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献给母亲节
母亲的智慧
母亲是北方人,性格爽直,伶牙俐齿。父亲是南方人,性格温和,拙嘴笨舌。两人性格取长补短,按理,日子应该过得祥和太平。父母虽都是知识分子,可在柴米油盐酱醋茶浸泡的琐碎日子里,他们也像千千万万的平凡夫妻一样,免不了磕磕碰碰,少不了争吵拌嘴。
拙嘴笨舌的父亲与伶牙俐齿的母亲吵起架来,不管是对是错,结局永远只有一个:以父亲的沉默克制或“落荒而逃”而告终。
母亲不光嘴皮子利落,手脚也很麻利。经常是嘴到手到,说话做事滴水不漏。在家一向说一不二,带着霸气。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家呢,干脆“妇女顶上全片天”。
父亲不止一次自嘲地说过:别人家是“夫妻、夫妻”,我们家是“妻夫、妻夫”(与“欺负”谐音)。
总觉得父亲的自嘲里,带有对母亲的谦让与娇宠。
记得大学一年级的那个寒假,回家过春节。为一件记不清的小事,父亲跟母亲拌了几句嘴。结果,母亲不依不饶,从语言库里取出长枪短炮,对父亲一番狂轰滥炸。我听不下去,忍不住问父亲:“你怎么受得了啊?”毫不动气的父亲笑笑说:“我就当是听你妈在唱歌。”那一刻,我简直目瞪口呆,对父亲的修养佩服得五体投地。
父亲看到我不加掩饰的惊异,又笑笑,说:“不管怎么说,你妈顾家。她要是没这两刷子,我们家可能早就家破人亡了。”
见我不解,父亲问:“还记得小时候,你妈带着你和小妹参加批斗会的事吗?”
哦,当然记得。那时我还小,大概5、6岁。以孩子的眼光看当时的场景,有些懵懂。有关整个事件的背景,我是在长大以后,才慢慢搞清的。
那是文革期间,父母下放在靠近鄱阳湖的一个生产建设兵团。那里有关押的劳改犯,有下放的知青,也有北京过来劳动锻炼的干部。运动初期,“保皇派”和造反派阵线分明,势不两立。天性温和的父亲不愿加入任何派系斗争,出于本能,想当“逍遥派”,或者说,中间派。但当时的形势是,所有人都得站队,非左即右,非红即黑,根本没有“逍遥派”的任何空间。最初,父亲是两派都极力争取的对象,因为父亲出身好,同时又是技术干部。但父亲没有归顺任何一派,这无形中得罪了两派人。当“上面”明确表态支持造反派时,“保皇派”如丧考妣。造反派召开批斗大会,不仅要揪出“保皇派”,还顺带要打击“逍遥派”。他们已经暗中策划,在批斗现场,把我父亲也一道揪出去批斗。
母亲是医生。一贯以“一视同仁、救死扶伤”为最高医德,人缘不错。批斗会当晚,造反派一方有人偷偷给母亲通风报信。母亲当时刚生完小弟,正在坐月子。一听到消息,当即左手牵着我,右手拉着小妹,直奔批斗会现场。父亲带着一队知青,坐在千人批斗会场,对批斗会内幕毫不知情。当批斗会主持人用高音喇叭喊出父亲的名字时,母亲不顾一切,冲上台去,一把夺过话筒,慷慨激扬地说了一通话。当时的场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毫不为过。母亲的每一段话之前,都恰到好处地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像她的一贯做事风格,一气呵成,滴水不漏。母亲的挺身而出,神奇地扭转了局势,父亲得以躲过一劫。
多年后,母亲到德国来探亲。说到这事,母亲告诉我,当时,父亲曾私底下跟她说过,如果被揪出来,他会以死相拼,绝不会老老实实挂着侮辱自己的批斗牌子,由着别人打耳光,剃阴阳头。父亲虽然性格温和,可一旦倔强起来,说到做到,撞南墙也不回头。尤其是涉及到个人尊严和人格的事,父亲不会含糊。母亲了解父亲。所以,那天会不顾一切,舌战群雄。 要知道,那天批斗会场,造反派都有枪。父亲如果反抗,动起手来, 很有可能会性命不保。那时武斗已成燎原之势,父亲如果被击毙,也只能算是“自绝于党和人民” 。
父亲后来听从母亲的建议,与一位奶牛场的工人,组成了只有两人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在整个文革期间,免于了被冲击。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突然洞察到母亲的智慧:她表面上总是“欺负”父亲,内心里却十分清楚“霸气”的尺度。 她收放自如,从不挑战父亲的底线,并敢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如今,父母都已进入老年。度过了金婚之后,他们不仅相貌越来越接近,连得的老年病都一样。
现在,两人吃一样的药,打一样的针,做一样的保健操。相濡以沫,片刻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