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的真实面孔和内心

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的真实面孔和内心 千里发过的热帖

这是一篇讲邓小平建国后所作所为的极好的文章，不少事情会令你大吃一惊。用大炮剿灭一个民族村很可能你毫无所闻，即使是你所知道的大事，其中也有很多惊人的细节不为人们所知晓。总之，这是一篇值得从头读到尾的好文章。读了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独裁者的心了！那是一颗和一般人完全不同的心啊！ 请看“人民的儿子” —邓小平的真实面孔和内心 （原标题：“人民的儿子”——邓小平） 朱长超 【作者简介】朱长超，1944年生，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1968年在上海无线电一厂工作，当过工人，搞过化学分析。1974年调往自然辩证法杂志工作。1978年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1979年被录取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方法论专业研究生，1982年毕业后一直该院信息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91年被评为副研究员，1993年被聘为中国管理科学院思维科学研究所教授，兼任上海思维研究所所长。 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思维科学学会筹委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从事思维科学等方面的研究，主要作品有《科技革命的步伐》、《思维的历程》、《20世纪科学发现纵横谈》，《珍惜我们的家园》，《认识自我》、《开发自我》、《人生的智慧》等50余种，撰写《科学智慧》电视片40余集，已发表的各类文字在500万字以上。其作品《月球上的足迹》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课本第7册。 朱长超性格温和而坚定，富有幽默感，同理心，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真理，人生格言是：多向世界说真话，勤为后人著文章。他曾经烧过5年大炉，曾跋涉过人生的沼泽地，也曾徘徊于孤独的无助之境，深知灵魂痛苦的滋味。 “人民的儿子”，“深情的儿子” 小平同志被李鹏尊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他自己则声称，他的设计原则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摸得到还是摸不到石头，摸着什么石头，不知道；能不能过河，过什么河，也不知道，要看摸石头的结果而定。 他也自称，自己是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头”。 这不是中国人民投票决定的，也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委员会讨论决定的。似乎没有人选他当第二代领导的头，至少，没有发表党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或政治局会议任命小平同志作为"第二代领导的头"的公报。后来才知道，是小平同志自己亲自任命自己为第二代领导的头： 他的任命声明是这样的：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 小平同志不仅宣布自己担当了“第二代领导的头”，而且宣布了这个头在两任总书记赶下台时所起的稳定党心中所起的伟大作用。 这个头衔是小平自己给自己委任的，他真的亲自走马上任。他认为，他对自己的任命是完全正确的，是大有成就的。中国古代先哲们说，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只要是贤者，你推举仇人是好的，推举你的亲族也是对的。 现在，小平同志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做到了“自举不避丑”。自己推举自己，这同样是好的。这与伟大领袖自己在某个国庆口号中号召全国人民高呼自己万岁具有同样伟大的现实意义。“发展真是硬道理”。王婆卖瓜的道理就被小平同志“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不仅自己给自己戴上了“第二代领导的头”的光荣称号，而且他还自己给自己册封了“中国人民的儿子”的光荣头衔。这个光荣称号也是小平同志自己给自己任命的，是由他自己亲自批准的，也是由他老人家亲自宣布的。 他有一次说，他是人民的儿子，并且颇为动情地说，“人民啊，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你们。”中国人民是多么幸福啊，有小平同志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愿意做他们的儿子，每一个中国人民都应该为有小平同志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儿子”而幸福满怀，为有小平同志的“深情”而热血涌流或热泪盈眶。能有小平同志这样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愿意做他们的儿子，他们是多么地幸福啊。不要说有像小平这样的人物愿意做他们的儿子会感到幸福，就是有个比较孝顺、比较淳厚、比较聪明的老实人愿意做他们的儿子，他们就笑得合不拢嘴了。 不过，自称儿子是一回事，是不是真像个儿子是另一回事；自称对人民有“深情”，是一回事，究竟是“深情”还是矫情、无情、寡情、绝情，是另一回事。有人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幸福是一回事，人民是否真的感到了幸福，真的得到了幸福，则是另一回事。究竟如何，还是用得着中国人常用的一句老话，“听其言，观其行。”我们不妨来看看小平这个中国人民的儿子是如何做儿子的，不妨看看这个自称深情的人对人民是如何“深情”的？古诗说，“庭院深深深几许？”我们不妨也来问问，小平同志对人民的感情，“感情深深深几许”呢？ 一.小平:高举着反右派的狼牙棒 五十多年前，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演出了一幕现代版的新《焚书坑儒》大戏。这部戏的编剧是毛泽东，而导演是邓小平。 反右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是后来被尊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直接领导和操作的。邓小平担任着反右运动总导演的角色。他是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作动员报告的是他，作总结报告的是他，提出反右运动补课的，也是他。 反右运动，是一场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文明的运动，也是严重压制民主思想和践踏人权的专制主义运动。中国能在一九五七年春夏突然产生百万右派分子，与小平同志领导反右运动的辛劳是分不开的。直到他的晚年，他仍然坚持认为，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有缺点，缺点只是扩大化。如果真是必要的，其历史的功绩，邓小平不低于毛泽东；如果这是历史的罪恶，其历史的责任，也不低于毛泽东。 没有小平同志运筹帷幄，怎么能如此完美地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引蛇出洞的“阳谋”？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铁血政策，怎么能创造中国的古拉格和新时代的宁古塔？ 反右运动的动员报告，是邓小平作的； 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是邓小平做的； 对一些著名右派分子坐牢、关押、流放的处理意见，是邓小平写的； 毛泽东在一次发言中，曾表示右派分子在五千个左右，但是，邓小平实际制造了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共计达三百一十七万个，大大超额完成了毛泽东的指标；并且，虽然后来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及许多深受其害的右派分子等力主全面平反右派运动和右派分子，邓小平还是坚持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并且拒绝对错划的右派分子以必要的赔偿。 