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员这件事证明，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家，没有之一

难道毛主席不懂么？大部分的工农兵学员底子很差，根本不具备足够的基础知识去搞科研，大批量地制造工农兵学员，只会使整个中国的科技发展失去一代人！只要对国家大事稍有了解，都不可能不懂这件事。然而毛主席还是决然做了，先把升学考试停掉，命令百万红卫兵上山下乡；再恢复升学，搞推荐制，只问出身不问学问。这在常人看是一件非常非常难以理解的事，这是为什么？

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很难想像得出这样做的动机。

我现在只问这样两个问题：

一、出国留学的朋友们，你们的父母，以及你们同学、朋友的父母们，有多少是工农兵学员出身？

二、假如这些老一辈没有凭借工农兵学员这个身份得到的物质以及地位、知识上的好处，这些本来应该在农村种地的下一代，究竟有多少机会获得正规教育，一路学到博士、博士后，甚至出国留学，成为顶尖学术人才？

中国三千年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朝代，只要她的统治稳定了，就会快速形成一个统治阶层（并非阶级），这个由上而下的阶层将垄断一切资源与出路，把本来应该是全民选拔出来的精英才能参与的政治变成少数人瓜分的盛宴，优秀的人才侑于各种牢不可破的关系难以施展才华，庸才蠢才们因为良好的出身享尽荣华却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历朝历代的兴衰，没有一个能逃过这个铁则的。

明末，甚至明中时，少数人垄断资源的情况就已经极其明显了。在政治上，兄弟、父子高官出现的频率高到让人目不暇接。明末稍有名气的官员，大部分都是一家子处于决策中心。王象乾，一家五口均做到督抚、京堂；解经邦一家四兄弟也是如此，甚至解经邦、解经传先后均在山西等边地做过巡抚；李邦华父子一北一南，皆为京堂。甚至还出现过父子两代皆为辅臣的情况。像张居正、申时行、王锡爵、朱赓……等人无一例外地都至少有一个优秀的儿子在朝为官。张居正的儿子后来因为父亲的事自杀身亡，申时行的儿子申用懋做到兵部尚书，王锡爵的儿子考到状元（虽然我绝对相信这是他自己的实力），朱赓的儿子做到大理寺丞（后来早夭）。可以说，到了明中，像杨继盛这样没有家庭关系，纯靠自己实力打拼上来的官员已经非常非常少见了。翻开明中以后的历史，随便找到一个四品以上的官员，你找不到他父亲、兄弟、儿子从政记录的机会微乎其微。

而这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联姻。

以浙江殉国名士祁彪佳为例。祁彪佳的父亲本身就是京官，后与著名人物商周祚联姻，令祁彪佳娶了商周祚的女儿商景兰。这二人当然是金童玉女，天下绝配。问题是，当你审视祁彪佳的仕路时，就不难发现其中令人不是那么钦佩的地方。祁彪佳少年中进士，名次很低，所以没有机会直接留在北京。但他的父亲为他选择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祁彪佳分配的第一站就是福建，在福建莆田做检察院长。而商周祚在福建做过很长很长时间的巡抚，这为祁彪佳得到上佳官评奠定了绝对的基础。三年之后，祁彪佳以『治最』被提拔为御史，回到了北京。

需要指出的是，御史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官职，其作用相当于美国今天的参议员，而且任期不限。整个大明，北京最多只能有110名御史，南京大概只有40几名。成为御史，就获得了一条最快的升官途径。理论上来说，一个有足够关系网的御史，可以在十年之内做到巡抚，十三年之内做到侍郎，十六年之内做到尚书。如果大明没有亡，凭借祁彪佳这种人脉，可能他在三十岁之前已经做到侍郎一级了。

类似的情况在明中以后比比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极大的妨碍了真正人才的涌现。因为空闲的官职就这么几个，没有关系的下层人士很难冲破种种关系网的束缚达到高层。而达不到高层，又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可以说，整个明中明末的历史，就是在这一群类似近亲结婚的统治阶层内部书写完成的。

