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民主是中国面临的首要风险

这是一篇网络上的旧文，不记得出自何处。如果原作者看到，请谅解。当年正是对西方社会的无限向往促使我来到这里 （相信网上很多人和我一样），工作生活十多年后，对所谓的民主有了一定的认识，觉得远不是当初想象的那样美好。我认为，作为有5000多年连续文明的中国，有理由创造出一种既能克服封建独裁的弊端也能消除西方的民主的一切以选票为纲，无限内耗的种种不足的制度。希望这是一个渐进的温和过程，没有大的社会动荡。

 

相对于腐败和极左，民主迷信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自由派在民主宪政方面的冒进才真正可能造成中国政治的崩溃。当然，现今的中国政治最需要改进的方面的确是民主宪政和言论自由。但是中共正处在两难境地上，走稳定路线就会激发共产主义教条派和唯经济稳定派，从而禁锢国民思想，中国变成一潭死水。走自由路线就可能一发不可收拾，局面彻底失控。所以邓小平和胡锦涛都坚决的走务实路线，努力维持一个魔鬼平衡。胡锦涛不想政改，却和政改代言人温家宝是最亲密的盟友。邓小平制止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改革思路，在经济与政治的战略层面是成功的，问题出在信仰和精神层面上，唯有这个层面的分歧才造成邓赵无法和解。至于胡锦涛打压刘晓波的事情，我觉得战略上完全正确，只是具体操作上太粗糙，没有风度。刘晓波的那一套基本是民主崇拜者从西方旧纸堆中捡了点东西，拼凑出个文件来而已，局限于政治臆想，既没有政治的现实意义，也没有信仰的高标价值。他真正的价值体现在行为上，而不是政治观点上。他坚守国内，执着地用和平方式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的构想，的确是国人榜样，获取诺贝尔奖也是实至名归，无可指责。

从全球的政治历史与经典思想中分析，人类社会成功的政治组织形式基本可以分为两个模式，即民主宪政模式和君主德政模式。这恰似人的两条腿，任何单独依赖一个模式的政体都无法成功持久，只是因为时代与环境差异而造成二者在现实中所占比例和具体形式有所差别。世界在近两百年的发展历程，造就了民主宪政的超高声誉，在当代许多人眼里，民主几乎成了正义的代名词。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欧美民主宪政实践的巨大成功具有难以争辩的说服力。其次，西方政治哲学的爆炸性发展使得民主宪政体制登上了一个十分宽阔而稳定的平台。相比而言，德政的相关理论论述，尤其在集德政实践大成的中国文化圈，在近千年的发展只能用每况愈下来描述。这个原因也导致民主体制占据了政治理论的主要地盘。再一方面，与中国关系十分密切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上表现为独裁与专制，因为其在信仰以及政治体制历史观和经济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浅薄且自大，造成世界诸多民族的灾难和短命政权。因为独裁专制和君主德政在外表上的相似，这些失败也都由君主德政体制扛着了。实际上，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那些浅薄思想与中国的德政思想没有必然联系。当年中共为强化自己执政的合法性，肆意给中华传统抹黑，导致中国德政体系被否定。后来红色运动瞬间崩溃，人们批判专政和独裁的时候，往往因为以前批判传统文化的先入为主的愚见，而将那些反人性的专政思路归罪到传统德政文化上。这也是当前中国人头脑中德政与民主此消彼长的原因之一。

中国到底是否需要政改？我觉得需要，但绝对不是追风式的，全面照抄的政改。邓小平开明，曾经在多种场合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在政治方略上则是务实的，临渊羡鱼心态导致的政改绝对不是他的选择。胡锦涛稳健，他看不清政改的利弊，同时自己也没有能力掌控激进民主的潮水，就干脆只捡有实效的做。从当今中国现状来看，三权分立和言论自由是比较有把握的政改方向。而民主选举方面虽然有可行性，却并非急所。对于各级政府的民主选举，我们不用操闲心，只提一个大家可能忽视的事情：民主选举必须和各级政府机构的权限界定同时进行。权限不界定下来，民主选举出的政权就成自治政府了，不用说政治理论通不过，就算普通百姓的常识都通不过。另一方面，西方社会本身已经是挣扎在民主体制诸多弊端之中了，中国再一猛子扎这浑水中来，无疑是太愚蠢了。激进民主是最危险的道路。

讲到言论自由，可能是中共最头痛的事情，这事不用涉及中共前三十年执政的旧账，单单当下时政批评就够折腾的。因为中共在教育方面的荒废，中国传统文化被否定，导致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占据了大多数精英的头脑。一旦放开言论自由，宣传领域马上就变成自由民主派的天下，中国政府以及传统文化精英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实力抵御这种冲击。这很可能是中共领导人虽然情愿放开媒体，但因为能力有限，无法掌控局势，也只能选择保守策略，维护稳定而背个恶名。

言论自由是当今中国冲突最大的领域，刚发生的南方周末新年贺词被篡改事件数日内已经发展到全国范围硝烟弥漫的地步。其实造成如此严重问题的原因并不在于言论自由本身，而是当局内部某些人的处理方式。自六四事件以后，中国官场就充斥着一些不学无术唯识投机钻营的人。而中宣部更是重灾区，三宽部长被逼引退，中国的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一举倒退回恐龙时代。这些人既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对待言论自由的宽容深厚，也没有西方自由社会的深邃细腻。所用尽是中国在特殊时期采用的诡诈强权之术和欺骗民众封锁消息等专政手段。如今，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惨痛被骗教训后，可谓民智已开，更加之通讯技术和个人信息工具的一波接一波的革命式更新，社会环境已经在二十年内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腐臭手段用在崭新时代，其结果是把社会推向极端，将民众逼成愤青，局面越发被动。而这样的一些没底气狐假虎威的做法，往往促成了自由派在民意上的得分。人们同情被无理压制的一方，不是从理性上考察自由派的路线是否适当，而是因为感情义气而接受民主自由思想。作为中国的领导层，本追求务实路线，但在这样一些操盘手的运作下，往往落入两难选择，或者为争取民意不得不在施政方案上更靠近自由派，或者因为担心激进民主的风险而退守经济最终背个大黑锅。邓小平六四的决策就是被这样一批人给硬生生拖下水的。这些人的类似杰作很多，不胜枚举。典型案例就是当年中共为陈水扁助选，外交部副部长和刘晓波唱双簧夺取诺贝尔和平奖。何为国贼？正是这种人。

邓小平不迷信民主，胡锦涛也不迷信民主，相信习近平也一样。当然，民主宪政平等自由等原则对中国绝对有益，而且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十分欠缺。但是，冒进的引入这些价值体系和政治体制不但同时会出现西方社会本已十分头痛的诸多难题，也会因为所有这些理念在推进过程中的不同步造成淆乱，严重的话可能导致政权或者社会经济的崩溃。这一崩溃的威胁比腐败和毛左所带来的威胁远远更加实际，更加可能。如何平衡自由派对政体的冲击，实现务实政治所需要的魔鬼平衡，首选的平衡力量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德政思想。实行民主政改的过程中，必须从人类价值的更高层以及另一种政治体制中寻找适当元素，中国才能稳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