历史有力地讲明，创造百万右派的旷世奇功，小平同志是受之无愧的。 第一，反右运动中一些重要的、著名的、高层的右派分子，都是他亲自决定的。小平同志是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虽然只是称作组长，却是反右运动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定不定右派，定谁当右派，都在他的笔下。 全国的右派分子，至少一些代表性的、上层的、有影响右派分子，都是小平同志最后决定的。名义上虽然只是组长，却是决定百万知识分子命运的关键人物。圈不圈某人是右派分子，在他只是轻轻松松的一句话，对别人的命运来说，却是进不进地狱的大问题。因此，小平同志反右运动时的角色，算不上头号阎王，至少也是阎王第二。 他与周恩来充当刘少奇专案组组长不同。周的组长还有应差的性质，小平同志当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却是货真价实的，积极主动的，苦干实干的。 他与有些领导部门反右运动的首长不同，他是全局性的，而后者是局部性的。 例如，周扬领导了文化部门的反右运动，李维汉领导了统战系统的反右运动。李、周都是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进行反右运动的，他们只主管一个系统、一个部门的反右运动。而小平同志是领导全国的、各个系统、各个部门的反右运动。反右运动的进程都是贯彻执行小平的反右方略的。有些同志领导反右运动是不得不然，不然无法应付过关，而小平同志却是有意地无风起浪，有意地引蛇出洞，有意地来个一网打尽。 更大的不同还在于，有些领导是尽可能地减少一些右派，保护一些右派，而小平同志则是狠命地打右派。 胡耀邦反右运动时正在苏联访问，一听说反右运动，迅速回国，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人，减少被打右派的数量，并创造条件，安排被打成右派的同志适当的岗位，安抚他们的情绪，发挥他们的才华，尽量让他们少遭受一些打击。 邓小平却不同，他是铁面无情的，他冷飕飕地寻找着右派，打出了右派，他似乎才有成就感。 举例来说，在延安时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人李慎之是党内难得的人才。他以识见、胆略受到人们的尊敬。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曾咨询过他，了解苏联批斯大林后的世界反应，他客观地介绍了匈牙利事件和各国的反应。 李还向毛主张，对儿童进行公民教育和宪法教育，同时主张，不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要还政于民，实行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李在新华社声望很高。打成右派后，吴冷西想为他求情。 邓小平是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最高负责人，求情当然也是求邓小平。这一天，邓小平主持一个会议，吴冷西想找机会顺便为李慎之说说情。邓小平不知是否猜出了吴的来意，扬扬手中的材料说，“对这样严重的右派言论，新华社还有人说李慎之是位很有才华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分子。” 小平同志对李慎之当右派分子口气冷峻，斩钉截铁，一点也没有李早年投奔延安而产生的惋惜、遗憾。 听到邓小平如此口气，吴冷西肚子里本想说的求情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这件事情充分说明，第一，邓小平是反右运动最高、最直接的领导者，上层人物是不是右派，都是他说了算。所有著名的右派，都是邓小平最后拍板的。他对反右运动这个摧残中华民族精英的专制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他是很左的，本来幺，延安时就投奔你，那么艰苦的年代跟着你中共，再把人打成右派，于情于理都不太仁恕，你至少可以手下留情，或者网开一面吧。 小平同志却说不，李慎之在邓小平的坚持下仍然成为右派分子，尽管他所在的新华社有许多人为他说情。这多少说明，小平同志对于右派分子，宁可打得多些，宁可打得重些，不愿意打得少些，更不愿意打得轻些。 正如他二十年后面对六四的时候，又说道，“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这似乎是豪言壮语，其实是寡情残忍。这种薄情寡信，从反右运动到镇压六四学生，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邓小平残酷无情地要把一批著名右派投入牢狱。 毛泽东深知邓小平的为人，文革中曾称邓小平是钢铁公司。钢铁公司的特点是冷酷，无情。反右运动后对右派的处理，也是小平同志亲自领导的。从他对右派分子的处理结果看，小平同志很像是名副其实的钢铁公司的总经理。 反右运动后，中国全国出现了上百万右派分子。二十年后落实政策时，说有五十六万个右派分子。其实，真实的情况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是大大缩小的。有学者的估计是三百万（三百一十七万多）。这是因为，我们历来有着好大喜功、掩盖错误、文过饰非的优良传统。 反右运动二十年后的摘帽纠错平反，是羞羞答答，大前提仍然是坚持反右是必要的。这种情况下，反右运动的真相仍然相当严重地掩盖着。有相当数量的不戴右派分子帽子的右派存在，他们享受着右派分子的基本待遇，但不戴右派分子帽子。每次运动，他们都同样受到批斗，都在提心吊胆中度日，他们是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 就算是只有五十六万右派分子。对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这些人如何处理呢？ 邓小平是坚决主张严厉处理的。邓小平认为，右派就是反动派。他主张应将高层的、有影响的右派分子抓到监牢里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有关方面调查，广大人民对右派分子的看法认为，他们只有自己的思想言论，是不能作为犯罪来看待的。但是，邓小平却认为，这些右派分子不是思想意识的分歧，应当作为罪犯来处理。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邓小平主持过一次重要会议。此时，反右斗争已取得"重大胜利"。会议的主题是要讨论对重要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 邓小平、彭真提出，这次右派分子中有一些很有影响、地位很高的人，北京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个部长，有黄绍竑、龙云两个民盟副主席，有费孝通、钱伟长等著名科学家，有知名人士陈铭枢、黄琪翔以及知名学生谭天荣、林希翎等，一共有六十四人，邓小平和彭真都主张将他们逮捕法办。 他们向毛泽东报告，但他们的建议未被毛泽东采纳。毛泽东不同意邓小平和彭真将这些右派分子斩尽杀绝。 毛泽东倒并不是心慈手软。他是另有安排。他是既要将稍有自由化思想的知识分子当头一棒，又要将他们打倒在地后再拉上一把，向世界显示自己的气度和宽厚。 这一点上，邓小平没有毛泽东老到。但是足以说明，邓小平在对待右派问题上，甚至比毛泽东同志走得更远。他主张将一些著名的有影响的右派一一收监。邓小平很少有宽厚之心。 后来，确实有大批右派分子被关进牢狱之中，或者类似的监狱之中。前者如甘肃的夹边沟，后者如北大荒冰天雪地的兴凯湖农场。大批的右派分子在接踵而至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在监牢里，饿死在劳改农场里。 夹边沟，是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 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一大半。 右派们有的不得不吃有毒的晰蜴，有的吃拌了农药的麦子，结果纷纷中毒而死。 更多的右派是因长期饥饿而患浮肿病而死。有的右派分子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肿得穿不上鞋了。 “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否会醒来，”由于极度饥饿和虚弱，大都在睡眠中死去，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一九六○年的冬天，夹边沟右派们陷入了生命的绝境，反右运动的余波中出现了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幸存的右派撕开死了的右派的身体，取出他们的内脏，因为这些先死者实在瘦得皮包骨头，一点肉也找不到了。 