本”是可以打交道的。
话说那天下午放学，我跟同班同学杜荣、李玲三人排着路队走进北大东南门，没拐几个弯，快走到大饭厅（现在的百年纪念讲堂）东侧时，突然看到我们平时朝南走的路被堵住了，只有一条斜穿到小饭厅（后来的学三食堂，已拆）门口的路还开放，但气氛显然不一般，没有行人，只有十几个工农兵学员集中在大、小饭厅夹角的地方，转着圈子打腰鼓。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当中有一个解放军女学员，因为她个子高，还穿着绿军装。我们不知怎么回事，好在杜荣打头，一路前行，我和李玲就紧跟，走到一半才发现我们抢了人家的镜头，因为在与那些学员打腰鼓的地方斜对的16楼旁边，架着几台摄影机，一些记者正从那里远距离拍摄。我们不能退缩，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待我们走近小饭厅门口时，突然有个穿灰制服的中年人迎上来，说：“你们表现不错！”后来才听说，那天田中到北大，带了一些日本记者，当然要拍摄中国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那些打腰鼓的本来是为了做样子，不成想让我们三个小学生提供了一点毫无准备的真实生活图景。还听说，那天的录像当晚就通过卫星发往世界各地。不知当年在海外的人是否有人看到过那一幕，是否真有过三个闯镜头的小学生。
1973年“反回潮”时，21楼里的气氛紧张起来。我本来刚开始学弹曼陀铃（八弦琴），刚学了现代舞剧《白毛女》里的一支曲子《北风吹》，就停下了。那把琴是父亲的同学李少先叔叔留在我家的，父亲不知什么时候自己摆弄过一点点，就教我。我从小上音乐课学简谱，总觉得不可能学会，一直不识谱，到学琴时想，这下好了，唱不出来的调调到弦上拨一拨，就知道了。可是有一天，母亲很严肃地跟我说：“现在搞运动了，大人都在思考问题，你不能再弹琴了。”我无奈，放下了琴，从此再也没摸过。
有一天下午，我和父亲正在屋里看书，燕云突然推门进来，风风火火地说：“郝叔叔，郝叔叔，快去，谢叔叔叫你！”她说的谢叔叔叫谢有实，也是历史系的教师，住在206号，燕云家斜对面。燕云那天本想去201号找小朋友玩，在走廊上突然被谢叔叔叫住，并被打发来叫我父亲。父亲一听，拔腿就往外跑，并嘱咐我和燕云不要跟过去。过了两分钟，听见父亲在走廊上挨着屋敲门叫人帮忙，安静了很多天的走廊里响起急匆匆的脚步声。出来一些人，把谢叔叔送到了校医院。后来有几个人陆续回来，说只有系的一位教师李玉陪着谢有实去了北医三院。
原来那时北大校园里又在贴大字报，谢叔叔不知说了什么话，被人在大字报上点名批判了。他一时没想开，喝了敌敌畏[66]。刚喝下去，他就后悔了。当时他的同屋高望之不在，他又因为药力发作，没力气自己出来叫人，就坐在紧靠门口的床边朝走廊探头张望，正巧看见燕云，就喊住了她。父亲后来说，他一进谢叔叔的房间，谢叔叔就紧紧抓住他的两臂，连声不断地说：“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老婆，对不起孩子。”父亲一时没反应过来出了什么事。到谢叔叔第二遍重复这番话，他才觉得不对，急忙问他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谢叔叔点点头。父亲想出来叫人，谢叔叔死死抓住他不放。父亲费了很大力气才甩开他，冲出来。我后来问父亲，你叫的人都出来了吗？他说没有，有些人没出来，大概是怕受牵连。谢叔叔当时叫我父亲，也许是因为他头上已经有了“帽子”，已经没什么可顾虑的了。那天到校医院以后，医生马上开始给谢叔叔灌肠。我就是那次才听说，喝了敌敌畏，要是没喝水，就还有救；要是喝了水，敌敌畏稀释了，很容易被肠子吸收，就没治了。转院的路上，李玉叔叔不顾灌肠的气味，一直在救护车里帮忙举着输液瓶。此后不久，有一天李叔叔打排球伤了脚，我看见谢叔叔用自己的加重自行车推着他去校医院，此所谓投桃报李吧。
