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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本无家,心安是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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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父亲的奥德赛 (五)

(2014-03-02 03:23:09) 下一个

父亲的奥德赛
林岗
五、

文革落幕后三十年,也就是2006年,父亲曾经接受采访谈起他的工作经历和文革感受。他用我常常感觉身不由己来概括他艰难度过的这段日子。父亲把身不由己看成是特定社会时期不正常的现象,其实在我看来,宦海生涯哪有随心所欲的。翻看唐诗宋词,宦海沉浮,无可奈何,比比皆是。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苏轼《和子由渑池怀古》:往日崎岖曾记否?路遥人困蹇驴嘶。辛弃疾《鹧鸪天》: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可以说,为官就不是驰骋由己的事,政治就是无时无刻不面对环境压力与个人良知之间的考验。大部分为官作宦的人,或者一个官员生涯的大部分时段,可能对这种实际存在的考验懵然无知,然而神秘的是它依然会浮上心头,成为人生的觉悟。于是,对此有感悟的人就来到了十字路口,在环境压力与良知之间做自己的选择。我不知道父亲对从政的这种感知是从什么时刻开始的,我猜想大概是从文革之中吧,从他感觉身不由己的那一刻吧。大起大落,瞬间荣辱,是会激发人的感悟的。一旦有了这种对从政本性的感悟,它就无可避免地扬起了回归的风帆,而这就是他生命历程的奥德赛。

三姐告诉我一件事。父亲从公职完全引退的那一年,打电话给她。问她保存的旧照片里有没有奶奶的照片,他想看一看他母亲的容貌。三姐回去翻箱倒柜,找出仅存的一张,可是相纸年久霉变,腐蚀的地方正是奶奶的头像,看得清楚的只剩身子。父亲的愿望无法实现,注定要遗憾的了。稍为可以弥补的是她意外找到了姑姑的照片。她问父亲要不要,父亲说要。小的时候,他说,他姐姐经常把他背在身上。于是三姐翻拍了一张给父亲。那个他早年淡忘,早已模糊不清的奶奶的形象,若隐若现,萦绕晚年父亲的脑际,父亲想重组它,恢复它与自己当前生活的联系。

父亲正当年忙官场的年月,我几乎就没有和他同桌吃饭的记忆。他从繁忙公务逐渐脱身之后,特别是我又回到广州工作之后,同桌吃饭逐渐多起来。他走到哪里,我们大小一家也时常跟到哪里。除了疗养,他只要身体允许,非常喜欢在广东各地走一走,回到他当年曾经战斗、视察,哪怕就是走过、站立过的地方,就算不能停下来看看,只是坐在车里,沿公路一瞥而过,他也十分高兴。我的怀旧是睹物思人,他却以他的方式怀旧:一路风尘,周而复始。这样,我们就有更多机会与父亲同桌吃饭。父亲吃饭快是一向的习惯,可能是早年东奔西忙养成的。我观察到,父亲尽管吃完了饭,他还是坐在位置上不动。时间长了,旁边陪同的官员以为他好了,就提醒他可以撤了。可是他还是不做声,坐在那里,别人也不好咋样,

只得陪他枯坐。我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时间长了才明白,是因为在坐的还有我们随行的大人小孩没有吃完。父亲一准是担心他离席后会给我们造成不便。我不知道他的担心是不是多余的,可能是多余的吧,然而父亲就是这样,他用他的方式表达慈爱。我有时候坐在餐桌前,望着停箸的父亲,猜想这也许是父亲弥补早年亲子疏离的遗憾吧,毕竟坐在一起更像是一家人。父亲在这方面尤其不善言辞,但他有行动,这就是他的行动。而且令我动容的是直到他的健康很差,身体很弱了,但凡能去餐厅吃饭,他都是这样。有时候,母亲为他健康着想,让他早回房间休息。他会阻断,示意母亲不用多管,直到就餐的最后一个人放下了筷子,他才会起来离席。这跟我成长时期形成的父亲印象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人。我没有想到他的内心竟然如此细腻、温润。

19895月,父亲加入中联部的代表团,出访柏林墙半年之后倒塌的东德。到了北京,父亲拜见了他的老上司。杜导正伯伯回忆说谈的是地方人事的安排。他们从六十年代起就因工作而相互熟悉起来,这种上司和下属的亦僚亦友的关系持续了三十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们又有改革开放路线的一致认知,应该说他们的交往是建立在对彼此的个人品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父亲随后面临了他的官员生涯以来最艰难的选择,几乎是天理人情的对峙。从保住顶戴的角度看,应该选择划清界限,至少回避。父亲心里也清楚,此时他正因5月的见面一事受到背后严格的审查,稍有不慎,就可能没有安全着陆这回事儿了。可是父亲也同样清楚,那些加在他的老上司身上标签都是不实之词,都是莫须有的东西。就像他也曾戴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高帽,带过三反分子的高帽,可那是真的么?宦海生涯的世态炎凉他看得多了,这只不过是最近的一次。

这一次父亲选择尊重自己的内心判断,选择相信自己认识的人的基本品质而不是政治文宣的陈词滥调。19913月以前,父亲还是省委书记、中央委员,之后还有人大主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头衔。父亲有机会去北京开会,他就千方百计想办法见他的已经一无所有的老上司。他们在北京前后见过两面,在外地见过一面。父亲既不高调,也不恐惧。他不想划线了,也不想回避了。他想回到与朋友交往最基本的一面,雪中送炭的友谊;他想回归为人处世最应坚持的一点,独立不迁的品格。杜导正伯伯知道父亲见过他的老上司之后,跟他的朋友说,父亲的官位怕是保不住了。事后有关部门确实向杜伯伯征询父亲与老上司会面谈话的内容。是不是与老上司的见面导致了父亲1991年的离职,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但长久的僚属情谊,时间巧合的拜见,随后父亲的姿态,肯定构成了父亲仕途的负能量。然而,这时候顶戴在父亲眼里,肯定就是过眼云烟的东西了。我不想用另一种修辞,说父亲的行动多么地大义凛然,多么地明辨大是大非。其实听从内心的召唤而做自己认为值得坚持的事,那是再普通不过的了。如果新基姑婆认为落难的父亲确实就是走资派,她还会颠簸劳顿给他送跌打药吗?如果樟村阿婆听信游街示众莞城的父亲是东莞的黑手,她还会划船悄悄送母亲去跟她的丈夫见面吗?父亲1989年之后做的,不是和这两位不识字的乡村阿婆当年做的同样的事情么?有什么理由不识字的乡村阿婆能做,而大学程度的父亲不能做?

我拂去覆盖着的历史尘埃,看见父亲一生的点点滴滴,突然觉得父亲确实是一个比我高大的人。他的高大,不在于他的政绩。他的所有政绩,包括绿化广东,如同历史上无数政绩的命运一样,——“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他的高大,在于他青年的时候,能够出发,追求理想;而在壮年磨砺之后有所感悟,能够返璞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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