璇的时间与记忆
看世界，阅众生，识自己。
“园丁”一向是教师的代称，它表达着一种对教师的敬仰之情，也透露着教师这个职业的神圣及重要性，除了“传道，授业，解惑”更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无论是儿童刊物里，还是新闻报道里，歌颂教师的文字可真不少。可是，我却不那么幸运，在我最需要被指引、被塑造的年纪，我并没有碰到传说中的“园丁”。
小学时，我影响最深刻的当属李老师，毕竟她教我们的时间最长，从四年级开始直到把我们送出小学。
也许，最初是她教会了我写作文，但我只能猜测她用的大概是激将法。
李老师布置过一篇作文，描写一种自己熟悉的植物。
为了写好这篇作文，我放学后在家仔细的回想丑小鸭乐园里的各种植物，后来我决定写自己最熟悉的藤三七。我沉浸在回忆中，把我对藤三七的认识和与之有关的趣事都写了下来。还查了许多资料，向家人核实了许多我不能确定的细节。
第二天，我信心满满的带着作文去了学校，期待着能得到老师的肯定。
那天，大家把作文交给老师后，她就随意的问同学们写了什么植物。
梅花、荷花、兰花、菊花、牡丹、松柏、竹子......李老师听到这些名字，满意的点着头。当她听到我说“藤三七”时，愣了一下，脸上的笑容马上就消失了。
“你写的是什么？你再说一遍。”
“藤三七！”我加大了声音重复了一遍。
“藤三七？藤三七！有什么好写的？”李老师一脸的不屑，“不好，不好，回去重新写一个有意思的。”
我无辜的愣在那里，不知所措。老师真是厉害，只用听听名字，就能判定作文的优劣。
有几个不怀好意的同学听完老师的话就笑出了声，还附和道，“‘藤三七’是什么东西？没听说过。”
但是，我并不认同老师的说法，并不是只有“梅兰竹菊”才值得书写，我写我熟悉的植物，才可能写的生动，写的有感情。
别人没听说过有什么关系？这是我的作文，又不是别人的作文。况且，大家知道的少，而我正好熟悉，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不是很好吗？如果每个人都去重复写那些已被称颂了数千年的的植物，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没有按老师的要求重新写这篇作文，我告诉李老师这是我最熟悉的植物，从我记事起就认识，别的植物我不熟，没法写。后来，她也没办法，只能作罢。
如果说“红花榜事件”是李老师对我的第一次伤害，那么“藤三七事件”就是第二次。她不看内容就当众妄加评论的作法，深深的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顿挫了我的创作热情。
自此，我对李老师审作文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她提出的建议言听计从，而是更愿意坚持自己的构思和立场。李老师改过之后，我不放心还要再请老爸帮我改一遍。
这样的坚持之下，仅半年时间，我的作文水平就有了明显的进步，就连李老师也无话可说。如此看来，“藤三七事件”的刺激倒还成了一件好事。
个人事件的杀伤力也许不算什么，那就来说个集体事件。
教数学的刘老师是个四川女汉子，干练的短发配着铿锵有力的说话声，做事雷厉风行，教学严谨，我一直非常喜欢她。有时候，我还特地中午早早去学校，帮她照看一下她刚刚上一年级的小女儿，让她可以安心在办公室睡会儿午觉。
但是，有天下午上课时，刘老师说上次数学测验，很多同学的成绩都不理想，有几个知识点，可能很多同学没懂，她今天就再讲解一下。
讲完之后刘老师问大家，“都懂了吗？不懂的请举手！”，与往常一样，并没有人举手。
没想到，刘老师突然随机叫起两个同学到黑板上做题，偏偏他们都做不出来，其中一个乱写一堆，另一个则全部空着。刘老师很生气，就开始教训他们，越骂火气越大，后来就把矛头指向了所有同学。
说我们不懂装懂，不认真学习，浪费她的时间......然后，边骂还边撕起同学们的作业本来，越撕越起劲，越撕越气愤，脸都涨得通红，看着特别吓人。
大家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状况，也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让老师平静下来。我们只能任由她发作，直到放学的铃声响起，大家也没敢动。
