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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伢子系列”大碗茶专业个体户，专业不务正业，正儿八经不正经
正文
“红歌”作者【唐璧光】的泣血人生
作者-五 丘
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
五十里水路到湘江
江边有个湘潭县哪
出了个毛主席
领导人民得解放啊咿呀咿子哟 ……
红歌《浏阳河》，当年几乎家喻户晓，至今，演唱中还会听到。在红歌排行榜上它几乎是《东方红》的姊妹篇了。歌词都明白畅晓，曲调都优美动人，更重要的都是“民歌”。《东方红》陕北民歌，《浏阳河》湖南民歌。不同的是前者有时会写上作者“李有源”，而后者标上“湖南民歌”,没有作者。这更增添了歌曲的份量。你看，没有专门家，人民群众不照样歌唱自己的“大救星”,而且歌唱得这么动听啊！
对此，笔者早有疑问：谁都知道，一首民歌的形成必须相当长的岁月。我家正好与“红太阳升起”的湘潭县相邻，怎么不知不晓间就“嘣”出这么一首“民歌”来？！ 近来偶然读到凤凰网上何宗华先生的《“浏阳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为“历史反革命”》，方知它果真不是民歌，同时也知道了曲作者唐璧光的泣血故事！
唐先生湖南东安人，音乐天赋惊人！婴儿时不管如何大哭不止，只要祖父唐柳愚的二胡一响，立即止住哭闹，凝神聆听。咿呀学语时，祖父教授他宫、商、角、征、羽，一学就会。四岁时能唱祁剧，六岁能唱小调。祖父一心一意期望他成为“东方贝多芬”。临终之际，将多年来收藏的贝多芬作品集交给唐璧光。集子封面上端端正正写着一个“梦”字。
日本入侵打破了他的梦。1945年，日本鬼子侵入东安，唐家房屋被烧毁，父亲被东洋刀劈死！满怀国恨家仇，唐璧光于1945年5月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国军”，接受军训。同年8月，日军投降。他不辞而别，赶往家里桂花树下挖出埋藏的音乐集子。他要重温“东方贝多芬”之梦！
就这三个月的军训打破了他和祖父的“同一个梦想”。
1947年他考上湖南音乐专科学校，1949年分配到长沙市工人文工团作曲，湖南大学进修毕业后，随团参加土改。他说：“土改后，劳动人民分得了胜利果实，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对毛主席的感激爱戴之情是难以形容的，从而激发了我的满腔激情，欢快的旋律好似滚滚江流，汹涌澎湃，倾泻直下，我一挥而就。” 《浏阳河》诞生了！从此唱响中国，也传到了国外！ 正在他自信将有更多的《浏阳河》问世时，厄运降临了！
1952年，刚刚参加土改归来的唐璧光，政治学习会上结合自己的经历作了歌颂新社会的热情洋溢的发言，其中谈到了三个月军训的事。没料到会后立即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免予刑事处分，留团管制使用！1957年因为提了一条意见，又打成右派！双料“反革命”，锒铛入狱！贝多芬作品和多年来搜集的民间音乐集也被付之一炬！ “东方贝多芬”之梦未成，却成为他敬爱的领袖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苦难接踵而来。妻子提出离婚，原本聪明伶俐的儿子患脑膜炎成了痴呆，妻子狠心地将儿子推给他！从此，他的心血之作《浏阳河》被剥夺了署名权，成了“民歌”。狱中管教干部偏要他给犯人教唱《浏阳河》，每唱一句，心就被刀子划了一下…… 他想到了死！
坐监七年，劳改五年，又继续管制，直到1979年平反，他才被安排到零陵县花鼓戏剧团。 二十二年的磨难，创作必需的激情和灵感早已消耗殆尽，有心无力，徒唤奈何？ “东方贝多芬”之梦彻底破灭了！
读到这些，读者能不一掬同情之泪？ 其实，命运悲惨的红歌作者，岂止唐碧光一个！
略举数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们……”庄严雄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一响起，国人肃然起立！可今天的歌者有几个知道国歌作者遭受过怎样的迫害？田汉晚年患有糖尿病，文革中百般折磨后小便失禁，被逼着喝尿，1968年12月10日死于冤狱之中。与刘少奇一样，死后被改名“李伍”。“三年生死两茫茫”，母亲日夜惦念着这位孝子，每日依门翘首，等候儿子归来！
创作抗日歌曲《游击队员之歌》的贺绿汀是笔者老乡，是邵阳人的骄傲。文革中他除了遭受毒打，浆糊桶套在头上，还逼迫在地下学狗爬。因为据分析，歌词是“美化国民党统治”、“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
音乐经典之作《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光未然也免不了批斗。“文革旗手”，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毛泽东老婆江青亲自下命令：这首歌“留曲不留词”！
“洪湖水，浪打浪……人人都说天堂好，怎比我洪湖鱼米乡”，当人们为它的美妙旋律陶醉时，是否知道创作者的酸楚艰辛？拍电影歌剧《洪湖赤卫队》时，正值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演刘闯的演员夏奎斌饿得瘦了，从79.5公斤滑到59公斤，脸颊凹下去，尖嘴猴腮模样，导演谢添只好往他口里塞些棉花。“一号演员”王玉珍饿得“胖”（浮肿）了，只好请求特批“伙食补助”，每天20颗黄豆（《洪湖赤卫队》：难以忘却的记忆）。可就因为该剧中有句“贺龙领导闹革命，红旗飘扬打胜仗”，文革一来此剧就被定性为“反对毛主席”，“歌颂大土匪、大军阀、大野心家贺龙”的“大毒草”！剧被禁演，演员受到残酷迫害。
