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的故事是个谜 刘长乐:何必得罪北京呢

凤凰卫视的故事是个谜 刘长乐:何必得罪北京呢 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报道，刘长乐的步步高升和个中的交易，让我们看出中共的弹性和关系的价值。但刘为媒体寻求更多的自由说明中国的权贵正在向中共提出新的要求，并最终将导致中共发生变化。 刘长乐，中国的媒体大亨，刚走下巴黎的一架飞机，手机响了，他的一位记者向他报告：反对武力镇压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走完了被软禁在家中的最后路程。 这是个政治上很敏感的报道。赵的名字在中国电视上销声匿迹已十多个年头。记者希望在刘的凤凰卫视上播出赵的死讯。她已经溜进了赵最后待过的医院，在遗体已搬走的病室里拍了些镜头。 刘长乐是中国新权贵的象征 凤凰卫视是唯一获准用中文在中国播放新闻的境外电视网，是刘与共产党领导人的热络关系赋予他的特权。但对元月份的这个电话，他没有征询中国官方的意见，就当即给记者闾丘露微回话，同意播出赵的死讯， 当中国政府封锁自己的电视和电台，绝口不提赵的死讯的时候，凤凰电视播出了闾丘的报道，然后评论员开始讨论赵身后的影响及他的死亡是否会引发新的政治改革诉求。 中国各省政府几乎是立即切断了凤凰台的信号。刘大为紧张，飞回北京，弥补与政府的关系，不准记者继续赵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记者潘文(Philip P.Pan)发表长篇文章，带读者走进中国最大私营电视网络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的视野。 多维在网络上得到关于刘长乐的描述：在香港传媒大亨榜上，出现过不少传奇人物，有中共官方背景的刘长乐是独特的一位。有传媒报导他“背景复杂”，曾是北京中央广播电台军事部副主任，后下海经商，在杨尚昆系支持下向海外发展，取得美洲伯利兹护照，90年来香港，96年和传媒大王默多克合资创办凤凰卫星电视台，九七之后，集资收购亚洲电视，2002年成为亚视大老板。这是在香港回归背景下演出的连续剧。 “我们是在踩钢丝”，53岁的刘长乐对华盛顿邮报说。“如果我们什么都听命政府，百姓会蔑视我们；如果我们完全遵从民意，政府会把我们驱逐出去……这是两难的。” 为共产党所约束，但又忠于党，刘是中国新权贵的象征。这些官员、商人和受过教育的城市专业人员从党的放手经济改革但限制政治自由的政策中得利最多，他们也许能决定这个国家的集权主义政治体制的未来。 天安门事件15年后，这个体制遭受诸多挑战：社会动乱蔓延，腐败猖獗，思想体系崩溃。但党对权力的把持似乎还是很牢固，部分原因就是它得到了刘这样的阶层的支持。刘掌握着一个5亿美元资产的商业帝国，今年早些时候还在中共的政协会议得到一个职位。刘的步步高升和个中的交易，让我们看出中共的弹性和关系的价值。但刘为媒体寻求更多的自由说明中国的权贵正在向中共提出新的要求，并最终将导致中共发生变化。 刘长乐是个矛盾的角色--既是党天下的既得利益者，又是虚化党天下的新闻业投资人。这就突显了一个有关中国未来的重大问题：这个国家的新权贵们将是民主改革的障碍还是推动者？ 刘身高6.1英尺，重220磅，是个大块头，一个善交际的人物，是那种能以其性格的力量支配同事的人。作为一个着名的佛教徒和美食家，他在中国的新大亨中既不张扬也不隐晦。 在他俯视香港维多利亚海湾的办公室里，他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自己是个开放的知识分子，赞成渐进式的中国民主改革。但他措辞谨慎，发现自己讲多了就马上打住，然后笑着说影响了自己的生意。 “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是走向更民主，更开放”，他在坦率的时候说。“中国领导人知道这一点。他们可能不想思考这些问题，但那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客观问题。” “我常与相当高层的领导讨论这些问题。