总之，小平同志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富有雄才大略的方案，部分地得到了落实。相当数量的右派分子，被关进了监牢，其中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在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以上参见《夹边沟记事》） 进入东北兴凯湖农场的右派分子的命运同样凄惨。全国政权更迭的时候，有个右派分子巫宁坤正在美国读博士，出于国内的邀请和对祖国建设的热情，他放弃了美国比较优厚的生活，回国为国家效力，结果却不断地受到怀疑、批判，最后又被打成右派，被抓进了监牢。他后来转辗到北大荒农场，侥幸活了下来，改革开放后到了美国，写过一本回忆录《一滴泪》。这本书记载了兴凯农场右派们如何在天寒地冻下沉重地劳动，大饥荒年代右派们又如何一个个饿死倒地。 作者那时也患上了浮肿病，生命如游丝。幸运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全家，纷纷伸出了救援的手，终于使他度过了饥荒，而与他一起的许多右派就永远地长眠在那块荒凉的土地上。 全国更多的监狱里、流放地的右派纷纷饿死在那个饥饿而专制的年代。他们的凄惨的命运，与总设计师将右派收监、专政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百万民族精英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几乎各种亲属受到株连，一人受难，全家倒霉，使更多的人受到连累。造成妻离子散、家败人亡的惨剧的右派家庭，不知有多少。在世界文明史和专政史上，毛、邓领导的反右运动可以说是独占鳌头。 沙皇年代曾经发生过十二月党人事件。十二党人与右派们的主观意向不同，前者是反对沙皇的，后者则只是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 二者的遭遇不同，处理他们的人的态度也不同。俄国十二月党人反对沙皇，不过，沙皇还是表现出了较大的宽容。十二月党人很少坐牢，只是流放，流放的时候，他们的妻子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没有人强迫他们夫妻离婚，也没有人强迫他们分开，没有听说有一个十二月党人饿死。更没有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 即使后来沙皇对布尔什维克，也还有一个专政的底线。列宁在流放地照样地读书写文章。俄国沙皇似乎宽厚一些，他没有主张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 经过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国的右派分子已经够多了，受的苦已经够深了。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据说是考虑到反右运动还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右倾保守又保护了一些右派分子，因此，一九五八年春天，反右运动进行了一次补课。有些单位规定了右派分子的数额，没有达到规定标准的，要补课增加新的右派。又有不少人在小平同志反右补课的战略安排下补充成为右派。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就是这样“补课”成了右派分子。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反右运动又进一步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与同样是将不少人打成右派的李维汉、周扬相比，小平同志的无产阶级立场似乎更加坚定。全国的右派，都是他一个巴掌打下去的。而二十年后，周扬，李维汉渐渐悟出，反右运动是错误的。周和李在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中，也饱受摧残。周扬坐了牢，李维汉也是九死一生。周李两个在华国锋粉碎四人帮重新工作以后，诚恳地承认了错误，真诚地向被他们打成右派的人赔礼道歉。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是从自己的经历得到的感同身受。 但是，小平同志却心坚如磬石，志硬如钢铁。他是反右运动的第一号领导人，全国的右派，都是他一手造就的。他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歉意，也没有表示过半点遗憾。他理直气壮地宣称，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只是有缺点，缺点只是扩大化了一点。 邓小平在一九八○年中共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和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想是不行的。（指反右派运动）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207-208页） 根据邓小平的这个精神，中共中央的有关部门英明地留下了五个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维持原来的右派结论。这几个右派分子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北京三个，上海两个。这五个右派分子的存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它证明了实际由小平同志领导和操办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你看，不是还有五个右派分子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吗？ 第二，它也同时证明了领导反右运动的邓小平同志也是正确的，不是还有五个经过二十年的实践依然证明是右派分子吗？小平同志领导的反右运动是多么必要、多么正确啊！要不是他正确地领导了反右运动，这五个大右派就有可能蒙混过关，成为漏网之鱼，这将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给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给中国的四项基本原则，造成多么惨重的损失啊！ 也是在小平同志反右运动必要论基调的指引下，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指出，“这一年，（一九五七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这是小平同志的思想。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小平同志主持和审定的。 这段话里有许多不实和不当。 第一，小平同志认为，发动群众开展整风运动，目的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正常的。这与毛、邓的初衷是相讳的。毛泽东公开说，这次运动是引蛇出洞，小平同志是具体执行了引蛇出洞方略的捉蛇人。毛、邓的目的不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是为了实行一种毛泽东后来称之为“阳谋”的中国特色的阴谋。小平同志这么说，是粉饰了反右运动引蛇打蛇的“阳谋”，是要把反右运动的本意说成是好的。这是违背反右运动的历史事实的。 再扩大了讲，邓小平后来自称当了第二代领导人的头，他一会儿反自由化，一会儿批精神污染，一会赶这个总书记下台，一会扶那个总书记上台，一会下令对天安门不惜一切代价清场……。他什么时候发扬了一点社会主义的民主呢？没有。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哪一样有半点民主的气味呢？ 第二，小平同志说，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这与历史事实非常不合。喜欢大鸣大放的不是右派分子，而是毛泽东。大鸣大放这个词，还是伟大领袖毛泽东老人家创造的。 当年，许多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在听了帮助党整风后，心存疑惑，怎么也不肯发言，是党组织再三再四地央求他们要帮助党整风，许多人禁不住大大小小的支部书记再三再四动员的盛情，不得不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意见，而这几条不痛不痒的意见，后来就被党用来把他们打成了右派分子。有的人预感到这次运动来者不善，因此，不提意见，不鸣不放，努力回避，但结果，不少这样的人也打成了右派分子。