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习近平核心地位的时代必然

中国再次进入“核心”时代。但今时之核心已非彼时之核心。习近平上台两年，他以极强的向心力不断凝聚着国家、政党、社会的“精气神”，世界为之凝目。当中共把习近平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升级为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时，人们已经感觉到中国乃至中华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群体，开始因此而旋动、归拢、结势。当更多的人还在讨论习近平的强势时，一个不同以往的，业已形成共识的新核心其实已然存在。蕴生于东方智慧的这个“核心”概念，在民主、多元成为现代文明主流的时候，对它在这个时代的重新解读，呈现出的是一种既熟悉而又陌生的政治概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中国思想家眼中不仅包含了志同道合之人相聚成群的价值取向，更暗含了人以“群”作为社会存在的辩证认识。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是中国古人对于“群”演变的朴素认识。作为一个“群”，中国曾千年强盛，也曾盛极而衰，并在近几十年再次走向复兴。这种社会演进形态在世界上极为少见，这种历史轨迹和时代变迁也无时无刻不呼唤着引领变化和面对挑战的时代冲浪者。然而普通民众的历史及时代意识较多时候是短浅的，特别当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泛滥，人们聚焦短暂的生命，容易忽略人作为整体文明的意义，并由此间接忽略了个体的存在价值。
“群”与个人是互相融合、互相成就的。只有认识到“群”的意义，个人才可以在构筑文明、应对变化与盛衰中发挥特有作用并成就历史。统观中国近现代史，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中国社会民主意识开始萌发。随之而来，一些人借用自由主义强调个体、贬损集体的意义，更将政治简单地与这种狭隘认识划上等号。民主的主体是人民，不是个体的人，它的中心思想恰恰是人民作为“群”如何当家作主，个人的平等待遇与权利是“群”的价值体现，是为了更全面实现“群”的积极存在和发展，将民主与个性主张的等同或者对立都是浅薄和鲁莽的。作为“群”的现代社会要想发展、前进，必须要有领导者发挥引领作用，否则就是“群龙无首”的“群”。但是出于对个体自由的强调，一些人随意将领导者等同独裁者，没有认识到领导者与时代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偏见在所谓民主时代普遍存在，但对它的激烈讨论建立了科学和批判认识领导者作用及责任的传统与学问，极具意义地为现代政治做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多次研究如何建立和组织国家的领导体系，这除了是因为中国人希望彻底消灭帝王政治文化，还因为建国后不久就发生了苏共的分裂，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以“秘密报告”开启了对斯大林独裁的批判。这样的背景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无法不警惕，它既不愿意步苏共分裂的后尘，也不情愿让中国出现另一位独裁者。然而，文化大革命让中国人再次感受到封建传统的遗毒，独裁专政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成长的缝隙，让中国人必须深刻反思领导者与民主之间的辩证学问。在这样的背景以及在自己手上替换过两任领导集体之后，邓小平总结了经验与认识，提出了“核心”论。

“核心”论首先是针对如何避免出现独裁。建国后期，人们并不满意以毛泽东为绝对权威的领导集体，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它实际上忽略了其他集体成员的作用，鼓励了独裁、破坏了民主。但与之相对的是还要避免“集体”机制制约了领导者的有效施政。在和平时期获得选拨的领导人，或因政治环境，或因个人的能力和性格，不容易在政治生活中获得即时认同，无法有效凝聚领导集体发挥团队优势，更难以在较短时间统一国家公职人员和人民的思想。为了避免这样的缺陷，巩固最高领导者在集体中的作用成为必要的政治工作。江泽民继承总书记职位时就存在这样的风险，或许这就是邓小平建议江泽民作为当时领导集体的“核心”时，也在为他的核心地位保驾护航。当然，邓小平本人在职位上从来不是“领导者”，但重要的是他在领导集体成员中的权威和拥有人民群众的认可，成为领导集体中政策的驱动者和思想的引领者，满足了在历史转折过程里群众呼唤伟大领导者的客观事实。以“核心”来形容邓小平既显得实至名归，也很好地说明了“核心”论的现实意义。

