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友朋聚会。几位来自“海里”的朋友观点比较独特。现特简述如下，与大家共品鉴。
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分类说起
一、所谓老一代革命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来自社会底层，诸如失业工人、贫苦农民、流氓无产者。这些人当年参加革命大多因生计窘迫，为谋求生存铤而走險，”什么什么主义“对于他们来讲是天书。在他们心中基本没有什么国家与人民的意识。他们更关心的（尤其在胜利之后），是自己的权位和子孙的福利。在大大小小的老一代革命家中，这些人占多数。这些人在军内可致高位。在地方上，由于能力所限，很难升至省部级。
第二类人，来自家道中落的官绅人家或风雨飘摇的小康人家。这些人对现状不满，有危机意识，参加革命主要是想出人头地，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精致的个人主义者，什么主义，什么国家与人民，对于他们而言都是谋取功利的手段而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毛和周。这些人的文化水平、办事能力与看问题的视野都显著高于第一类人。中共胜利后，在中高层官员中这类人占多数。
第三类人 ,来自富裕人家与官宦世家，受过良好的教育，不满于社会黑暗而参加革命。他们固然也有建功立业出人头地的个人意愿，但也富于正义感与国家、人民意识。现团结在《炎黄春秋》旗帜下，自诩为“两头真”的老人大多属于这一类人。邓小平、彭真、陆定一也可以算这一类人。这类人由于受教育程度高，办事能力强。同期参加革命，胜利后地位都比第一类人要高许多。
二、红二代的分类
在文革前，红二代由于年纪幼小，浑诨噩噩，没有太多明显的区别。文革大浪的冲击使红二代的成长出现了分化。
大部分人，随波逐流，参与造反，上山下乡（或当兵，进工厂，上“工农兵大学”），文革后靠父荫混个一官半职，最后从处级或司局级的位置上退休。这些人的父辈大多是老革命中的第一类人。这些人本人的能力也很一般，退休后生活虽然高于一般百姓，但远不如那些权贵与暴发户。强烈的失落感使他们组建了各类红二代组织，渴望想找回他们昔日的“贵族优越感”。这些人高调支持反腐，渴望反腐能打击那些权贵与暴发户。但这些人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官场中都没有什么影响力。他们的下一代大多也没有太大的出息与影响力。
在文革的苦难与迷茫中，少数红二代选择读书（读那些平民百姓看不到的内部读物）作为一种精神上的解脱，渴望能在书中寻求到困惑与疑问的答案。这些人以第二类、第三类老革命家的子弟居多。通过阅读与思索，他们中间很多人突破了思想上的桎栲，对世界，对这个制度有了一个较为真实的认识。正是这种眼界的拓展，这种对事物本质的勘破，使他们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中，如鱼得水，迅速攀上高位，在政经界把握了各种实权。
当然在这一类脱颖而出的红二代中，有些人，特别是第二类老革命家的后人，受家人的影响，把个人利益看得比较重，位高权重之后，有逐步回归体制的趋势。思想僵化之后，上升的速度自然也就嘎然而止。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刘源、刘亚洲、孔丹之流。
而另一些人如老板、王大人、俞大人。他们或者受苦难更为深重，或是半路嫁接到豪门之内的，或出身于关系复杂风险极大的世家。他们的读书与思考更为厚重，为人也更为低调。由于思想超脱，对体制有深刻的了解与认识，处理方方面面的问题游刃有余，最后终于得以跃升到政权的顶层。
三、团派出身的大员。
草根出身或微末小吏家庭出身的大员，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升至省部级以上的高位，除自身工作能力外，看透这个体制是必要条件。看不破体制，很难游刃有余地处理官场中的各种矛盾，连一个处级局面都难以维持，更不用说司局级、省部级了。
四、现任领导人的心理
综上所述，现任的顶级官员，无论是草根出身还是红二代，都是人尖中的人尖。他们对世界局势，中国发展的窘境，体制的弊病，以及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都有着比常人清楚得多的认识。
但中国的官僚体制庞大，绝大多数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都反对对体制做颠覆性的改革。小打小闹的改革也常因触动利益格局而备受阻碍。
老板很清楚，要维护父兄的基业，必须进行颠覆性的改革。但面对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任何激进的改革都会给老板自身带来覆灭性的危险。所以老板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在“环境”许可的范围内，试探着推进他的改革计划。
从老板反腐的步调来看，从老板处理东海问题，南海问题、甚至中缅边境问题的最后决策来看，老板是个头脑清楚，办事审慎的现实主义者。
背离文明大潮，走回头路是条死路，这一点老板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不管目前神州大地上笼罩着多少迷雾，未来的中国只会一步步地走向文明与民主而不是其他。
五、有关民间的镇压。
多年来的片面教育使得基层民众的头脑简单而迂腐，充满了暴力革命的思维与倾向。在贫富差距巨大的现实条件下，任何火花都有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毁灭性的燎原大火。
在僵化封闭的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先天不足，缺乏厚重的人文素质，而趋于轻浮。许多知识分子把民主制度理想化，简单化，以为实行民主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灵丹妙药。看不到民主也能导致混乱与经济崩溃，也能导致类似希特勒那样的“民族救星”浮出水面。所以说，目前的中国知识分子起不了社会缓冲器的作用，更难引导民众走向理性。套用俗话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愚昧而具有暴力倾向的民众，轻浮而偏执的知识分子，如果不予以及时的必要的镇压与压制，必然会打乱改革进程，给中国带来又一次灾难。也许是纳粹德国式，也许是文革式，也许是义和团式的灾难。
重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新华社智库的《不要让李嘉诚跑了》，洛阳民众集会纪念毛泽东都是灾难可能降临的不详之兆。
所以请大家理解老板对部分具有社会煽动性知识分子的打压。
太平天國、清朝、國民黨、或是一些大公司在崩潰之前，高層也知道危險，想改革。
能不能成功改革是另一回事。高層牽涉到的利益與人太多，即使是高度中央集權的集團，也難以從上到下貫徹改革，因為改革意味著利益與人事的重新分配。
如果改革不成，龐大的集團只能等著危機爆發，轟然倒台，造成一片混亂。
這是自然規律，沒有人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