对他们定罪的时候认为，他们虽然口头上不反党，内心在反党，对运动抱着抵触的态度。 可见，整右派分子的计划在先，动员向党整风只是中共的策略，打了百万右派那是如愿以偿，根本不存在右派们利用整风向党进攻的问题。 第三，小平同志认为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发起了放肆的进攻。“放肆进攻”的人有多少呢？根据中共中央的二十年后的认真研究，一共只有五个人。一共五个人的进攻，能称得上放肆地向党进攻吗？需要去斩杀五十六万的无辜者吗？这五个人又不是天兵天将，用得着那么害怕吗？因为五个人的进攻，打了百万右派，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呢？更何况，这五个人的右派言论也不能成立。 例如，党中央查明，强加给章伯钧、罗隆基的主要罪名章罗同盟不能成立。共产党的历史也表明，成立错案平反委员会十分必要，因为中国确实有许多冤案，共产党自己后来也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平反组织，有的叫做落实政策委员会。你可以平反，为什么罗隆基提出平反就是右派呢？ 其实，小平同志这段话的核心是，“反击（指反右）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其话外之音是，领导这场反右运动的小平同志的言论和行动，“也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在小平同志的心目中，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成绩仍然是辉煌的，功劳仍然是不可抹煞的。他对自己是十分满意的。这是一种多么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啊。 需要指出的是，右派的摘帽，改正，都不是邓小平提出的。他坚守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的岗位上。进行对右派落实政策的不是邓小平，是胡耀邦。对中国现代历史上多如牛毛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都是胡耀邦在力排阻力，奔波出力。而决不是邓小平。 恰恰相反，凡是与邓小平直接有关的一些冤假错案，或者不得平反，或者平反得很不彻底。反右运动，只是个体的纠错、摘帽，而对整个运动，没有丝毫否定。而且不道歉，不赔偿。其根子，就在于邓小平的必要论在坚持着。 邓小平对反右运动的坚持，可以从他对年轻右派分子林希翎的态度上。林希翎十三岁参加革命，二十一岁在中国人民大学三年级，她要文才有文才，要口才有口才，要资历有资历。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九五七年，她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没有想到，她中了党的“阳谋”的妙计，被邓小平打成了右派。打成右派不算，又被判刑十三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挣扎了十三年。 她的罪证包括以下一些。 一、“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肃反扩大化了，胡风的案子是冤案。”； 二、“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把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三、“资产阶级的部长可以罢免，这我看是很好的，” 后来，胡风平反了，说明林希翎没有说错；封建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也说过，邓小平接受过李维汉的建议，专门讲过封建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毒害，历史证明了林希翎对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主义的批评是一语中的的；中国的部长们也有被罢免的，那个封锁非典消息而导致许多中国人不明不白地患病的卫生部长就是罢免的。从现在看来，“正确的和必要的”伟大的反右运动在林希翎身上一个也落实不了。 问题还不仅仅是邓小平把这个二十一岁、有着八年革命史的姑娘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还乘胜追击，扩大了战果，不仅人民日报大加批判，而且将听过她演讲、看过她文章、表示过同情和支持的一百七十个同志打成了右派分子，因林希翎牵连而受处分、革职、开除，达数千人，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举例说，其中有林希翎作为法律系学生就法律问题请教过的两位法学界前辈谭惕吾（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原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黄绍纮（全国人大常委兼法案委员会委员）打成了右派；林的未婚夫、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打成了右派分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出面保护林而未果，抱病与林长谈劝慰，又托其外孙蓝其邦代为看望林，结果蓝其邦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内务部长谢觉哉（后为最高法院院长）派其秘书吉世霖代为向林表示关心，结果吉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并被开除党籍到农村改造，导致妻离子散，其母自杀；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王文（原叶剑英的秘书）因接待到中南海上访的林希翎并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农村惨遭迫害，其妻和其子自杀。 小平同志领导的反右运动真是硕果累累，十分必要和非常正确。问题还不仅仅是邓小平从林希翎身上打出了一伙右派，而且在二十多年后历史已经十分明了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给林平反。 一九八○年六月，林希翎上书邓小平，要求平反。林希翎在信中写道：“在北京因同我有关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一百七十人，在各地则不计其数，有我相识或接触的首长、同志、战友、作家、老师、同学和朋友，甚至还有大学的工友和医院的护士，更多的是各地素不相识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许多人读了我的文章，给报刊编辑部去信，或听了我的演讲而来信，结果竟被打成右派分子。我挨整事小，但却牵连了大批无辜者，在他们面前，我非常内疚和痛苦。” 小平同志收到了这封信，但是，就是不给这个21岁就在小平同志领导的反右战场上的牺牲的姑娘平反。并且，在小平同志身体力行的榜样的鼓舞下，第三代，第四代的领导同志，都很好地继承了小平同志的遗志，拒绝为林希翎平反、纠错或摘帽。林希翎终于成为当年最年轻的右派之一兼右派史最长的右派，她也经历了几代红朝，并且被四代领导打成右派，她不被三代领导人平反，终于修成一个国家不要她的、无国无家的女右派而永载史册。 她坐牢15年，剥夺政权权利五年，海外留亡25年。临死前，她在家乡温岭做好了一个土堆作为坟墓，想回国养老，葬在家乡，这个可怜而伟大的愿望由于小平同志反右运动的必要论和正确论而未能实现，最后客死异国他乡。 她是戴着中国特色的、由小平帽子店监制的右派分子的大帽子而去世的，她当右派时间最长的右派分子，可惜，世界吉尼斯记录似乎不登这样的世界记录，不然，我们伟大的祖国又增加了一项英明正确的世界纪录了。这实在是有点遗憾。 幸运的是，一九七六年，华国锋实际改变了解放几十年来残酷斗争的路线，使中国历史走上了新的开端。邓小平在历史的推动下，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胡耀邦力挽狂澜，为全国99.9999%的右派分子纠错、摘帽、平反。然而，中国人民又是不幸的，一九五七年百万人响应党的号召而不小心中了阳谋之计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直到二十多年后改正摘帽平反，二十年的炼狱不说，最后还由小平同志坚持认为打他们右派是必要的、正确的。 历史的更大的不幸在于，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他的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性格，并且走得比反右运动更远，采取的措施更残暴。