后来，刘老师哭着把作业本全部扔到地上，起身说了句，“我教不了你们，我走！”
有的同学也跟着哭起来，有的同学开始挽留老师，有的居然拉着刘老师的衣角跪了下来。但刘老师还是挣扎着回了办公室。
我作为一个11岁的学生，真的不太能理解刘老师的这番表现。我能理解一点她的委屈和苦衷，却无法理解她如此这般吓人的怒火。
要说老师发火，李老师也经常把粉笔投向上课时开小差、说话的同学，有时候特别生气时，还会随手拿起前排同学的文具盒砸向违反纪律的同学。
后来，坐前排的同学都只敢带便宜的旧文具盒来上学，里面基本也不放什么文具，就作个摆设，免得心爱的文具“粉身碎骨”。
但是，李老师的杀伤力与今天的刘老师一比较，立马就成了小巫见大巫。
本来，刘老师起身说要走，我想这样也好，我们也帮不上忙，正好让老师自己去冷静一下。可是没想到，会有同学哀嚎起来，跪着求她。这样一来，就全乱了。
大部分同学都尾随者刘老师去了办公室，韩嫣被叫去参加学校里的少先队活动，我和几个同学在教室收拾完那些残缺的作业本，才去了办公室。还没进门，就听到各种哭泣声，像是在开追悼会一样。有些别班的同学路过，就凑在门口看热闹。
我刚跨进门就吃了一惊，里面大概有三十多名同学，全跪在地上求老师别走，以后一定好好学习，认真听课、做作业......
刘老师已经停止了哭泣，面无表情的坐着，也不说话，只是仰头看着天花板。她的办公桌前面和她身后都跪满了人。同学们都跪着，就连平常调皮捣蛋的霍骁都难得的一脸严肃。
我们几个晚到的，站在那里的显得特别突兀，后来有两个同学找到地方也跪了下去，另外两个扭头走了。
我孤零零的站在同学们身后，无所适从。无论是刘老师的面无表情，还是同学们的集体跪求，都超越了我的理解和共情范围。大家都跪着，我怎么能站着呢？有好心的同学给我挪出一点地方，但是我却找不出充分的理由能说服自己献上我的膝盖。我暗自希望，这一辈子也不要出现能令我下跪的理由。
我不觉得需要求刘老师什么，如果刘老师真的对我们失望，她想走是她的自由，我不会阻拦，更不会挽留。
这几年，各种老师来来去去，我早就习惯了。今天牛老师走，明天自会有马老师来，我有什么好着急的呢？无论哪个老师教，其实对我们的成绩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还是那句话：爱学的总是能学好，不想学的，谁教都是白搭。
几分钟之后，我决然的转身离开了办公室。不管其他同学怎么想？怎么看我？我都坚信自己的选择，别人的行为不能影响我的判断。
我回到教室，拿上书包就回了家。
吃晚饭时，我突然想起今天的值日生和劳动委员刚才都跪在办公室里，那教室的卫生谁去打扫呢？他们后来怎么样了？走的时候有没有把门锁好？我越想越担心，随便吃了几口，就赶紧回了学校。
教室的门大开着，一片狼藉。我去办公室看了看，灯已熄，门已锁。于是，回到教室拿起扫帚开始打扫。之后又在墙上的执勤表上签了字，这就表示四名值日生已经打扫过卫生，而不会被罚扫地一周。
我不喜欢扫地，但我不能让垃圾影响了明早上课。对我来说，这可比刘老师的去留更重要。甚至在回家的路上，我已经想好，如果明天的数学课没人上，我就先组织一个数学知识竞赛。
第二天，刘老师照常来上课，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我也没去打听昨天的后续。
大家的数学成绩就此大幅度提升了吗？并没有。
并没有几个人因为那一跪，就格外珍惜得来不易的刘老师，从此发奋图强。到了学期末，原来考50分的依然没能越过60分。
虽然，时隔多年，但每次想起那么多人跪地哀嚎、求情的场面，我仍然会后背发凉。
我当时以为，这已经算是最具杀伤力的事件，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懂了，“最”字不能随便用。
“园丁”的杀伤力可远远不止于此。
陈旖璇 写于法国 第戎
2019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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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