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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女子在德国难民营生下女儿取名默克尔

(2015-09-21 00:00:53) 下一个

难民营里的新生儿 取名“默克尔”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探营德国难民安置点:井井有条的“小区”中,老人安心休息,孩子开起画展

顾乡

在柏林中央火车站附近的一片树林中,耸立着一顶巨大的银白色露天帐篷,将半个运动场罩得严严实实。

从大帐篷的入口进去,可以发现一个井井有条的“社区”:有稍通英语的青年男子坐在休息区聊天,有大眼睛的小女孩骑着单脚滑板车四处玩耍,有疲倦的长者躺在寝室的床上休息,有送面包和酸奶的工作人员穿梭于内。

就在这个大帐篷里,许多难民度过了自己到达柏林后的前几天,完成登记手续后,他们又将前往下一站。负责这个难民安置点的,是有着长期社会救助经验的教会组织stadtmission。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上周探访时,stadtmission负责人伦茨(JoachimLenz)正陪同土耳其外交官考察难民营。

外交官想了解难民营中的文化融合问题,记者关注的是难民带来的社会问题,对于许多非德国人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视角。但在德国目前的舆论环境下,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几乎每个接受记者采访的德国人都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帮助难民。

“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明确获得了欧洲移民问题的领袖地位。”欧洲政策中心(EuropeanPolicyCentre)移民问题专家帕斯古沃(YvesPascouau)认为,“她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德国民意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帮助难民,尤其是帮助那些来自内战国家的难民,比如叙利亚。”

许多人想知道的是,德国人为何决定在难民危机中承担领袖地位?他们有没有考虑到可能的后果?这背后又反映出哪些政治和社会局势的变化?带着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期走访了多个德国的难民安置点,并与最前沿的德国民众直接交流,看看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场难民危机中的“德国梦”。

德国民众的真实声音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一个难民安置点竟能如此井井有条。不仅难民之间以礼相待,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神情也很轻松。

在“居民区”的一面墙壁上,贴满了难民孩子们的画作:有的画着爸爸妈妈,有的画着祖国,还有的画着太阳、青草和大地。《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此前在探访汉堡的难民安置点时,也曾看到难民孩子的“集体画展”,主要表现的也是爸爸妈妈、蓝天大地,以及朦胧的故乡。

当一个名叫库尔迪的3岁叙利亚男孩在大海中溺亡,最后被冲上土耳其海滩的照片本月出现在德国各大媒体上时,这个国家中的很多人,受到了深深的触动。这场难民危机,由此迎来了剧烈的转折。

“这是事态发展的转折点。”一位常驻柏林的自由撰稿人告诉本报记者,许多德国人突然意识到,自己身处一个毫无战乱的“快乐之岛”是多么幸运,因此有责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

在已有2000名难民涌入的黑森州小城达姆施塔特,当地人上周刚为难民举办了一场欢迎派对。在城市广场上,人们准备好食物和饮料,带上了各类捐献出来的生活用品,并为难民的孩子们准备了跳床等玩具。一位本地大叔表示:“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我们要说欢迎,告诉他们‘你们安全了’!”

即便是处在难民危机最前沿的慕尼黑,尽管当地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忧虑,但他们都认为帮助难民是第一位的。

一名慕尼黑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当德国人看到那些关于叙利亚的沉重报道后,立刻觉得有义务帮助难民。另一位司机说,他很担心难民未来的工作问题,语言是最大的障碍,但首先必须要帮助他们。

“帮助难民是我们的责任。”35岁的朱利安(HannesJulian)说。和许多德国人一样,他和妻子正在清点衣服和被子,并打算收集4岁女儿看过的书籍,把这些都捐给难民。

9月以来,已有近10万难民进入德国。在德国各大媒体上,帮助难民都是最主要的话题。即便近期有个别难民制造了犯罪事件,也没有改变德国的主流民意。

比如伦茨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是,难民也是人,总有一些人会犯错误,但不能因噎废食,无视这场人道主义灾难。

有观察人士表示,相反倒是一些德国以外的舆论,抱着“看笑话”的心态,不断渲染难民带给德国社会的冲击。

上周以来,德国政府暂时恢复边境控制,一方面为了限制涌向德国的人数,另一方面为了使难民申请流程更为有序。但在许多其他国家的新闻报道中,标题都被写成了“边境关闭”。默克尔政府甚至发现,欧盟内外不时传出有关德国“自讨苦吃”的声音。

面对各式各样的指责,一贯喜怒不形于色的默克尔上周终于发飙:“如果我们需要为在紧急情况下表现得友好而道歉,德国就不是我的祖国。”

德国人的“感同身受”

那么,德国人为何会在危机中如此表现?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正是人道主义的考虑。

旅居德国多年的南海芬(HaifenNan)表示,无论之后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难题,但在普通德国人的第一反应中,救人肯定是第一选择,其他代价都是可以承受的。