这是后话了，本文接下来另加论述。 综上所述，反右运动的是是非非表明，在反右运动问题上，历史的是非颠倒、莫名其妙真是达到了指鹿为马的程度。如果将来有数学练习册上有这样一个应用题：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一个自称是人民的儿子的首长领导的反右运动将569957人打成了右派分子，一九八○年纠正了559952人，留下了最后五个右派分子，问： 一、反右运动的准确率达到百分之几？ 二、从中得出什么结论？” 标准答案该是怎样的呢？ 准确率=5/50000=0.0000089 结论是，反右运动完全必要，非常正确，只是扩大化了一点。对于反右运动，实际领导这场运动的是邓小平。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是邓小平，作反右运动动员报告的是邓小平，作反右运动总结报告的是邓小平，提出要将一大批高层右派分子送进监狱的，是邓小平，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右派分子大约只有五千的指标扩大到三百万的，也是邓小平。嫌五七年反右运动不够左，提出要反右倾、并在五八年进行反右派补课、又增补了一大批右派分子的，也是邓小平。二十年后，不顾许多中央领导的意见、坚持反右运动必要论和正确论的，仍然是邓小平。把百万民族精英以莫须有罪名打成右派分子，把他们赶进炼狱二十多年后，还坚持是“正确的”、“必要的”，同时，他又自命为“中国人民的儿子”，自称对中国人民“怀着无限的深情”。 手下的残酷和口中的甜蜜，历史上谁能与之相比呢？唐朝的李林甫能相比吗？不能，没有一个人可以相比。小平同志实在是独步青史，独一无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水浒传里有个霹雳火秦明，有过黑旋风李逵，一个使一把狼牙棒，一个使两把板斧。在战场上，一把狼牙棒和两把板斧寒光闪闪，遇之者凶，迎之者亡。 小平同志在反右运动中，也挥舞着狼牙棒和板斧，直杀得右派大军落花流水，血流成河，尸横遍地，建立了匡世奇功，他对此是如此自豪自得，以至最后只留下了五个著名的右派和极少数几个右派分子，他还洋洋得意地宣称，反右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缺点是扩大化了一点。 二.小平，一手制造了六四悲剧 六四事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大的惨剧，也是世界现代史上少见的惨案。这个事件的惨烈在于，几十万钢铁之师进攻手无寸铁的示威的学生，在小平同志“不惜一切代价”挺进天安门的命令下，使千百个学生市民惨死在枪口、惨死在坦克的履带下。这个事件，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影响之大，随着历史的发展将日益显现。 六四事件，对于中国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它再一次演出了一场枪指挥党的丑剧，再一次将主张理性和平地处理六四事件的总书记赶下台，并且一直将他软禁了十六年，一直到他离开了人间，才不得不结束对总书记的软禁生涯，践踏党章，践踏国法，莫此为甚，在现代政治史上开创了一项新的吉尼斯记录。 六四事件后，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完全终止了，它阻塞了政治改革的道路。它严重地恶化了中国社会的社会道德，腐败分子弹冠相庆，从此，中国官场的腐败如雨后春笋，如原上野草，陈希同，陈良宇，成克杰，一群接着一群，一荐接着一荐，一代接着一代。大有燎原之势。 六四事件后，有一次李鹏同志接见海外人士，对方问及为什么发生流血事件时，诚实的李鹏同志回答说，是因为中国没有准备橡皮子弹。这真是绝妙的回答，是世界新闻史上的一次最诚实、最富有智慧的回答。 但是，又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伟大的中国“没有橡皮子弹”呢？李鹏总理没有说。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橡胶不够，因此才没有生产橡皮子弹，才只好用真枪实弹！这得怪胶农不好，如果有了足够多的橡胶，我们就可以用橡胶子弹打学生，橡胶子弹打不死人，它只是与大学生们玩玩游戏，吓唬他们一下；但也许是我们生产这种子弹的技术不够，我们没有及时地掌握生产橡皮子弹的技术。如果这样，科学家和工程师就应该负起六四杀死无辜市民和学生的责任来。由于你们的研究不及时，制造橡皮子弹的技术未过关，才迫使小平同志用真的子弹代替橡皮子弹，才造成了学生和市民的真实的死亡，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形象。宋代的理学家们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对于八九六四事件来说，学生死亡事小，党和政府的形象事大。 然而，李鹏同志的回答似乎与小平同志的思想有距离。小平同志说，“我知道，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现在来更好，因为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在，”他还说，他们这些老人有经验，可以帮助处理学生们的事件。他是担心他们这些老同志死光了，风波又来了，那就麻烦了。 因此，六四的悲剧，不是如李鹏同志所说的是橡胶子弹来不及制造的问题，而是邓小平需要这样的事件来威摄中国人的问题，不是如李鹏所说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是有意制造这样的事件，内心巴不得用流血手段镇压自由化分子，并且是有意用这种残忍的办法来威摄天下、维持稳定。 正如一位老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说的，“杀他个二十万人，保它二十年太平。”“你有三百万学生，我有三百万军队。”小平同志的指导思想其实也是这样的。 早在此次学潮之初，他老人家就说，“不怕流血”，用更直白的话来翻译，那就是要敢于流血，不怕屠杀。在六四屠杀之后，邓小平又一次说，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可见，这次事件，是他一步一步制造酿成的。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他的历史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第一，这次事件的直接起因是邓小平对胡耀邦罢免不当。 六四学潮的一个起因，是胡耀邦同志去世后人们对他的悼念。人们对他的悼念又是起因于他生前为人民所做的好事和老人政治对他的不当批判。悼念活动又遭到了邓小平的压制，压制引起了抗议活动。抗议一步步升级，最终引起了天安门事件。 胡耀邦曾经是党的总书记，他发起了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大刀阔斧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几十年中产生的无数冤民，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由衷的尊敬。他对学生和知识界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他逐步进行政治改革的方针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不是中央委员的邓小平却嫌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认为胡应对一九八七年学潮负有责任。 一九八七年，小平同志在自己的家里召开了决定党的最高领导下台的会议，支持一些不是中央委员的老顾问们批判和罢免总书记胡耀邦。这样做显然是不符合党章的，也不符合民意。 在邓小平看来，他是第二代领导的头，他喜欢谁，就指定谁，不喜欢谁，就让谁下台。然而，中国共产党中央毕竟不是邓家。罢免总书记是党中央的事情，不是邓小平的家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哪有什么道理在你邓家的客厅里召开，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邓小平和薄一波们，有什么资格对总书记说三道四？有什么资格提出动议，参加意见？但是，在邓小平薄一波等老人们的压力下，胡耀邦黯然下台，二年后去世。全国人民自发地哀悼他，为他鸣不平，掀起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这正是民心党心的反映。 本来，邓小平不是中央委员，无权干预党中央书记的人选，更无权让党的总书记下台，但是，邓小平自以为是太上皇，是第二代领导的头，这反映了他的独裁作风，违反了党心民心，当然地激起了人民的不满。 