第二天早晨，谢有实自杀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事后我听说，36楼门口有过这样一番对话。两人相遇，一个人说：“听说了吗，谢有实自杀了。”另一个人说：“不可能，我刚才还看见他了。”第二个人说的也确是实情。原来谢叔叔进了北医三院以后，因为抢救及时，当晚就脱离了危险，于是李玉叔叔接他回了学校。第二天一早，他回到批判他的那张大字报前，刚好被人看到。我记得事后看见他妻子来了学校，跟高望之一起站在21楼二层的走廊上谈了很久，表情很严肃。多年之后我才听说，谢叔叔其实是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文革当中蹲“牛棚”时，他号称“牛倌”。有一天，红卫兵通知“牛鬼蛇神”[67]打倒了刘少奇，别人都赶快站起来，只有他一个人躺在床上不动。红卫兵喝令他起来，他回答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是反革命，我难受。”弄得红卫兵无言以对。在当时的情况下，能说出这番话，是需要大智大勇的。那时他都挺过来了，到1973年却差一点没挺住，可见当时的压力之大。
文革当中，历史系自杀或试图自杀的远不是一、两个人。我见过的，都是自杀未遂的。考古专业的俞伟超也是一个。那时他来我家，我看见他抽烟时用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夹着烟卷，两手的食指都只有很短的一小截。他写字时，也是用拇指、中指和无名指握住笔，笔垫在无名指上。我看着害怕，可又忍不住想看。听说他的食指是文革初期他试图自杀时触高压电烧掉的；因为触电没死成，他当天晚上又到北大附近的清华园去卧轨，结果被司机发现及时刹车，所以只被车头铲出去一段，受了重伤，但捡了一条命。
从在云岗小学的时候起，我们就搞过开门办学[68]，不过那时的形式比较简单。起初是挖草药。云岗附近的土山包很多，老师带我们出去，教我们怎样识别，怎样采挖，可惜我只记得酸枣一种，因为采了酸枣回来以后，大家得坐在教室里分摊吃掉，然后只上交可入药的枣核。后来开始学工。当时云岗除了七机部下属的研究机构，还有一个针织厂，一个缝纫厂，都是从东北迁来的。我的小学同学当中，还有人说话带东北口音，老师里也有东北人。针织厂回收下脚料，回收前需要把布头抽成丝，我们干的就是这个抽丝的活，没什么技术含量，也不需要到工厂去，就在学校干。
到了北大附小，开门办学的花样就多些了。除了夏天到郊区去捡过麦穗，入秋时节去帮菜农绑过大白菜（为的是憋菜心儿），我们主要在附小附属的小农场里劳动。小农场坐落在附小校园以南，北大物理大楼以东，中关园以北。农场里有一个大菜窖，冬天贮存很多大白菜，还一片苹果园，此外，还养猪、鸡、兔、鹅，听说都是给生物系做实验用的。负责小农场的是韩化南老师，中年，听说因为五十年代犯了什么错误而被调离了教学第一线。韩老师曾经带我们用小车、小桶拉粪汤浇果树，还教我们把白菜帮子剁碎，加上精饲料（麸子），熬成菜糊糊喂猪、喂鸡。寒假里，我们也要轮流去值班，剁菜帮子，熬猪食，还要把大捆的秫秸从院子里抱进厨房，拉风箱烧火。记得大锅里加上麸子之后，飘出来的香味很诱人。兔子是不吃这种东西的，它们只吃萝卜。韩老师每每嘱咐我们，喂兔子的时候不能给得太多，因为兔子不知道饥饱，给多少吃多少，常被撑死。他还教我们怎样连着背上的皮一起抓住兔子的耳根，把兔子从笼子里提出来，清理里面的粪便。那时同学们无不喜欢喂兔子，所以我们也喂死过几只。
回到西总布：五味杂陈（1974-1975）
1974年4月3日，我家从北大21楼搬回城里西总布51号，我们胡同当时仍叫瑞金路八条。我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那时母亲的单位在东城，北大在海淀，她上下班乘公交车，买月票。那时每个月月票的有效期都延续到下一个月的3日。母亲没买4月份的月票，所以利用4月初那几天，抓紧搬家。3日晚上，我跟母亲一起，带着妹妹，坐车进了城。妹妹那时快四岁了，还没有过几张照片，一进屋，看到墙上挂的我小时候的照片，就立刻对号入座，兴奋地喊：“我的照片！”听到妈妈说不是，她一下泄了气。第二天，我到西总布小学办入学手续，学校那时还叫瑞金路八条小学。我本以为会回到原来申老师教的七班，跟几个儿时的小伙伴在一起，但人家告诉我，七班已经满员。这样，我进了三班。
我回到西总布上学的第一天，就有俄语课。我比同班同学落后了两年半。那时北京市部分小学从三年级开始开外语课。原来在北大附小，我学过将近两年英语。我三年级的第一学期是在云岗二小上的，因为那个学校不开外语课，所以我转到北大附小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已经比同班同学落后了半年，从第二册学起。我从没正式学过字母，是父亲给我补的课。记得我学的第一课英语课文的标题是“The Red Sun”，课文内容如下：
That is a sun.