当那名小男孩的遗体出现在各大媒体上时,德国舆论开始出现一面倒的“帮助难民”的呼声。作为对民意的反应,默克尔政府积极做出了拥抱难民的姿态。

帕斯古沃分析称,相比其他欧盟国家,德国民意对难民的态度更为积极,右翼势力的话语权又相对有限,因此能够形成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共识。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德国人更容易对难民“感同身受”。

二战结束后,超过1000万德国人被苏军逐出原东普鲁士地区。他们从康德和叔本华的故乡,向西流浪到“陌生的祖国”。

“一大部分德国人在二战之后,也是难民。”博世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纪韶融(OliverRadtke)对本报记者表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又接受了其他国家的移民,差不多有120万人,他们被称为外来工人(guestworker)。”

这些来自土耳其、葡萄牙、希腊等国的外来工人,弥补了德国因战争导致的劳动力缺乏问题,为西德经济起飞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统一的德国又在上世纪90年代接纳了许多前南斯拉夫地区的难民。

纪韶融认为,正是因为德国社会拥有对难民身份的“集体记忆”,才促使人们更容易接纳难民。

第三个原因,则是德国人普遍认为自己有能力、有条件帮助难民。

“德国是欧盟内最富裕的国家。”纪韶融对记者表示,“富裕带来责任,这个责任,德国政府和国民很愿意承担。”

“德国是欧盟内最强大的经济体,世界都在关注德国如何应对移民危机。”帕斯古沃说。还有媒体观察人士对记者表示,德国拥有良好的社会福利体系、完善的难民接收程序和丰富的难民接收经验,如果德国不做出表率,欧盟将止步不前。

“同时,德国又面临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大难题。”帕斯古沃认为,“接纳移民理论上将缓解这一难题。”

欧洲领袖地位的试金石

原属东德的图林根州埃尔福特 市,如今每周都要迎来300个移民。

这是一座仿佛凝固在中世纪的童话般小镇,无数的教堂尖顶,诉说着这里曾是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修行之地的历史。

如今,大量穆斯林移民的到来,引发了一些当地人对于文化冲突的担忧。更有甚者,原东德地区这些年来出现了一批新纳粹分子,他们以爱国主义为名,行排外、反移民、反欧洲一体化之实,最近还操纵了几起针对移民的纵火案。

“新纳粹主要来自原东德(地区),有些地区经济情况比较差,年轻人下岗率非常高,此外煤矿产业转型后的鲁尔区(德国曾经的工业重镇)也有类似的问题。新纳粹的某些口号迎合了他们的心理。”纪韶融说,“但99%以上的德国人,都对这些新纳粹的行为表示反对。”

当一批新纳粹分子本月前往汉堡游行时,民众与警察将他们堵在了火车站。见没法出站后,他们只好坐上火车去另一个地方。

许多德国学者告诉记者,这仍是一个有着历史负罪感的国家,在二战后的很长时间里,德国人都以身为德国人为耻,教科书里不厌其烦地数落着自己的罪行。

“多年来,德国人绝不愿意在公开场合挥舞国旗,也不愿意谈及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纪韶融说,直到2006年德国世界杯时,当人们看到德国国旗漫天飞扬,纷纷为主场作战的德国队助威,外国人的口中也不时冒出“你们德国很不错”的字眼,才让德国人终于不用忌讳大声谈及自己的国家。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评论道,70年了,德国人一直在为过去的罪行赎罪,渴望一个正面的形象。55岁的美籍德国人卡斯特罗(AbelCastro)告诉记者,德国社会对难民的态度,可能还与对二战的负罪感有关,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没有必要了。

随着经济实力的一枝独秀,以及在欧元危机中日益凸显的领导力,柏林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欧洲的中心。但在二战后的很长时间里,德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一直很小,正如帕斯古沃所言:“如今我们的总理敢对别人说非常强硬的话,这也许是一种我们不太习惯的情况。”

事实上,尽管已被全世界视作欧盟领袖,但德国人仍纠结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对领袖地位有所迟疑。但此次难民危机,可能为德国的全方位“转正”提供了一次良机:因为这一次,德国展示的不是经济的力量,而是道德的力量。

德国时政观察家美瑞茨(AnnettMeiritz)在一篇名为《德国是如何成为欧洲道德领袖的》一文中称,德国已经决定承担难民危机中的领袖职责,希望为其他国家树立道德榜样,并施压欧盟其他国家接受难民配额。她甚至把德国的努力,与试图修复希腊危机后千疮百孔的欧盟联系了起来。

在埃尔福特市,更多的当地人都选择了同情移民的立场,不理会文化冲突的说法。在本报记者探访的柏林难民安置点中,基督教和犹太教的音乐会,已成为最受穆斯林移民欢迎的节目之一。在下萨克森州的一处难民安置点,欧菲莉娅·阿德(OphelyaAde)刚刚生下了一个女儿,并把她起名为安吉拉·默克尔·阿德(AngelaMerkelAde)。

纪韶融说,德国早就已经成为了领袖国家,只是德国人自己还没习惯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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