六四事件开始起因于对胡耀邦的人民悼念，追根溯源，起因于邓小平的太上皇作风，起因于对胡耀邦总书记罢免的程序不当，处理不当。如果实行民主的程序和合法的更替，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事件的。 第二，这次事件开始后，邓小平定性不当，激发了矛盾，扩大了事件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后，学生们先是参加悼念，离开了平静的书桌，上街集会静坐，此时，只要疏导、对话，完全可以平和地解决。而集会静坐，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是天赋的权利，是社会中的正常现象，没有必要看得那么严重。邓小平本来不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只是军队的领导人，国家的事，由国家领导来管理；党的事，由党的领导来管理，年纪大了，而且没有党和国家的职务，你管好军队就是了。你却越俎代庖，在家里召开会议，定性学生的合法活动是动乱。动乱是大事，有秋后算账的危险。他在家里说的这一番激化矛盾的话被写成了社论，四二六社论一发表，成了学生的动员令，激发了更大的示威游行。游行的规模更大，人数更多，情绪也更加激昂。 从客观的意义上说，本来，学潮已经快要熄火了，小平同志却拿起芭蕉扇搧了两下，一下把火搧旺了，变得难以控制。他实在是有责任的。 第三，他拒绝赵紫阳提出的理性和对话基础上解决事件的正确方针，一意孤行，使事件不断恶化，学生和政府的情绪不断对立。 邓小平发表四二五讲话和四二六社论时，赵紫阳正在朝鲜访问。访问回来后，他认为解决学潮要在法制、理性、对话的基础上予以解决。而4·26社论不利于学潮的解决。在与费孝通等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主党派的一些人士也认为四二六社论定性不当，对解决学潮不利。 座谈会后，赵紫阳对阎明复同志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定性定错了，看来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汇报时，只是单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于如何说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说一句 ‘看来当时把问题看得重了些’，这样就可以在常委里统一思想，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张良编：《六四真相》赵要阎把他的这个想法告诉杨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同志。当晚，阎明复同志见过杨尚昆同志后告诉赵说，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对动乱看法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不能改变的。这说明，邓小平认为学潮是动乱的想法是根深蒂固的，他也是刚愎自用的，即使错了，他也不会承认。就如他制造的56万右派分子的伟大实践直到他死也认为是正确的、必要的一样。 五月十八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信，继续要求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信中说，“学生答应停止绝食的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运动。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作出这个让步。”为了能转这个弯子，他表示由自己来承担责任，要求向天下人说明，426社论虽然他当时在朝鲜访问，国内是传给他的，他是看过的，也是同意的。赵紫阳主动以国家社稷为念，主动要求承担责任，平息学生情绪，理性处理学潮，本来这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仍然被邓小平拒绝了。这样，理性和平的解决学潮的路，再一次被邓小平堵塞了。 第四，邓小平拒绝了赵紫阳总书记的正确意见，执意派军队进京，进行戒严，向六四事件的流血解决又逼近了一大步。 六四事件的最大的悲剧是开了枪，死了人。并且造成了大规模的流血。而开枪杀人又与军队进城有关。本来，军队的责职是抵御外来的侵略，而不是用武力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更不是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的。就是如后来成为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也一再声明，军队进城不是针对学生的，不是针对市民的，而是保护学生的。但是，派兵入城本身是不当的，军队入城就直接酿成了流血的可能。 本来，天安门事件仍然有可能和平地解决。在决定是否派军队的党中央常委会上，赵紫阳和胡启立反对，李鹏、姚依林支持，乔石中立。结果是二比二。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常委未能取得多数意见，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政治局委员17人，当时在京的政治局委员14人，外地3人。可以立即召开在京政治局委员决定党国大事。派专机接外地委员来京，也是可行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国是，更是题中之义。但是，最后由邓小平一个人决定，调动军队，入城戒严。枪再一次指挥了党，手握军权的邓小平，再一次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命运。 派军队到北京，是由邓小平一手作出的决定。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在邓家开了个常委会议。邓小平不是常委，连中委也不是，但是，他参加了在他家召开的中常委会议。杨尚昆也参加了。 赵紫阳在汇报情况时，邓很不耐烦。最后，邓小平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4•26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五四’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以上引自赵紫阳回忆录）并且由邓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戒严事宜。 在派军队戒严问题上，并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但是，邓虽然不是中委，不是中常委，却是最高决策者，并且一意孤行，拒绝各种正确的声音。就在邓家召开的中常委上，赵紫阳提出，派军队可能会对国家和党造成严重的后果，请慎重讨论。 邓小平表示，就这样决定了。赵紫阳表示，他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 邓说，“如果这个决策错了，由大家共同负责。” 可见，派军队进城决定，主要是由邓小平作出的，是在拒绝了赵紫阳等人再三反对的情况下作出的。这次会议之后，全国有许多老同志，向中央发信，表示反对军队进城，要求中央正确对待学生，采取协商对话的办法解决学潮。出于对党和国家负责的精神，也希望邓小平在历史最后的关头能幡然悔悟。五月十八日，赵紫阳摘录了部分信件给邓小平，希望他能认真考虑广大干部的意见，为事件的解决作再后的努力。信是这样的： 小平同志： 现送上几位有影响的老同志的呼吁，望一阅。 现在形势十分严重，最紧迫的事情是让学生停止绝食（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 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亲自到群众中去宣布承认这一点，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其他问题才好解决。即使我们需要采取维护秩序的坚决措施，也必须先走出这一步然后才好行动。不然，在众多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采取强硬行动，可能引起威胁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后果。  赵紫阳 五月十八日 但邓未作答复，决心一意孤行。由此可见，邓小平对这个历史事件，是要负最主要的责任的。到了这一步，仍然存在通过人大进行解决的一丝希望。