That is a red sun.
The Red Sun
The sun is red.
The sun is bright.
The sun is Chairman Mao.
The sun is our party.
后来还学过什么，却不太记得了，只记住了个别生词，还记得教过我英语的两位老师，一位女老师，姓梁，戴深度近视眼镜；另一位男老师，叫黄金鹏，后来我上大学时在系里的资料室又碰到他。他当了我们系的资料员。
五年级上第一堂俄语课时，我学的是动词变位。老师讲了俄语动词的两个主要变位法－－第一变位法和第二变位法，说每个动词都要根据行为主语的单、复数，从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分别使用不同的词尾。我一无概念，但牢牢记住了老师说的话。西总布小学那时开的外语课只有俄语，据说是因为没有其他语种的师资。实际上，当时北京许多学校里教英语的老师，都是原来的俄语老师自学改行的，比如北大附小的那位黄老师。我的第一位俄语老师叫沙秀云，当时才二十出头，是北京外语学校俄语班的毕业生。那是在黄帅反潮流之后不久，学校里秩序越发混乱。沙老师年轻，个子又矮，很受学生欺负。因为我刚去，没有课本，班上就有几个男生冲老师大喊大叫，说她不关心新同学。我看沙老师眼圈都红了，心里很替她打抱不平，但初来乍到，又不敢说什么。
那时的外语课本，封里上印着两段马列语录，不记得哪一条是谁说的了，但记得第一条是：“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第二条是：“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那时学英语的学生中盛行两句极富时代色彩的话：“我们长大又不当翻译，为什么要学ABC？”因此校领导经常向我们强调，俄语是列宁的语言，所以得好好学。我那时没什么远大目标，只是想把功课学好，所以回家以后经常让母亲给我补课。母亲下放回来不久，自己正在努力把文革几年间荒疏的业务捡起来，所以在翻译一个苏联学者写的大部头《美国美术史》。她单位还订俄文报纸，她常借回家来看，这样，我至少在课堂之外能经常接触这种语言。记得有一次上俄语课时，沙老师讲评作业，问学生：“你们做作业的时候有问题，为什么不问家长？”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问题，但没想到班上一个工人出身的同学郭艳霞非常实在地回答：“老师，我在我们家俄语水平是最高的。”她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开始知道，不是所有同学都有我的条件、我的环境，虽然我家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不高。
回到城里，不能吃食堂了，母亲开始教我做面食。那时刚开始推广液化石油汽，俗称“煤气”，连煤气罐带炉灶共24元，每次换一罐气两块四。我家那一带是全市最早装备上煤气罐的地区之一。尽管炉子先进了，锅里的东西仍然单调。父亲有个大学同班同学，叫邹志正，当年上大学时是调干生[69]，所以比父亲大十岁，我叫他邹伯伯。邹伯伯那时已经回了山东老家邹县，每年给我们寄来一包一公斤的花生米，十分金贵。我还记得跟母亲一起到位于米市大街煤渣胡同东口的邮局去取包裹的情形。那些年只有过春节时每人才供应半斤带壳花生、三两葵花籽，而且并不能真正吃上，因为母亲总是把全家的定量二斤花生、一斤二两瓜子放到一只从苏联带回来的漂亮铜盘里，来了拜年的客人才拿出来招待。每当邹伯伯的花生米寄来，我们就像过节一样，母亲不时炒一小盘，撒上细盐，当荤菜吃。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个客人，还带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年轻人。那年轻人大概是肚子太空，见了油炸花生米，干脆把筷子横起来，一次夹一排。他们走后，母亲没少抱怨。