历史证明了邓小平提出的“核心”论既能满足现代政治对民主的渴望，否定了传统的帝王思想，也巩固了民主集中制的实践要求，更在历史关键转折时期为伟大领导者预留了政治空间。那么，什么是核心？“核心”并不是政治学普遍使用的词汇，它惯常地被用于物理学或电脑科技，不容易与领导者或政治领袖等同起来。辞典将它解释为“事物最主要且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那一部分”。“核心”虽然包含这样的重要性和关键性，但它却不是绝对的。它不是指事物的中心，更不是指领导，但作为整体一部分的“核心”却有着带领大家向前发展的积极作用和力量，当年毛泽东就将中国共产党形容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因此，将“核心”用在称呼国家领导人至少有三方面的政治意义：“核心”从政治概念上去除了封建帝王的角色，为民主体制提供了前提，很好解释了新中国为什么不沿用中华民国的总统制；“核心”强调了集体领导，拒绝了任何形式的绝对权力，但通过一个抽象的概念它解释了“集体”不只是一种形式，它是如何成为“主体”的，而且具备前进的动力；“核心”代表了集体中的真正领导力，保证了集体的团结和向心力，只有拥有“核心”的集体才能够具备领导力，这既是“集体”的应有之意，更是“核心”的存在作用。

“核心”的政治意义既强调了人民对政治体制的民主追求，也强调了社会积极前进的重要性。如果人们错误认识邓小平提出“核心”论的时代背景，以为他只是希望用“核心”论化解人们对中共是一个专制政权的误解，那是对这位政治老人的浅薄认识。中国正在走向复兴，当然需要能够带领这个国家大步向前、强有力的领导集体。这种对强人政治的需要和对民主的普遍追求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矛盾的现实，让“核心”论有了独特的时代和政治意义，它要求这个领导集体是国家社会前进的“核心”，而且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同样有着坚强的“核心”，但却并没有破坏民主的理论框架。

习近平和这一届领导集体显然不是任何政治强人钦点的，也没有人可以为他“保驾护航”。在这之前，习近平或许只是无数省部级官员中平常的一位，其父亲的特殊背景甚至被认为是他的政治包袱。然而，这位并不张扬、沉稳朴实的干部却在内部选举中成为中共的总书记，是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者。他上任两年多来，在国家博物馆提出了“中国梦”，在面对包括奥朗德总统的法国精英时提到了中国是“睡醒了的狮子”，他的述说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获得中国人民的普遍赞同。这一系列的表现，或许应该提醒我们如何正确认识中国这一届领导集体和他们的领导者习近平。要全面认识习近平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者，或许可以从十个方面对其两年多任期的表现做评价。

(一)彻底反腐，自我革命。“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这是习近平在上任后第三天首次参加政治局学习时就如何反腐而提出的一句格言。两年过去了，反腐成绩有目共睹，与其说它已成为习近平最受人民欢迎的政绩，不如说从反腐可以看到这位政治家的魄力和抱负，以及他是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要做什么样的执政党。在所有人都痛恨腐败，社会却弥漫着腐败无法消除的情绪，甚至误解其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时候，习近平全方位、彻底地向腐败宣战；当社会认为这次反腐或许是一次政治斗争或运动，他用政策和体制的建设让人们认识到反腐将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常态。这是一场执政党的自我革命，腐败不反，中共执政合法性无从谈起。通过反腐，人民看到了政治的清明和国家的走向，社会开始思考中国的发展，敢于想象中国的未来。这或许正是习近平“反腐”背后的真正认识和将“反腐”作为政治目的的现实意义。