五月十九日，人大常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报告请示，鉴于目前的严重局面，建议万里同志中止国外访问，立即回国。五月二十一日，胡启立问赵紫阳同志，对人大常委党组的报告如何答复。当时赵已“请假休息”，但仍然是党的总书记，他同意发电报，要万里同志提前回国，商量国是。 五月二十一日上午，赵紫阳对阎明复同志说，学潮这样拖下去，旷日持久，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这也不失为最后的办法，也是赵紫阳为理性、平和地解决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是，仍然不被小平采纳，万里回国后，也被邓小平阻于上海。万里丧失了自由，只有表态支持邓小平的军管决定后，才获准回到北京。 据说，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是否来北京，怎样表态，都在邓小平的控制之下。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人民的权力，在小平同志面前，是多么地卑微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多么地富有中国特色啊！中国人民幽默地说，人大代表们只是“啃啃鸡腿拍拍手”，说得是多么地逼真啊！ 第五，最后由邓小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在六四凌晨军队会师天安门。不惜一切代价的意思很明白：格杀无论。 最后的军队进逼天安门的命令是由邓小平和杨尚昆下的。 赵紫阳拒绝军队入城。据有关报道，38军军长徐勤先接到带兵进城的时候，他询问军委有关部门，进军天安门的命令，是否有军委主席邓小平的签字，答复有邓的签字；又问，有没有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签字，答复有杨的签字；又问，有没有总书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字，答复说没有他的签字。后来徐勤先认为只有军委三位主席和副主席及党的总书记都签了字，他才能执行进军的命令。 可见，进军令是邓小平和杨尚昆签发的。 而所谓的不惜代价，就是可以开枪，可以扫射，可以射杀任何认为影响进军天安门的人们。甚至可以扫射住在自己的住宅里的人们，因为有不少人在家里被打死；甚至可以扫射抢救伤员的医务工作者，因为有不少医生在抢救中被打死。 无论是悲剧还是惨剧，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酿成的。小平同志在错误的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可悲的结果。中华许多优秀的儿女成了枪和坦克下的冤魂，中国现代化陷入了专制化的泥淖，邓小平则使自己成了历史的千古罪人。 天安门事件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是不是反革命，他们的静坐是就是反革命暴乱。如果是反革命暴乱，那是暴力是否过份的问题，如果不是反革命暴乱，是人民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那就是对人民行使暴力的问题，那是违宪的行为。一个党的军委主席未经全国人大授权，有没有权力派兵实行戒严？这又是一个问题。后者暂且不说，先说天安门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暴乱？ 第一，从北京全城参与的情况看，不可能是反革命暴乱。反革命不是一小撮。北京城里当时参加游行、支持学生的有数百万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更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参加反革命暴乱。 第二，从军民鱼水情看，也不是反革命暴乱。据报道，军队进城的时候，天气炎热，北京城里的男女老少一方面向部队同志说明真相，劝阻解放军不要入城，一面给他们送水送粮送毛巾，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反革命，哪有这样的暴徒？ 第三，从军队死亡情况看，也不像是反革命暴乱。 据参加事件的军官吴仁华著文说，军警共有十五人死亡。其中三十八军炮兵部队有几个战士在翠微路不幸翻车，引起油箱爆炸，烈火夺去了六个战士的生命。这是戒严过程中的不幸事件。 二十四集团军有一战士因心力衰竭而死亡，死亡时间为八九年七月四日，他是在六四事件中得病，一月后身亡。他的死，也与所谓的反革命暴乱无关。 三十九军政治部少校宣传干事于景禄换了便装，进入天安门广场。他可能是想拍摄解放军进军天安门的全程录像。但是，子弹没有长眼睛，进军天安门部队战士射出的子弹打中了于景禄，他中弹身亡。他中弹后由群众抬着送到了医院，不治而亡。还有几位，也是在混乱中因各种原因死亡。 吴仁华提出，事件中，有一支三百人的部队，被六万群众围在中间，群众把十一个受伤的有病的官兵送到医院急救。如果真是反革命暴乱，是不会如此关心部队官兵的身体健康的。而且如果真是反革命暴乱，这三百名官兵不可能毫发无伤。可见，天安门事件根本不存在反革命暴乱，邓小平实在是师出无名，开枪无名。 后来，由小平同志指定的接班人也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严肃的事实，不再像小平同志那样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了。他俩都只是说，是六四风波了，既不称暴乱，又不称反革命，而只称风波。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反革命暴乱”的罪名是根本莫须有的，对人民的屠杀是毫无理由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让我们通过历史的比较，来看看历史人物处理类似事件的利弊得失和人品高低。 小平同志与毛泽东处理天安门事件相比，坚决镇压的态度远远超过毛泽东。 邓小平经历过两次天安门事件，对这两次事件的态度迥然不同。对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他是同情的，共鸣的，而对于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则是仇恨的，坚决镇压的。这两次不同事件的镇压者，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邓小平的态度与毛泽东的态度相比，邓比毛更加残酷，更加无情。其镇压的力度和嗜血性，邓小平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更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冯玉璋、段琪瑞等北洋领袖。 1976年清明，相当多的人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恩来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表达到四人帮和毛泽东本人的不满。毛泽东知道，天安门事件对周恩来的悼念，其矛头是对着他的。 后来，悼念群众与当局发生冲突，发生了群众掀汽车等事件。毛泽东发了火，说，一是在北京，二是在天安门，三是烧了汽车，说这是反革命性质的。他下令驱散天安门广场上示威的群众。但是，当时没有发过一枪一弹，也没有调动过一辆坦克。不是毛主席调不动坦克，毛主席像邓小平一样，也是中央军委主席，他是有能力调动军队的，有能力比邓小平调动更多的军队，他没有调动，他不需要军队。在对外战争中，才需要动用军队呢。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发点牢骚，是用不着荷枪实弹的军人来介入的。四五运动中，毛泽东压根儿没有想到要动用野战军。 同样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的态度就严厉多了。开始只有少数学生游行，邓小平就勃然大怒，定性为动乱，大有秋后算账的架势。后来，学生不买他的账，他不仅派了几十万野战部队，而且下达了“不惜一切代价”挺进天安门广场的命令。结果，在“不惜一切代价”的号令下，坦克碾过了年轻的身躯，枪口扫射了学生、居民、救援者甚至医务工作者。 小平曾经有句名言，“不怕流血”，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屠杀的潜台词。结果，血真的流了，不是一滴两滴的流血，而是血染大地，89年的春夏之间，春城无处不飞花，京城无处不流血。小平同志在向他选中的第四代领导人谈话的时候，自称自己是很“冒失的”，他说自己“冒失地”到法国去，“冒失地”在百色发动起义，“冒失地”挺进大别山，这次又“冒失地”下令军队进北京，下令挺进天安门。