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学的老师们及文革时期的二三事

对小学的吴老师和顾老师两位老师，我将永远怀着一颗知恩图报的心。
    -----  金笔

文革开始的那年夏天，我进入小学三年级。我们一，二年级的老师是吴老师。她是一个很好的启蒙老师，教数学和语文，也教我们怎样做人。吴老师是一个矮小的女人，略有突牙 (上海话叫 "扒牙")，还患有癫痫病 (俗名羊角风)。在课堂吵闹的时候，或在安静的时候，吴老师会忽然直挺挺的摔倒在地上，失去意识。这个时候，全班会特别的安静，一直等到班代表出去找来教务长或代课老师。我对她的尊敬是由衷的，即使是我工作以后，每次看见她走过来，我都会远远的喊一声 "吴老师"。

文革开始以后，课堂次序大乱。老师成了攻击对象，三年级的老师姓周，被冠以 "周扒皮" 的外号。学生之间也常有互相攻讦。当时我也曾经 "充勇"，被一些同学的挑唆，打过骂过一些同学。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我内心充满了内疚，这种自责会一直存在下去。三年级我们几乎没上什么课，很快的就 "停课闹革命" 了。一直到四年级开始，才又 "复课闹革命"。在这期间，我和小伙伴们做过一些 "惊天动地" 的事情。比如在 "安亭事件" 中，我们跟大同学们混入华东局机关大院捣乱，结果被保皇的 "工人赤卫队" 关起来。审讯我们的是几个中年人，看样子象是工厂基层单位里的骨干分子。他们在知道了我们几个的家庭出生以后，对我们的 "造反" 行为非常不理解。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自己组成一个 "红小兵宣传队"，在公交车上读毛语录也唱革命歌曲，结果我们免费乘车跑遍整个上海。有一次在江湾五角场，我们这个组织发生 "内讧"，结果一分为三，各走东西，因为人少，大家都不能免费座车，于是我们走了一整天，横跨大半个上海才回到家里。

当时学校里的老师全部都是被批斗的对象，一个管后勤的老师，文革前的人缘是很好的，但不知道怎么的，被 "查" 出来是国民党的 "特务" (当然是无中生有了)，她不堪受辱，一天傍晚跳楼自杀了。那晚上，我正在吃晚饭，忽然听到一个住我们楼下比我大几岁的孩子在楼下大声叫着他的妹妹 (她是我童年的小伙伴) 的名字，并喊着 "马XX跳楼自杀啦!" 那声音带有明显的兴奋刺激，我这一辈子是不会忘记的。当时我放下饭碗就要冲出去，结果被家里大人拦下来，死活也不让我去看。当时，在我们这个有四五百户人家的普通弄堂里，发生过三五起跳楼自杀事件。

文革形势的变化很快，"黑五类" 斗完了 (就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革命斗争的对象开始延伸到我自己和周围小伙伴们的家庭了。一天正在弄堂里玩耍，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忽然沉默起来并很快的走回自己的家去了，后来看见竖立起来的标语牌才知道他父亲局里的造反队当晚要在弄里召开对他父亲的批斗会。而朋友父亲的 "罪状" 之一就是他在一次大会上发言谈学 "毛选" 的心得，下台后有人夸奖他，他就随口说了一句是 "吹" 的，结果这也成了 "罪状"。后来我的父亲也被批斗了，母亲还被 "游" 了街。这以后我也成了被辱骂的对象，不甘受羞辱的我因此常常跟别人 (有时是好几个人) 大打出手，经常打的头破血流。家里大人害怕了，把我送到乡下的亲戚家 "避难"。好几个月后，当我从乡下 "避难" 回来在十六铺下船，那天正是王洪文的 "造反队" 攻打 "上柴联司" (上海柴油机厂的造反队)，一路上到处都是工人纠察队员，平添了几分紧张。