(二)深化改革，重构政治。“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习近平引用这一段古文开始了这一次的深化改革。在社会“鼓与呼”背后，习近平试图纠正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遗漏的或错误的政策，宣示政治是为人民的生活而作为，政治家的责任就是改善人民生活的“人间正道”。他的提法和相关的措施在各个部委的工作中细致呈现，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教育资源分配、司法改革、城镇建设，到生儿育女、生活起居等，中国人重新认识到政治是应该如何作用于生活。一次全会当然不能完成所有工作，但作为习近平的政治承诺，人们已经相信在中南海的政治中这种承诺将被完整兑现。

(三)公平正义，强化价值观。鲁哀公问政孔子治国治民要诀，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翻译过来就是公平正义是政治之本。两千余年过去，中国政治家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仍未改变。而今“公平与正义”已经成为习近平执政的品牌和政治指向，不仅指导着反腐、整风、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各个领域的实践，更是中国人民重新恢复对政治有所期待的起点。而且习近平不再教条地讨论社会主义，也不是单纯依靠法律来度量公正，他强调的是公平正义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成为主旋律，成为人民亲身感受到和可以拥抱的价值。这种企图看似简单，却承载着巨大的政治决心，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任何人都无法让其他人相信这种追求的现实性，习近平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实践着它，而且这样的决心正指导着整个政府的行为和政策。

(四)诚恳认识不足，自信直面质疑。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之间，关于中共能否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的“窑洞对谈”今犹在耳。中国共产党既是成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党，也是中国当今唯一的执政党。这种身份让它与现代政治有着紊乱的理论牵连——谁赋予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中共能够长时期维持在中国的执政吗？在毛泽东之后，习近平以自我批判和负责任的态度告诉了中国人民，中共认识到这种质疑和危机的存在，它有着坚定的决心去满足人民的要求。它不会沉醉在过往的成就上，更不会容许它的干部队伍在任何情况下忽略自己的责任。人民接受了习近平的态度，开始重新评价习近平带领的管治团队，对中共的信任开始逐步提升，人们愿意为中共的继续进步提供空间与机会。

(五)重构世界文明融合，重塑现代文化自信。习近平一系列的国际交往促使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不足与可能的积极作用。如果中国社会曾经被认为到处都是唯生产力论的暴发户，或者被视作一个庸俗和道德败坏的社群，那今天这些指控正在被重新检视。习近平一方面在国内和国外以诚恳的态度直面中国文化转型的挑战，要求中国社会应该适应国际环境和规则，另一方面也对这些规则提出中国的建议，强调中国文明作为世界文明重要组成的地位，以此来检视相互的融合。这种不亢不卑的姿态很好反映中国人在这个历史节点如何面对自己的不足，并且以高度的文明自信为全新的中国文化和这种文化如何重构世界文化奠定基础。习近平和他的夫人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为中国人做了榜样，让新一代中国人认识自己的文明追求，同时为新中国的文明崛起找到了合适的路径。

(六)纠正错误，释放传统思想正能量。从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中共一直回避讨论中国传统思想，习近平改正了这段历史。他将新文化运动以来错误批判传统文化的事实进行了拨乱反正，并且不吝身体力行，接连参观孔庙、在北大畅论《大学》和《中庸》等经典的训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孔子诞辰纪念大会。这既是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调整了以往的教条主义，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理论缺乏文化维度的历史，亦释放了中国人从传统思想掌握自己身份的积极意义，让中国人从GDP之外的另一个高度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中国、认识世界。中国既要融入世界，它就必须具备文化的路径，不可能简单地被阶级斗争论所替代，更无法以唯生产力论来认识。外界普遍认识到习近平所做的只是简单的一步，但已经让一大批知识分子可以积极研究传统思想与现代社会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而不是只在故纸堆里为旧日的理论寻找今天的解释，在缺乏历史的关照下讨论现代的中国文明。