西方议会的方式现今不可能。我认为像台湾竞选，或韩国、日本那样的体制，都不可能。” “中国太大了，八九亿人口是文盲”，他说，将中国官方的数据放大了10倍。“马上推行一种激荡的民主改革理念是行不通的，我深信这一点。中国必须走向民主，这我也深信不疑，但在时间和方式上，我感觉我们不会完全照搬西方的速度和西方的方式。” 刘长乐习用的政治技巧 问到是否支持一党制，刘犹豫了，说书面回答。一周后他给了答复，显示了他的习用的政治技巧--有人说是滑头。 “关于‘一党制’，取决于你如何看，”他在一封电子邮件里写道。“通常，‘一党制’会导致独裁和封闭。中国现在仍是‘一党制’，但独裁吗？封闭吗？我想谁也不可能再在中国搞独裁和封闭，因为大环境不允许。” “我认为凤凰电视网在中国民主体制建设中可以起到促进的作用，”他补充说，“但必须有序、渐进地进行。” 早年刘就知道与共产党共事的好处和风险。作为拥有汽车和游泳池的党的高级干部的儿子，他有个舒适的童年。 但在毛泽东的典型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期间，他父母成了政治罪人被送去劳改营。15岁时，他目睹自己的父亲戴着高帽在西部城市兰州游街。19岁时，他通过参军得以逃避了困境。 “刘说，此后十年他在工兵部队，修路架桥，还参加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抢险。他入了党，业余时间给军报写新闻。“全是关于学习毛着的文章，或关于部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着作的报道，”他回忆道。“但人们认为我是天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刘调到北京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军事记者。八十年代，他同事回忆说他与那些担心失败而不敢现场直播的人辩论，要求去现场报道中国的第一枚火箭发射。还有人记得他坚持登上潜艇报道潜艇试验。 如果说刘赞成开放，他也从来不会危及自己的职业。他制作宣传品，被提拔为管理者，成为一个以善于结交高官着称的记者。 帮助在镇压中落难的朋友 "吴晓镛，他的一个同事，负责中国一个主要的英语广播节目，其父是当时的外交部长（吴学谦）。吴还记得1987年刘要他帮忙，让他随同杨尚昆访问美国。杨是邓小平的副手，中央军委副主席。吴给刘谋了个随团采访的位置。“他与杨尚昆很快就混得很熟”，吴回忆说。“杨很喜欢他，杨的子女成为刘的私交。” “何必得罪北京呢” 但是，凤凰的报导是有限度的，刘经常敦促员工要自我约束。凤凰报导台湾大选，但决不让任何人表达对台湾独立的支持。同时，它不会报导关于中共领导人的负面评论，也避免采访一些主张民主改革的异见人士。 “一次刘告诉我，何必得罪北京呢，让其他人去做让北京恼火的事情”，凤凰新闻频道新闻主任陈和林(Chen Helin音译)说。凤凰有时也会给某些省的经济成果拍拍马屁，甚至吹捧地采访一位在采访几天后被撤职主管非典的官员；凤凰曾经制作过一个抨击法轮功的节目。 刘把他大多数时间花在与政府官员的社交活动上。在最近的一次高层会议上，刘表示，政府对凤凰卫视有很高的期望，他们希望我们多报导些正面新闻。 凤凰卫视的记者大多认为，这样的报导可以让他们在其它一些话题上做更大胆的报导。但是有些人则认为，刘只是比CCTV更善于包装中共的宣传，并帮助中共维持它的统治。 多维注意到有一些自由派分子批评凤凰卫视，奉行中共传媒的引导方式，在新闻节目中穿插许多的主观评论，请来北美有争议的左派做首席评论员，结果引来海外和大陆民主派自由派一片骂声，但该台仍坚持其在“舆论导向”上的原则。 刘毫不客气地争论，认为凤凰比中国任何一家媒体都要擅于让更多的人接受到更多的新闻。“也许有些新闻我们不能报道，但我们决不说谎，”刘说。他更强调凤凰的不断挑战官方的极限导致其节目经常被间断性切断这一事实。 “凤凰和官方的关系与普通人无异。在中国，播放民主的声音决非易事。在裂缝中生存本不容易，要成长为参天大树更是艰难，但这正是我们所做的……” “我们要珍惜自己的位子。我们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