另外一样印象深刻的食品，是母亲的朋友赵瑞英从西藏带回来的黄油。那时美院有一批雕塑家去西藏创作大型组雕《农奴愤》，赵阿姨也在其中。回来时，她送给我家一块黄油，里面还掺杂着牛毛。母亲把黄油放进炒锅里融化，撇掉牛毛，再倒进碗里凝固。每天早晨，我们把剩馒头切成片，放在铁丝架上烤热，涂上黄油，黄油立刻就融化了。那股腻腻的味道顺着鼻孔直往头上钻，吃到嘴里就更香了。
那些年过中秋节时，店里卖的月饼样式有限，伍仁的是高级的，普通的叫提江月饼，白糖馅儿，硬得一口咬下去就是一道白印。多年后一伙小学同学一起在网上忆中秋，一个同学还记得另一种月饼，叫“自来红”，但我记得它的样子更像酥皮点心，中间点个红点，枣泥馅儿。印象里小时候伍仁月饼也吃过，但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只记得1974年，过中秋时家里买了一块提江月饼。那天妹妹上幼儿园不在家，奶奶在，我跟父母、奶奶四个人分那一块月饼。刚切开四角，一个路过北京的堂哥进了门，母亲把自己的那一角给了他。
到1975年，院子里有两户先后装备上了14吋黑白电视机。父母从来不让我到邻居家去看，但我若是晚上从人家门前或窗下走过，看见里面的蓝光，总难免停下脚步。那时院子里有一个公用水表，一个公用电表，每家按月轮流负责收水电费。这是我们小孩子最喜欢干的事，因为可以借机会走家串户，当然我还希望什么时候碰上谁家正在看电视。那时水费按人头收，电费根据各家用电器的总瓦数分摊，我家每月的电费有几毛钱。就在那时，家里25瓦的白炽灯都换成了8瓦的日光灯，据说它的亮度是同等瓦数白炽灯的三倍。
后来，邻居里有人率先买了自己的电表，只按自己家电表走的“字数”交电费，与公用电表余下的差额，则由其他各户摊。因为电表都有消耗、有误差，结果没有自己电表的人家就得多出钱。到后来，只剩下了我家和另一户没有自己的电表，电费高了许多。父母一咬牙，也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一个电表，请美院的电工小徐给装上了。那个月，院子里唯一一户没电表的被迫交了一块多钱电费，到下一个月，他家干脆只点蜡了。大家为了节省公共开支，把一进大门那段走廊里的电灯换成了一只1瓦的白炽灯泡，走廊里昏暗无比，堆放无序的自行车常碰到过往行人的腿。
1974年夏天，我的同龄小朋友之一小林子家搬走，院里搬来一个新住户，是母亲留苏时的同学、雕塑家钱绍武，我叫他钱伯伯。在小林子家搬走与钱伯伯搬来之间的两个小时，院里一户人口多的邻居抢占了那两间小屋。钱伯伯来了以后，只好临时把东西堆在院子里。邻居都不露面，没有人出来调停。到了傍晚，那个占了房子的人大概觉得实在过意不去，自动退了出来。那时，钱伯伯已经非常疲倦。因为当晚只有我一个人帮他把东西搬进屋，他日后主动提出给我画一张素描。做雕塑的人一般素描功底都比较好，钱绍武的素描尤其好，所以母亲很高兴。给我画的那张尽管色调有点暗，但还是非常逼真的；后来给我小妹妹画的一张，因为加用了彩色粉笔，属于试验性，效果不佳，钱伯伯没有给我们。
在那之后，不时见钱伯伯请一些演员来家里当模特，他一般花两个小时完成一张素描像，再花半小时临摹一张副本，送给模特。他有个习惯，喜欢一边画素描，一边讲故事，自己讲到高兴处，带头朗声大笑，这样模特听得高兴，表情也放松。我那时经常坐在旁边看他画，也顺便听了一些故事，可惜不怎么记得了。还有一次，我看见他搭了一个小木架，在上面捏泥稿子，就问他在做什么。他说是给一个印度医生柯棣华做雕像，并给我讲了柯棣华的故事。我这才知道，在白求恩之外，还有过另外一位外籍医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死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1974年初夏，学校安排我们班到位于东城灯市西口路北的一个小服装厂去学工劳动，我只学会了用锥子翻褶，而且一个星期重复干的就是这一种活儿。一个学期以后，我们又去那家小工厂马路斜对过的北京市服装二厂劳动，干了两个星期。车间里都是电动缝纫机，一间厂房里有几十台，噪音极大，谁说话都无法听清。我被分配在靠墙角的一台缝纫机上干活，但并没让我真去踩机器。干的什么活不记得了，只是记住了那个能看见全车间所有人背影的角落。