在不怕青年学生流血，不怕天下人说话，不怕历史公正的审判这一点上，邓小平超过了毛泽东，毛泽东相形见绌了。 为什么两个类似的事件，邓小平的态度如此不同呢？ 这是因为，四五事件，学生们借悼念周恩来来表达对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邓运动的不满，天安门事件对他有同情的一面，他处境不良，有学生同情他，对他是有利的。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他取代了毛泽东的地位。学生对他恋栈专权是有批评的，他不面壁思过，反而认为矛头是对准他的。当听到陈希同政治局委员向他报告学生游行有批评他的口号时，他就勃然变色。他老人家的权威是绝对不能挑战的。因此，他对后一个天安门事件，采取的是坚决镇压的方针。 同是镇压，毛泽东调动的是民兵，邓小平调动的野战部队；毛泽东调动的只有千百人，邓小平调动了几十万大军；毛泽东使用的是木棍，邓小平使用的是机枪和坦克。 两相比较，毛泽东还是土八路，出手留有余地，邓小平则现代化了，准备大规模杀戮。结果也大不相同，毛泽东镇压四五事件，没有死人，只有伤者；邓小平处理64事件，被枪杀者、坦克碾过者，官方至今讳莫如深，但通过海外报导及各种信息的综合分析，至少有千百人之多。 与华国锋处理天安门事件相比，小平同志是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不知悔改。 一九七六年处理四人帮事件后，华国锋面临着处理四五事件的紧迫任务。当年，毛泽东对四五天安门事件定性的时候，定的是反革命事件，但华国锋顺应了民意，给四五事件平了反，因四五事件关押的人全部获释，定罪的全部平反。 华国锋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袖，表现了一种敢于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种敢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一种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不仅是因为粉碎四人帮，他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而且是敢于否定毛主席当年的结论，给全国人民心心牵挂的天安门事件平了反。当然，这个事件的平反，是许多领导和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华国锋支持平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小平同志对于他所亲自镇压的天安门事件，坚持不认错，不平反，并且，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大镇压。他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判刑七年，对党的总书记赵紫阳非法关押了多年，并且由他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们一直将赵紫阳关押到死。 当年，毛泽东对于与他一起在战场上你死我活地搏斗的国民党死犯，可以进行特赦，而邓小平则把全党选举产生的党的总书记长期关押。在六四流血事件后，全国更是掀起了清查、通缉、审判、枪毙的高潮，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参加学潮的许多学生职工，有的不能毕业，有的找不到工作。邓小平坚持的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落实。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四五事件）的发生，他是高兴的。对于这次事件的平反，他是支持的。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为了悼念一个领袖，都是在天安门，都是学生和市民进行和平的集会。然而，对于前者，邓认为是革命的，后者则是反革命的，不仅是反革命的，还是暴乱性质的。小平同志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 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他写信给毛泽东，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而且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华国锋粉碎四人邦后，邓小平通过汪东兴写信给华国锋，称他为“英明领袖华主席”。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邓小平经由汪东兴转给华国锋一封信。信上说，“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一旦他掌了权，地位稳固后，他却宣称，华国锋这个人很坏，坚持将他赶下台。华国锋在小平同志的眼中，一会儿是英明领袖，一会儿是个很坏的人。他实在是个善变的机会主义者。中国古代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因此，也可以说，他是一位俊杰。 不过，对于他做的事情，他总是一意孤行，从不认错。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明明错了，他硬顶着说是必要的，正确的。有三个党员发起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大会，被他下令开除出党。对于六四事件，他也冒着天下之大不讳，说什么不怕天下人反对，坚持镇压是对的，并且无法无天地将党的总书记隔离到去世。邓小平直到他死，他一直坚持着他的反右伟绩，坚持着他指挥的天安门事件的正确和必要。与华国锋相比，邓小平是多么地刚愎自用、多么地独断专横、多么地残酷无情啊！ 与国家主席杨尚昆相比，邓坚持六四是反革命暴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杨则在暮年认识到六四事件是党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主张及早平反。 杨尚昆在六四事件的处理中，开始的立场是在理性处理和暴力处理之间摆动，对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后在纪念五四的会议上、在亚行会议上提出的理性处理学潮的方针是同意的，支持的。最后，当邓小平断然决定军管时，他倒向了军权在握的邓的一边。并且充当了邓的镇压方针的实际操作者。对于六四事件的流血处理，杨尚昆是有历史责任的。但是，他一开始就与邓的暴力镇压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后来也有所返悔。 六四事件后，邓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对权势渐大的杨家采取了果断措施，剥夺了杨家相当一部分权力。这里面的因素也许很复杂，他可能不希望杨家在军队中有太大的权力，过大的权力会挑战他对军队的控制权；可能担心自己死后杨家过大的军权不利于树立党中央的权威。他自己多次演出过枪指挥党的剧本，深知有枪就有草头王的道理，对于军权强大的杨家不得不有所提防，于是及早采取削藩措施，以免尾大不掉。 但是，对杨家的薄情，也不排除将杨家作为六四镇压事件的替罪羊和出气洞的心理动机。这与武则天重用酷吏来俊臣又把来俊臣作为替罪羊是一样的。 他知道，六四不得人心，这从他对曾庆红和胡锦涛的政治交代中可以看出。而倒杨多少可以暗示杨对六四流血事件负有责任，也多少让六四运动的受害一方出一点怨气。 杨尚昆对六四事件看法的转变的动因，一方面，对六四的处理，杨一开始就与邓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杨家明显地成了邓小平的工具，工具用好后就被邓掷到了一边。杨对此是心知肚明，他的境遇也促使他反思六四，因此，杨尚昆在晚年，对六四的流血处理方式是批评的。他否定了他自己的立场，也否定了邓小平的处理方式。他在遗言中曾经说到，六四事件是党的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这个事件必须早日平反。 他曾说，他年纪大了，可能看不见平反了，但是，他相信将来此案一定会是平反的。不管杨当初有多少过失，至少他最后认识到了当初暴力处理的失当，站到了历史的正确的一方。而邓小平则直到他死亡，一直坚持对六四的人和事，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对于当年曾经充当过得力的助手的赵紫阳，他始终采取软禁措施，就如慈禧太后一直将光绪软禁在赢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