当然，祁彪佳最后自杀殉国，是对得起他的的父执辈给予他的厚爱的，而且出生在这样有关系的世家里也不是他能决定的。但是从史实来讲，祁彪佳终其一生也不能为国家作出什么真正有益的贡献，连他自己也在日记中说，他所说所做，只不过是老生常谈，拾人牙慧而已。甲申之后，祁彪佳因为名声很响，多次被南明政权邀请出山担任重职，统帅军队，但是祁彪佳统统拒绝了。他已经下定决心殉国，并抓紧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与他一生的挚爱商景兰渡过最后的岁月。当清军南下的铁骑就要到达他的家乡时，祁彪佳坐在溪水中淹死了自己。我们后人很多不理解为什么南明不能像南宋一样与北方划江而治，看到祁彪佳的表现，这个疑问应该能得到些许解释。

祁彪佳是统治阶层当中有羞耻心、道德感的，那么那些没有羞耻心与道德感的人比如洪承畴之类呢？祁彪佳对于救国救民的贡献如果是0的话，洪承畴之辈就是负数。那么从总体上来讲，这些垄断资源的统治阶层对于国家的灭亡其实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点当无疑义。

考量祁彪佳的一生，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温室当中长大的乖宝宝。他与他同类们的仕途，基本是在每日饮酒赋诗当中渡过，当危机真正到来时，一死了之。难怪崇祯皇帝自杀时留下遗言，称文臣皆可杀。他们这样的人，缺乏真正的历练与对生活的感悟，找不到国家的病根，解决不了任何实际的麻烦，却又霸占着最重要的位置。这样的国家，能不灭亡么？

反之我们看孙承宗，虽然他也不能说一丁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他的出身与祁彪佳这样的人比起来可以算是寒微了。孙承宗也没有祁彪佳那样的少年得志，而四十多岁才进入官场。在成为进士之前，孙大量地接触各个阶层的人物，积累了应对不同事态的办法。这才造就了他的两次督师辽东，并且出色地解决了己巳之变的危机。在己巳之变时，面对最有战斗力的关宁军军心涣散，孙承宗只用几句话就凝聚了一支五千步兵的军心，并把他们送到西边。这支军队在到达蓟州的时候遇见了后金主力，在后金与蒙古联军联合攻击下战斗到最后一刻，击死击伤数名后金大将，甚至击毙阿济格的座骑。这在以逃跑著称的关宁军中是极为不常见的。我们很难想像那些在温室中养大的子弟们会有这种与人沟通的能力。

那么如果大明有十个、百个孙承宗，大明又怎么会亡呢？

用明末的历史看今天，我觉得这才是毛主席创造『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的深层目的。

66年，正是八路军极速扩张时产生的那些干部，他们的子弟升学进入大学深造的年份。可以想像出来，以当时中国难得的大学教育机会来说，普通人很难与这些有通天关系的县长、团长们竞争。而对于党中央来讲，一边是自己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无产阶级，另一边是与自己一同奋斗了几十年的战友、新兴的官僚资产阶级，蛋糕有限，饿口无穷，怎么办？那就干脆谁也不要吃，上山下乡，统统种地去。为了在不违反自己的信仰与不大规模制造各级官员不满之间寻求平衡点，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而在上山下乡即成事实之后，提拔各地没有关系、一穷二白的工农兵学员，则是瞒天过海的一策。这个时候官员子弟升学的压力高峰已过，再提拔平民子弟，所受阻力最小。当然，既使是这样，依然有数不清的官员子弟逃离土地，跑到军队当中过好日子，甚至也有升入大学的。但总体来讲，毛主席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几乎以一人之力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阶层——工农兵学员，他从未背叛自己的信仰，他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联系起来，创造性地发明了这一伟大壮举。纵观全人类的历史，还有哪一个人物有如此眼光和手段？止此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