一年后，我们去的是东城区开关一厂，我被分派在喷漆车间，干的活儿主要是拿砂纸打磨铁柜表面，磨平以后工人就可以喷漆了。其实我们干的只是第一步，然后工人还要用喷枪装上金沙再次打磨。金沙很沉，一小麻包就100斤。因为我个子高，班主任曾昭青老师就让我跟她一起搬那些麻包，给工人师傅打下手。此外，我们学生还自己组织去近郊一个种菜的生产队帮忙。那个地方在永安里外，沿北京站东侧一条小胡同向东走，再过一条不知叫什么名的东西流向的河，菜田就在河南岸。我们每次去，都由一个姓郭的年轻女社员给我们派活儿，主要是在菜地里拔草。那时去劳动的名义是改造思想；后来想想，不知改造了什么。
那时，父亲带系里的工农兵学员开门办学，去的是北京541厂。后来父亲说，那个工厂是印钞票的，但钞票不需要老印，所以他们平时也印许多别的东西，包括地图。地图的次品成了下脚料，往往被工厂食堂用来包油饼等面食，于是父亲带回来许多世界地图的散页。我如获至宝，把它们排列起来，经常翻看，因为在离开北大21楼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机会看地图册了。
1974年初，全国又开始批林批孔，把林彪跟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挂上了钩。按照当时报上的说法，因为孔子说过“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鼓吹复辟，故跟林彪是一丘之貉。邻居珊瑚的爸爸不得已，把自己的名字从“侯逸民”改成了“侯一民”。根据报纸上的宣传，古代批孔的英雄有一个叫“柳下跖”的，于是侯伯伯又改弦易辙，拾起国粹，画了一张国画《柳下跖痛骂孔老二》。那张画差不多有一人高，画好后挂在珊瑚住的小屋东墙上。
那时候伯伯也带美院的学生去开门办学，他们去的是一家钢铁厂。有一次出了事故，因为高炉缺氧，钢水溢出，站在高炉前的几个工人被钢水当头浇下，不治身亡，美院的一个工农兵学员李林琢当时在场，也大面积严重烧伤。他后来做过几次整容手术，但他刚养好伤出院时，形象还很恐怖。有一次李林琢来找侯伯伯，我刚好走出家门。由于我们两家的门紧邻，夹一个90度角，都面对一个小走廊，我跟李林琢打了个照面，那一跳吓得不小。听说他后来因为精神太痛苦，几番从宿舍里逃跑，每次都有很多同学出动，四处去找他。我家1975年秋搬到美院以后，他还跑过一次。当时正是吃晚饭之前，我看到一个姓雷的解放军学员张罗大家去追他。八十年代中期，我家跟李林琢家成了一个筒子楼里斜对门的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此乃后话。
下放回来后，由于营养差，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太好。1973年冬天，他得过很严重的哮喘，夜里只能坐着，不能躺下。当时美术学院的大队人马还在乡下，母亲从前东壁回北京时，买回来一些农民人工培植的灵芝。记得那时我们晚饭后用剪子把灵芝草剪成半厘米长的小段，泡在葡萄酒里，泡好以后给父亲喝。1974年冬天，他的哮喘又犯了，中医开的药方中几味主要的药，比如半夏、五味子、川贝母，东单药房里都没货。为了给父亲买药，我冒着风雪跑遍了王府井、南小街、北小街上所有的中药店，都一无所获。
1975年夏，父亲带学生到京郊大兴县去开门办学，得了一场急性痢疾。医生给他开了痢特灵，没想到他药物过敏，弄得全身只剩下一个食指关节能动。母亲每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父亲装进我小时候上托儿所时坐过的小竹车，推他到协和医院去打针。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他们去医院的路上，遇到母亲的朋友、协和医院的内科医生焦浦惠。焦阿姨直说怎么没早告诉她。后来就是她每天来家里给父亲打针了。父亲病好以后，落下一点后遗症，就是手抖得厉害，于是他开始写毛笔字，借此努力把住笔，控制手抖。那时家里的一面墙上贴满了他写的字，我记住了其中的一首汉诗：“北山有鸱,不洁其翼。飞不正向，寝不定息。饥则木览，饱则泥伏。饕餮贪污，臭腐是食……”
