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天的酸果蔓树冠下的法轮功

作者：[乌克兰]格雷戈里·格洛巴

 

　　导语：法轮功大纪元时报为何公开说谎

　　核心提示：法轮功的创办人李洪志，在纽约——这个美国的大都市已经居住了15个年头。曾几何时，李洪志网罗一批文痞，搞了一张报纸叫《大纪元时报》。这张报纸的总部是在徒有新闻自由虚名的美国注册的。李洪志借大纪元时报，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却撒了不少谎。李洪志借大纪元时报撒谎，有的是自己直接说，有的是借别人之口来说。据信，这张报纸虽有多个语种的版本，但是无人花钱订阅，李洪志只好拿敛来的钱财免费派送。说中国政府活摘法轮功人员的器官，就是李洪志拿这张报纸撒的一个弥天大谎。李洪志心里知道，他撒这个谎，美国人也不会信，而且，美国驻中国沈阳的领事馆派人实地考察过所涉医院，回来后说那座医院（在中国的辽宁省）根本不具备活摘手术的条件。 

　乌克兰学者格雷戈里·格洛巴（Григорий Глоба）是乌克兰全国记者联盟的成员、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公民报》记者，就这件事专门作了深入调查和剖析，用事实驳斥了李洪志以及他的大纪元时报的谎言，并专门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参天的酸果蔓树冠下的法轮功》（ФАЛУНЬГУН ПОД СЕНЬЮ РАЗВЕСИСТОЙ КЛЮКВЫ）。这个书名比较含蓄。酸果蔓俗称小红莓，是一种低矮小灌木，不可能成为参天大树，格雷戈里·格洛巴先生以此喻指法轮功无论如何夸大自己，也不过如酸果蔓一样，难有作为。法轮功根据自己的臆想编撰谎言，这些不切实际的言论自然不能令人信服。大纪元时报既在美国注册，又自诩为常人媒体，却竟然公开说谎。这是它的立场决定的：因为它的创办人本是一个邪教组织的创立者！明眼人知道，大纪元时报原本是一张邪教背景十分明显的报纸。 

书籍封面

乌克兰名记者格雷戈里·格洛巴

 

 

 

原书引言 

　　免费派发的中文版大纪元时报的读者只能是中国公民。由从未去过中国的人向来自中国的学生及商人讲述中国人民的生活是多么糟糕，这是有悖常理的。 

　　法轮功习练者经常引用美国人说法，说在中国沈阳苏家屯区有一个迫害法轮功习练者的集中营。基辅市的维权人士切巴年科和别图霍夫亲自去苏家屯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什么集中营，只是一家用中医治疗血栓的医院。但法轮功追随者不相信他们的说法，而宁愿相信从未去过中国的某些外国人的说法。 

　　既然法轮功成员认为一切来自中国官方的信息都是谎言，那么本书作者就不引用任何来自中国官方的信息和对法轮功成员不利的专家鉴定，而是假设法轮功成员散发的材料讲的都是事实，然后对这些材料进行总结和分析。如果得出的结论是其言论不符逻辑或是他们自己的言论本身相互矛盾，那就是（法轮功成员）对读者的不尊重，我要将真相说出来，同时请法轮功习练者以后不要再散布这些不实之辞。 

　　游牧式的集中营 

　　大纪元时报说，苏家屯医院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2005年初，在该医院有10000个法轮功人员被关押，到2006年初只剩6000人。也就是说，在一年时间里有4000人被摘取了器官，相当于每天有11人被摘取器官。为此，在不做其他任何手术的情况下，医院里最少有4个手术室。但“证人”安妮及其曾经在该医院当过外科医生的前夫都不知道该医院有多少个手术室。2006年5月20日，这个安妮又说，每天做三个摘取器官的手术。但这就否定了她自己前面的数字，按照这样的速度无法在一年之中“处理”4000人。 

　　为了能自圆其说，安妮不得不又补充说在其它医院也进行着同样的手术。但在哪些医院、那些医院是否有做此类手术的条件、是否也有火葬场、为什么其他的所谓证人从未提及过此事等问题皆无答案。 

　　难以信服的证人 

　　成为见证人的首要条件是“见过”，而法轮功成员所说的证人全是没有见过任何“罪行”的证人。 

　　证人1：记者皮特。皮特说，他和许多人都联系过，三年间研究过大量的材料。但他研究了什么材料，和谁联系过，为什么从未照过一张相、没拍过任何录像资料，却不得而知。 

　　证人2：安妮。她自称曾是该医院的工作人员，其前夫是医院的脑外科医生。从她的证词中可看出，她虽然在该医院工作了5年，但却一次也没有看到所谓的“罪证”，只是据其前夫和朋友所说。 

