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则关于龙应台在香港大学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作为台湾的文化名人，她在题为《一首歌，一个时代》的演讲中要求听众讲出自己人生启蒙的一首歌，结果因为港大副校长周伟立讲他的人生启蒙歌是《我的祖国》，龙应台问道：“真的 ，《我的祖国》怎么唱？”时，全场竟然一起唱起了这首歌，场面很热烈，可能有些使人浮想联翩，也可能使龙应台有些错愕，不过还好她对应的还不错，没有冷场或跑题。
龙应台的演讲说的是有关歌的主题，似乎没有什么政治内涵，但整个演讲宗旨好像有些前后不一，她一会儿举了一些在台湾流行的歌曲，如《绿岛小夜曲》，《五月的花》等软格调的歌，说是其中包含了反对专制和国家人民等内容，但对于《义勇军进行曲》，《我的祖国》等歌曲则言一首歌好就是好，而不论其内容如何。 她在讲座上还特地介绍了陈歌辛，这位上海滩三，四十年代的作曲人，她说陈的歌曲抚慰了二百万流落到台湾的那一代人，而且也用陈在大陆的悲惨遭遇为她的《一首歌，一个时代》做了注解。
陈歌辛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我不懂音乐，不能对他的作品做评论，他写过许多歌，包括龙提到的《五月的花》，《凤凰于飞》，《蔷薇处处开》等当时在上海流行的歌曲，也写过有抗日内容的歌，但在上海有名的76号关押3个月后他又为日本人写歌，包括为神风突击队写歌，解放后他也写了些歌，但最后被打成右派死于关押期间。 他的儿子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梁祝》作者之一的陈刚，父子都是著名的音乐人。关于陈歌辛的政治定位不是我们的话题，我想讲的是他的歌一定有他的听众群，应该是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知识分子或是文化人，放到今天恐怕只有那些想回味旧上海韵律的人会引起共鸣，龙应台的家庭大约就为这一类。
每个人生活的时代不同，环境不同，人群不同，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到对歌曲，音乐等欣赏和喜爱。国民党去台后，两百万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当然还有不少上海籍人士，他们对上海的那种繁华和风韵肯定是念念不忘的，喜爱当时上海的歌曲，特别是陈歌辛的歌很容易理解，说是抚慰了这一代退台人士我非常相信，也很能体会他们的心情，这些歌被龙应台感念为她的一个时代，也合情合理。 但是我不相信这些歌会是那些台湾籍人士的一代歌曲，即使他们同时生活在台湾。
大陆人接触到的歌曲当然截然不同，就像龙应台讲的大陆是“红歌”，台湾是“蓝歌”，其实这种讲法不科学，大陆并不都是红歌，也有很多其他歌曲，也有爱情歌曲，不过不占主流而已，著名的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草原之夜”，“敖包相会”，。。。等 。 周伟立提到的“我的祖国”，以及零八年奥运会上场的“歌唱祖国”，其实不能用红歌来定义，因为这些歌早已为广大华人所热爱，可以说是经典的爱国歌曲，一定会记入历史的，“身为大学副校长的周伟立在一千个师生面前不避讳地说自己的启蒙歌曲是一首「红歌」，”并不“需要勇气”。 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理由会需要勇气来表达对这些歌的喜爱，或者是人生启蒙歌曲。 龙应台有些以己之心度人了。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大陆和台湾一样对文化的控制和政治息息相关，大陆有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台湾也对共产党大开杀戒，大陆不知道钱穆，张大千等文化名士，台湾也不知道矛盾，巴金等文学巨匠，甚至连已故的鲁迅也不能提起。 在这种情况下，龙应台似乎两边都调侃了一下，但是立场还是明确的。 她提到所谓经典就是超越所有的 “假造的规范，跟强制的压迫”，而能“触及到人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块”，为此她用了八十年代邓丽君歌曲在大陆传播作为经典的例子。 其实邓丽君的歌确实是流行歌曲的一种典范，这也是她的歌至今在大陆还有人模仿和喜爱。 邓丽君的歌只是流行歌曲的一类，歌曲还有许多种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把邓丽君的歌当作是自己人生的启蒙歌曲，但不妨碍有人把《我的祖国》当作自己人生启蒙的歌，当作经典，不然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当场齐声合唱的场面，这绝不是一首龙应台讲的“大河就是大河，稻浪就是稻浪罢了”的歌曲，其主歌部分的描述均是为了副歌部分的衬托，这是一首对祖国充满热爱的歌曲，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会“触及到人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块”爱国之情，才会引来广大听众的共鸣，而这是龙应台其实不想面对的。
最后要说的是龙应台特意放了一段童声合唱的“蓝歌”，她虽然说是歌曲“荒唐”，但却表示曲子很好听，我想她的这一段内容应该是讲座的蛇足之举。
我完全同意楼主这个观点：热爱自己出生、成长的土地——无论是啥意识形态——这就是最深沉的情感。其实说到底，为意识形态服务的艺术作品，想做到高水平，更不容易，更有挑战性，需要更高的造诣。《杜鹃山》里面一段“家住安源萍水头”，什么时候听、从任何技术角度分析，都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