母亲那时也偶尔下乡去收麦子。有一次她不在，我去她单位的图书馆，找她的朋友、管理员朱碧琴借书。朱阿姨人很随和，但要求我一定先做完功课，才借书给我看。那天朱阿姨借给我的书是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繁体字。那一阶段看过的繁体字小说还有柳青的《创业史》和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人间》、《我的大学》。小时候在学校里只学简体字，繁体字都是通过啃小说认识的。
1974年，上演了一部儿童片，叫《向阳院的故事》。胡同里很多孩子都效仿，纷纷组织起来，给各自的院子起个很有革命性的名字，用红纸写上院名，贴在门楣上。我们的院子因为在路北，门朝南，由珊瑚做主，也叫了“向阳院”。珊瑚和潘缨喜欢画画，所以她们写的是美术字，在胡同里显得很特别。
不久，胡同里还开设了一个小图书馆，其实就是一个四合院里的一小间西厢房，几百本书，每逢周六下午对小学生开放，每个院子有一张借书卡，全院孩子共用，凡借书都在卡上登记。管理员是一个病退回城的女知青，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她住在胡同中段，家里有个傻哥哥，不能工作的；但每次路过我家大门口，遇到我父母时，那个傻孩子都会非常礼貌地打招呼，称他们“先生”。因为我有时帮管理员收拾书，她破例允许我进到图书馆里面自己找书看，别的孩子在外面排队看到了，有时就会嚷：“为什么她就能在里面？”记得那时看过的一本小说叫《较量》，还没看完第二页，就已经知道坏人是谁了，觉得挺没意思。还有一本小说叫《盐民游击队》，我花了一个星期天一口气看完，累得头晕眼花，现在什么情节都不记得了，但当时非常投入。至于那两年流行的浩然的长篇《艳阳天》、《金光大道》，电台里都连续广播，但我没耐心一天听一段，所以就自己看了，有一些片段印象很深。他的短篇小说集《幼苗集》和《老支书的故事》，是我那时候爱看的书，它们文字浅显，故事也生动。
1974年，突然又批起了《三字经》。其实如果不批，我们还不知道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个启蒙课本，也无所谓中毒。倒是从此知道了孔融让梨的故事，也知道了念书可以刻苦到“头悬梁、锥刺骨”的地步。再后来批林批孔深入，老师让写批判稿，就犯了愁，因为小学里还没教过怎样写这类论说文。记得在母亲的办公室看到一本小人书，里面都是批孔的内容，字字铿锵，就拿来抄。那时老师还让大家写儿歌，押韵就行。有一次全校文艺汇演，我们年级一班的同学出了一个三句半，第一段是：“三句半，一上台，/ 锣鼓叮当响起来。/ 今天说的哪一出？/ 批—林—秃！”不知是不是他们自己编的。
除了大批判，老师也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比如大队辅导员刘老师在广播里给全校宣讲共青团史，我记住了恽代英、关向应等名字，回家问父亲他们是谁。上面让“粗知马列”，学校就给大家介绍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但我们听不懂。有些老师积极主动地带领我们批判“师道尊严”，也许是出于不得已，做样子。有个年纪比较大的教音乐的张老师，鼓励大家给她提意见，反复说无论同学们提什么意见，她都举双手赞成，百分之二百地同意。那还是我第一次听到“百分之二百”这种说法。
老师做自我批评也是家常便饭。有一次班主任曾老师上课时批评几个男生娇气，然后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娇”字，说：“你们看看，写这个字，要先写什么偏旁？女！你们不是女孩子，怎么能这么娇气？！”说完下课走了。课间十分钟休息后，曾老师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向全班做检讨，说自己刚才不该那样说话，因为有歧视女同学之嫌。那是1975年，我们在小学里上“戴帽初一”的时候。“戴帽初一”指的是小学毕业生留在原小学读初中一年级，等初二才升入中学。这是因为此前两年小学缩短学制，取消六年级，五、六两个年级的毕业生同时升中学，造成北京市各中学的普遍超员。