　　证人3：匿名军医。这个所谓在沈阳军区从事后勤保障的退伍军医唯一亲眼看到的是“拉着7000人的火车夜里从天津驶向吉林方向。该火车由军人押解，并且被运送人员的手被固定在车顶”。但这个所谓的证人是否亲自去过苏家屯医院，却从未提及。 

　　证人4：金姓鲜族人。金说，他的一个于姓朋友退休后因病人数量太大，又被请回医院从事摘取人体器官工作。而金是在南韩办理签证时在法轮功图片展的照片上认出这个医生的，而图片展上摘取人体器官的照片是排演出来的。 

　　两个大卫认为：实地考察并不重要 

　　切巴年科和别图霍夫不是考察苏家屯医院的第一人，此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就已经去过，但却没有发现任何有别于一般医院的地方。旅居美国的维权人士吴宏达要求与所谓的证人会面遭拒后，也派人对苏家屯进行了实地考察，但在该区域也没有发现任何集中营。 

　　“活摘器官报告”的作者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两个加拿大人）说，他们在撰写报告时就知道（这些人）去实地考察过，但没有提及此事，认为这并不重要。也就是说，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的考察结果不重要，而从未到过这家医院的人的证词很重要。 

　　调查方式和逻辑：无视法律证据，以政治说服 

　　法律上的证据有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两种。间接证据实际上无法证明是否犯罪，而“报告”中所列举的证据皆为间接证据，即“我听说”，“我和某某谈过”等等。“报告”的作者是有名的专家，但他们却不是用法律证据，而是用政治方法来试图说服读者；不是用证据来证明犯罪的事实，而是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犯罪是有可能存在的。类比、夸张、比喻、理论上的推测是“报告”作者钟爱的手法，而“有可能”、“大概”、“也许”、“看来”、“可以推断”是“报告”作者最常用的句式。 

　　自相矛盾的证据 

　　在“报告”的第24节“死亡人数”中说：“截止2006年12月22日，我们已经确认了有3006人被迫害致死”，“第五组和第六组确认死亡的也是器官摘取的受害者。这一类的数目大约有300人左右。”而安妮的证词则说，在2001年—2003年间就有2000人以上在苏家屯医院被处死，而她当医生的朋友甚至说至少有4000人在苏家屯医院被处死。匿名军医说，在中国有36个类似苏家屯医院的集中营。更新版“报告”说，中国有41500例供体来源不明的器官移植手术，而“报告”的作者推断其来源是法轮功成员。300人和2000、4000、41500人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2002年的数据，被强制进行为期三年改造的法轮功人员有20000人，那么到2010年这些人早已获得自由了。如果这些人仍没有获得自由，那些密切关注中国的国际维权组织早就会向世界公开这一消息了。剩下1000名关在精神病院和500名长期服刑的人员。即便这1500名法轮功人员都被进行活体摘取器官，那么和苏家屯医院这一家医院两年内所摘取的2000人器官也不相符。 

　　电话问询成了种族灭绝的证据 

　　“报告”中提到的调查者，通常用向医院打电话的方式了解是否存在摘取器官情况。奇怪的是，在“报告”公开后，调查者再打电话询问此事时，这些医生和执法人员仍然愿意回答同样的问题，并且内容和以前没有差别。难道中国的医生和执法人员真的一点保密意识都没有了吗？另外，如果任何人都能回答这些问题，那么“报告”作者发现的这个秘密也就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了。再有，在中国器官移植供体的来源即便合法，也是保密的，而这些医护人员与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和陌生人谈论这种问题实在是太不合逻辑了。即便电话都是真的，那么从电话中得到的全部数字加起来，和41500个来源不明的器官也相差巨大。 

　　难以信服的例证 

　　一个女人在派出所里死亡。当她的亲人赶到现场时，她的器官已经被摘出，并且已经送到火化场火化。既然是已经火化，那么她的亲人是如何知道她的器官已经被摘出了呢？难道是警察自己告诉他们的吗？ 

　　“报告”说法轮功人员被酷刑折磨到死亡边缘，然而这样的人的器官是很难用于移植的，因为他们的器官多数已经受到损害，没有利用价值了。“报告”说法轮功人员的大脑被取走了，可大脑是不能移植的！ 

　　原书结语 

　　尊敬的法轮功学员，你们总是指责我们反映中国政府的立场和观点，但在这本书里我引用的全部是你们亲手交到我手里的材料。你们都是善良的人，实际上并不会做黑色宣传，所以你们工作的效果一直都非常差。这种肮脏的事情不是你们应该做的。 

原文来自网址：http://ukrsekta.info/books/falungun_pod_senyu_razvesisto_kiukv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