(七)融通前后三十年，疏导左右对立论。“毛邓三十年，左右二元论”一直是划分中国政治生活的衡量标准，人们以相对立的态度认识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做成了左与右的理论之争，扭曲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的性质，让它无法摆脱政治斗争的分析框架，更掌握不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内在联系。习近平认识到彻底纠正这种分析逻辑的重要性，明白改变左右之争的二元对立认识是掌握中国现实的理论起点。他详细说明了两个三十年是如何统一而且是如何先后连贯的，这既体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有能力和勇气面对历史上的政治难题，更具备理论素养回答认识层面的哲学纠缠。这种对历史误解的修正和对中国政治的实事求是认识，在邓小平提出“实践检验真理”的讨论之后就没有再发生过，或许它将为中共解开历史上更多的疑问提供了先例，也为中共更全面阐述自己的思想提供了科学的土壤。

 

(八)让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在改革开放时期，为了保证经济建设，邓小平曾明确要求不要对姓资姓社进行争论，中共自此也几乎关闭了对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真正讨论。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各类政体和政党中的一种独特存在，如果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很难对外界的疑惑提供哲学指引，更无法为解决时代难题寻找思想说明。习近平事实上已经开始改变这种状况，他为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大量准备：不论这是要说明市场如何起“决定性作用”和它与政府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当下意义，还是传统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如何同时在中国政治发生作用等。习近平既务实地为不同阶层解决极个别问题，同时又积极推动全国人民亲身感受社会主义的真实意思。除此之外，习近平在国际关系中同样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国际观，就以“一路一带”和国与国之间无条件的合作为例，让不少国家认识到现代国际关系与西方曾经推崇的模式可以不一样，中国的建议至少是有意义的替代选项。这些在国内与国际上都显而易见、具备高度价值取向的做法已经成为“习式”政治和思想，是习近平重新阐释社会主义，让其重接地气，而且是将中国和中共摆放到更高的思想和文明层次的表现。

(九)亲民政治，清明政治。中国政治曾经被批评为“密室政治”，拒人于千里之外。凭心而论，这些批评都不为过。无论这是因为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政治家的顶礼膜拜，还是因为中共并不希望党内的沟通过程为外界议论，习近平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全面打开了与人民沟通的渠道。他的行程遍布中国，访问对象覆盖各行各业，有着接地气的话语形式，有流行的网络语言，政治咨询不再空泛，通过网站发表意见和举报某个贪官或反对某项政策不再是形式。习近平通过这些言行改变了人民对国家领导者过往的认识习惯，向中国的政治家提出了全新要求——它不只是纠正四风、提出八项规定，而是从积极面展现了中国政治家的社会主义身份与性质。

(十)用挑战建立梦想，用梦想铸造现实。“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习近平曾用《尚书·周官》中的一句话来表述他对于“中国梦”的理想与态度。评价任何一位政治家的标准只能够是人民群众对他的期望和信任，在革命时期政治领袖更容易获得肯定，在和平时期就相对困难，这就客观地让习近平相比毛邓面对更大的挑战。然而，习近平最近两年用行动和理论多次证明了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因为中国老百姓真心诚意追随他，并积极参与到民族复兴理想和“中国梦”中。同样地，中国的各级干部正逐步彻底重塑官吏文化与操行。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可以做到，更不是靠宣传就能收取效果，只有真枪实干，持之以恒，人民才会承认他的努力。无论如何，习近平已经满足了人民的检验，人民也在通过无私的肯定激励着他。

习近平是一个既普通又伟大的政治家，他以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传播着自己的思想，以坚毅不拔的精神改造着社会，更用实际行动阐述着自己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关怀和期许；人民认识了他、认同了他，更以积极的态度回应了他的呼唤。我们身处的时代要求它的领导者既能够认识历史，面对现实，引领未来，更要在经济领域既有方法又有胆识，在社会领域既拥抱公平正义又要包容人文和制度之间的张力，在政治上既要民主自由又要为国家进步提供动力和方向，这是对中国新文明的要求，更是对新一代中国人在世界上如何立足提供指引。习近平既是中共选择的集体领导团队的领导者，又通过考验成为了中国人民众望所归的国家领导人，如果以邓小平提出的“核心”论来评价，习近平就是这样的政治核心、领导核心、时代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