那时候还搞“评法批儒”，说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贯穿了儒法斗争的一根红线。家里有一张《儒法斗争史年表》，贴在我的床边，午饭后睡不着午觉的时候，就把那张表念了个烂熟。表上按照朝代顺序列出法家、儒家代表人物的名字，结果凡是搞过些改革的人物，比如商鞅、秦始皇、李斯、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乃至武则天，都跻身法家之列；而儒家都是些文人，比如董仲舒、朱熹、程颐、程颢。总的印象是，法家比儒家的代表人物多，队伍壮观。同一张表上，还列出了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时间、领袖、口号等。除了领导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陈胜、吴广以外，印象最深的是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受法家、儒家这类概念的影响，我后来还买过一些《活页文选》里法家的文章，大概两毛钱左右一份，记得有荀子的和王安石的，但没看懂。
1975年重演《长征组歌》[70]，其中的每个段子都跟1934－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程中的某个重要阶段相关联，我们在学校里学唱过一些。有些段子很抒情，比如：“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有些段子则偏重具体战事，比如有一段的唱词是：“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回家问父亲，为什么一条赤水河要过四次？父亲说，那是被蒋介石追得没处逃啊，只好来回跑，最后才算把他甩掉。
此前看电影《闪闪的红星》，记得电影里说，红军长征，是开始了“战略转移”；老师也告诉过我们，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最后到达了陕北根据地。我不明白，既然北上抗日，为什么红军刚离开江西的时候不朝北方走，而朝西南走。父亲说，离开江西苏区是被打得呆不住了，是逃跑，当时并不知道要去哪儿。这些说法跟我在课堂上学的不一样，但我没跟父亲争论。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类似的一个例子已经是几年以后了，有一次跟父亲谈起抗日战争。我们历史课上学的“正史”是：八路军八年浴血抗敌，蒋介石却躲进了峨眉山。父亲说，你看，说八路军抗日，都是说在敌后开展游击战，那正面战场总得有人支撑啊，谁呢？国民党。记得当时我还有点吃惊，不过再想想，是啊，连歌里唱的都是共产党“建设了敌后根据地”，没有前线，怎么有后方？看来我们的历史课本把正面战场回避了。
我小学同班有个同学，叫陈少琴，她爸爸是老革命，当时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她家住在外交部街（那时还叫瑞金路十条）的外交部宿舍，每天上学时她都要绕道西总布胡同西口。因为路过我家，她就每天来找我，我们一起走。陈少琴有三个哥哥，大哥在外地工作，二哥在广州当兵，三哥还在124中上高中。她告诉我，她三哥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他们几个团支委经常交换日记，交流思想。不久，有个支委，还是个女生，主动申请毕业后去西藏，给她三哥造成很大压力。她三哥并没有想去，但觉得人家女生都志愿了，自己又是支书，不表态不好。不过由于父母坚决反对，他最终还是没说。
1974年暑假，我二姑的小儿子小胖从昆明来北京。他比我小几个月，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小胖胃口好，吃什么都香，只可惜没有多少好吃的。有一天中午，母亲做饭，先炒好了一个萝卜条。我和小胖扒着菜盆抢着吃。等母亲做好第二个菜端上桌时，我们俩已经把萝卜条吃光了。
