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日本的第一年,先在日语学校学了一年日语,第二年进了庆应义塾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在国内不及早稻田大学有名,又有“义塾”两字,听起来好像不要钱似的,谁都能上。其实庆应大学对于日本人来说,是无人不知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本钞票中面额最大的是一万日元,万元日钞上的人头像就是庆应大学的创始人福泽谕吉,一个国家钞票上的人头像,是那个国家的象征,所以庆应大学在日本之殊荣,可想而知。
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都是世界名校,孰优孰劣,实在难分轩轾。每年六月有“早庆战”就是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的棒球比赛,这时庆应大学校园里就会早早贴出“打倒早稻田”的大标语,看上去令人心惊肉跳。不过日语里的“打倒”没汉语意思那么严重,也就是“打赢”、“推翻”(推翻早稻田棒球的霸主地位)的意思。庆应大学如果赢了,隔天全校就会自动放假一天庆祝。所以不关心赛事,就有可能不知道停课信息而白跑到学校去上课。
日本人有上庆应大学,须从胎教开始的说法,先是庆应幼儿园,然后是庆应小学、庆应中学、庆应高中这样一路上来。庆应大学学费并不高,但在进来之前,却要撒下一大笔钱。我进的是庆应大学文学院的博士课程,日本政府每年减免学费的30%,所以学费低到连我这样靠打工养活自己的人都没去申请奖学金。
庆应大学的博士课程入学考试共三门,专业课两门,外语一门,三门课的考试只有三个小时,回想起在国内参加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时用了两天考了六门课,考完后犯恶心在考场楼下大吐一场,还是轻松多了。
庆应大学颇多名门子弟,所以有“庆应公子”(keio boy)之称,那时校门口常有一些外地或外校来的姝女,等着跟“庆应公子”相识,《诗》云“其出东门,有女如云”,也不过如此之盛况吧。庆应大学校舍颇为老旧,但处处散发着一种醇厚清芬、自由舒展的学术气氛。教员们风格、路数、观点不一,上课的方式也不一样。教员们上课一般不点名,你爱听不听,所以有的学生一学期只来两次,一次是第一节课,认认老师是啥模样,好不好拿捏,还有一次是最后一节考试。不来上课还敢来考试,这也是要有两下子的,并非等闲之辈。
庆应大学文学院上课时最普遍的形式就是读原典(就是原作),一篇原典,每人分摊一段,上课时发表,教授只是总结或点评而已。有一次一位台湾学妹跟我说,她们某日读到元曲,轮到一位韩国来的博士生做发表,读的是某小姐香汤沐浴,揽镜贴花,斜倚栏杆,伫候某翩翩公子,那位老兄不知在想啥,随口说“香汤”就是狗肉汤,听者顿时大乐。那位老兄现在是韩国的大牌教授、著名学者了,我在韩国或北京见到他时,还会想起那段典故,然后偷笑不已。
二战前早稻田是平民大学,庆应是贵族大学
有了钱的日本人,要让那些淡泊名利的老九也富裕起来。于是,毫不吝啬地把福泽谕吉和新渡户稻造(东京女子大学创立者)的头像,分别印在一万和五千日元纸币的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