再接下来是 "复课闹革命"，我们也稀里糊涂的进入四年级。教我们的还是那个周老师，她依然是学生的攻击对象，课堂里没有次序可言。闹哄得厉害时无法上课了，周老师就赶紧去请吴老师来压阵。可是那时候 "师道尊严" 作为 "四旧"，已经没有市场了，吴老师也压不住我们了。哄乱中，吴老师频繁而壮烈的倒下去，于是吴老师再也不来了。稀里糊涂的我们就这样度过了四年级，当然那时我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五年级开始，换了新的老师。新老师还没到，同学之间就已经传出话来了，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老师! 大家等着被 "收骨头" 吧 (上海话，指被整的意思，大概源自到疆场收尸骨吧)。新老师姓顾，是个工农家庭出生的老师，四十五岁左右的年龄。她小小的个子，瘦瘦的身材，黝黑的皮肤，短发，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严肃的时候紧抿着嘴唇，下巴颌象核桃壳那样印出很深的皱纹。她很朴素，
永远是一身藏青色的卡其衣裤和布鞋。她住的地方离我们较近，所以同学们都知道她是一个寡妇，带着一个比我们大好几岁的儿子过日子。

大概是因为她是工农出生吧，她不怕别人说她有师道尊严，同学不听话，她会大声责骂，还会处罚，加上有工宣队在背后撑她，跟我们班上最顽皮的几个同学几次斗争下来，她就把我们班收服了。不服气的也没办法，只能转入地下斗争。一天，一个同学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课文里寡妇的 "寡" 字是新字，叫大家跟着她念的时候，把 "寡妇" 念得特别响。上课了，那天的新字里，果然有寡妇两字。我对于那天教的其他几个新字全都忘记了，唯有 "寡妇" 两个字还记得特别清楚。每当她领念到 "寡妇" 时，班上所有的男生们都特大声的跟着念，"寡妇!"  "寡妇!"  "寡妇!"  连那些平时不读书的同学也是，"寡妇!"  "寡妇!"  "寡妇!" 响亮得很!  我们想笑，可又不敢。但我看到那天顾老师下巴颌的核桃印显得特别，特别的深。

顾老师一直跟我们到小学毕业。在这期间我一直是班上的打架 "大王"，小学里最后一次打架是一人对仨，我的朋友告诉我，我还是 "赚" 的，呵呵。幸好进入中学以后，我交接了几个上进的朋友，于是我开始学好。大概是人一学好，脸上的 "油气" 就会变成 "正气" 吧，再见到顾老师时，她明显的感觉到我的不同了。于是她见到我母亲时就会高兴的跟我母亲提起我变好了，母亲跟我提起顾老师的夸奖，这更加促进了我的上进心。一来二去的，再次见到她迎面走来时，我会大声的喊一声，"顾老师!"  而她也是响亮的 "哎" 一声。

日子过得很快。

中学三年级时，忽一日一个同学告诉我，"顾老师被抓进去了!" 当时我的惊讶绝对不亚于听到林彪副统帅出逃。林彪我不认识，别人说林彪出逃那就是出逃了呗，可是顾老师我是认识的呀，那怎么可能呢!  后来才知道原来顾老师跟一个女人搞同性恋呢。邻居发现那个女人一直来，可能还过夜，于是就报告了派出所，警察出动将她们两个在顾老师的家里抓了进去。

顾老师大概 "进去" 了三周以后才出来的。再次看见她时，她深深的低着头，象是犯了大错一样，迎面快速地走过去，当时倒也没有看见有什么坏孩子对她有不良的举动。这是我第一次接触 "同性恋" 这个名词，觉得很反感。但也许是如果两个男人做就觉得挺恶心的，而两个女人做比较能够接收吧 (我有这样的想法很荒唐吧？但我至今仍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我开始对她产生了同情心，毕竟她是教过我的老师啊。当时读《西游记》，很欣赏孙大圣说过的一句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终于有一天，当顾老师再次从我们面前走过时，我喊了一声 "顾老师"，她似乎怔了一怔，但低着头轻轻的 "哎" 了一声。以后每次见她迎面走过时，我都喊她，每次喊她，她低头下视的眼光里会闪出感激的光芒来，因为她已经被剥夺了教学生的资格。

中学毕业我去了农场后就很少再见到她了。后来我回城念大学，不久她居住的那一地段的平房全部都拆了，盖起了新楼，以后我竟再也没有见到过顾老师了。在美国居住多年，我早已经习惯了在工作中和同性恋或者双性恋的同事相处了，或许是因为顾老师的缘故，我虽然对他们的行为不赞成，但我却能够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很多年来，顾老师的身影和吴老师的身影会时常的闪现在我的脑海中，毕竟她们在我的人生之路上对我有过重大的影响。我上过的那所小学早就拆了，不知道该上哪里去寻找她们，或许她们还在上海的某个地方居住着。

在这里，我衷心地祝愿她们的晚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