父亲有个中学时代的朋友，叫李温，在宁夏银川工作，偶尔出差来北京。1975年暑假，他女儿小春也来北京玩，住在我家。小春与我同岁。那时没什么零花钱，我就带她去当时还叫“人民路”的王府井大街看街景。走在改名为“瑞金路五条”的东帅府胡同里，为了抄近路，我们溜进协和医院后门，从医院光线昏暗的地下室穿过。本来文革初协和医院改名叫“反帝医院”，后来因为尼克松来访，医院再度改名，叫了“首都医院”。九年后，小春从西安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协和医院工作，就住在医院地下室19楼的集体宿舍里。她每次从宿舍到值夜班的急诊室，走的都是我俩当初摸黑走过的那段路；每次说起此事，她都要感慨一番，仿佛少年时代的那一趟穿行预示了她的命运。
李温叔叔在银川有个朋友，叫蒋新明，是文革前高等教育部长蒋南翔的侄子。那时蒋新明一、两个月就来北京出趟差，李叔叔介绍他认识了父亲。蒋新明是个豪爽的人，非常健谈，每次来一聊就是一个晚上。那时我家除了一红一棕两把木椅，就只有一把黑色圈椅，扶手上的漆差不多都磨光了，弹簧也旧了，坐在上面很硌。蒋伯伯大概受不了，力劝父亲做一对沙发。来过几次之后，仍不见期待中的沙发，有一次他干脆背来一个麻袋，里面装的都是弹簧。那时很多人家自己做沙发，有了弹簧，只需弄些麻绳绑绑，再装上一副架子，做个布罩就行了。下一次来，仍不见动静，他干脆不问了。父亲有些愧疚，就托老姑帮忙买了一副沙发架，但仍然没动手把沙发做起来。1976年春，母亲因为胃下垂住进了宽街中医院。医生说她得此病，是因为太瘦，瘦得连胃都托不住了。一个星期天，父亲带我和妹妹去医院探视母亲，刚要出门，他的一个堂侄从张家口来了。等我们从医院回来，堂哥已经把弹簧绑好，正在往沙发架上安。母亲出院后，赶紧用缝纫机砸了一对罩子，这样，我家才算有了沙发。可惜那时蒋伯伯已经不再来北京出差了。
注：
[56]十九世纪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57]二十年代末，处于非法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新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湘赣边界井冈山及周边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这些效法苏联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地区叫“苏区”，也叫“根据地”。
[58]指文革当中许多教授、学者或干部在遭受批判之后仍长期被剥夺原有权利、无法正常工作的状况。
[59]在经历过文革初始阶段的混乱及普遍的停课闹革命之后，从1967年秋起，学校复课，但又续上了“闹革命”的尾巴。
[60]从1973年开始，高校招生在单位推荐之外，增加了简单的文化课考试，被视为反“左”、“回潮”。有鉴于此，官方开始批“极右”，称“反回潮”。
[61]当时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小的一名五年级学生。
[62]即中央警卫团，负责中共中央的安全保卫。
[63]以煤末和黄土加水混合而成，圆柱状，分“大煤”、“小煤”和“引火煤”三种，大煤高约三寸，小煤和引火煤高将近二寸，带排列有序的12个小圆孔。烧火时圆孔必须对齐，才能通气。
[64]后来听比我大几岁的北大附小同学说，这位阿姨叫邵玉芳，她故去的丈夫叫沈立。
[65]指越南、老挝、柬埔寨。
[66]当时流行的一种杀虫剂。
[67]文革中对被批判者被管制者、特别是蹲“牛棚”者的蔑称。
[68]指文革中学生根据“五·七指示”，走出校门参与社会实践，但往往耽误了文化课，也没学到社会实践本领。如果大学生间或还可以应用一点书本知识，中小学生则纯粹是充当无偿但低素质的劳动力。
[69]指五十年代那些已有工作经验、被保送带薪上大学或申请离职不带薪通过报考进大学的年龄比较大的本科生。
[70]原创于1964年，由长征参加者肖华将军作词，战友文工团1965年首演，后被拍摄成音乐艺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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