受到毛泽东青睐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以及《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红极一时，作者李劫夫更因替“毛泽东语录”谱曲红得发紫。 “九大”刚宣布“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为“接班人”，一贯“紧跟”的他，迫不及待谱写《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标题写出不几天，就爆出了“9，13”事件！林彪在蒙古摔死，劫夫在中国遭“劫”，夫妻双双被捕！5年后，李死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最具警世意义的是一号红歌《东方红》的“词作者”李有源。他做梦也想不到，“大救星”从延安窑洞升到北京天安门之后，他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被折腾得揭不开锅，大儿媳为活命不得不逃荒要饭（见《告别饥饿》）！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问红歌的作者一个严肃而沉重的问题： 你们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为“红太阳”制作颂歌，为何“红太阳”普照大地之日，正是你们蒙冤受屈之时？而“红太阳”陨落之后，你们才得以平反昭雪？
此中道理不少红歌作者终于明白过来。 瞿希贤是“忆苦思甜”代表作《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作者，“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那悲凄的曲调，赚取过多少无知孩子的眼泪。（“狐皮袍子”让“妈妈”去缝制，地主脑子进水了？）她还创作了被誉为“第二《国际歌》”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类解放的新时代，看旧世界，已经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也曾让急于“解放全人类”的红色青年们个个热血沸腾！
文革中6年7个月的牢狱之灾唤醒了她的良知。对曾经给自己带来巨大声誉的那些颂毛作品，她不以为荣，反以为耻！她为那么多农民活活饿死感到震惊，更为自己曾替修“红旗渠”的甘肃某县写过颂歌一事，痛悔不已，那里死人比例高得吓人！瞿希贤沉痛地说：“我写了不止一首为大跃进鼓劲的歌，心中有一种负罪感！” 2005年，北京举行瞿希贤作品演唱会。当观众起立高喊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时，瞿希贤坚决制止了。事前，她就跟指挥打过招呼：不唱此歌。而且，她在自己的歌曲集《飞来的花瓣——瞿希贤合唱作品》中收录此曲时，格外注释：“收入此集作为历史足迹。”（《黄钟》秦西炫著《我认识的瞿希贤》）
有“负罪感”的当然不只有“红歌”作者，也有“红书”作者 《欧阳海之歌》是当年红遍全国的红书。它曾“创下中国小说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作者金敬迈也因此书进入了“红色司令部”。在别的作家被批斗，凌辱，纷纷自杀的时候，他被江青任命为“中央文革文艺组负责人”，并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谁知风光了一百二十三天，就被以“整江青同志黑材料”罪名关进秦城监狱！毛死后才平反出狱。
七年的监禁使他“明白了很多道理，看清了很多人。”大彻大悟的金敬迈不但不以自己捏造出来的“红色经典”自豪，反而深感自疚。“我也曾真诚地参加了造神造鬼的行列，而且不遗余力，声嘶力竭。”“我生不逢时，……总是弄虚作假下去，我们怎么对得起子孙?” 他说：“写《欧阳海之歌》的时候，我正睡着。现在，我醒了。”
文人中较早清醒的也不在少数。文学天才吴祖光（新凤霞丈夫）八十年代初全国政协会上就大声讲，毛泽东罪恶滔天，要把他的像从天安门上撤下来，把他的尸首从纪念堂里扔出去！健在的老知识分子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作家铁流先生，多年来一直为“毛像下墙，毛尸出堂”冒险犯难，奔走呼号！他们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里当之无愧的硬骨头。
写到这里，笔者又意外看到另一位音乐大家的泣血故事，愿与唐先生分享。 这位音乐家同样怀有“贝多芬之梦”。 同样在毛泽东时代打入监牢！ 不同的地方，他结局比唐先生更惨，文革初期即被枪杀！ 他是因为把矛头直指毛家“夫妻店”而遭到枪杀！ 他比其它被枪杀者死得更惨，比张志新更早被割断喉咙（资料显示文革中张志新是第30名临刑时被割喉管者）！ 他就是大师级的音乐家，上海市市长陈毅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指挥的陆洪恩先生。人说他的事迹仿佛就是俄国电影《被太阳灼伤》的中国版，这部电影由于真实再现斯大林时代的迫害和恐怖而获奥斯卡奖。
六八年四月二十日那天，陆先生被“上海革命委员会”批准枪杀前，当局要他表态，究竟要死还要活时，他作狮子吼：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石破！天惊！！鬼神泣！！！
同监难友王文忠在所著《风雨人生路》中回忆说：“他在监狱苦难的生活里经常跟我讲起在维也纳这座音乐摇篮里发生的故事，常常幻想着这片音乐之乡，希望自己的灵魂也能飞到这个一生向往的音乐摇篮。”“他忘记了伤痛，忘记了被铐着的双手，嘴里哼着，手指摇动打着拍子，沉浸在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庄严旋律中。” “临赴刑场前，托我帮他完成两件事：第一件，如果有机会逃出国门的话，一定要去维也纳，代他在贝多芬墓前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在中国，有一位他的敬仰者是哼着他的《英雄交响曲》与《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第二件，帮他寻找文革初被‘扫地出门’去新疆的独子，告诉他父亲是怎样被折磨死的。”
陆先生以自己的鲜红的血与美丽的生命，再现了中国士大夫“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美德，也为当代知识分子谱写了一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壮歌！ 庆幸的是，这位有情有义的难友“帮他完成生前未了的心愿。”最后找到他的儿子，也走访了他心驰神往的奥地利。 陆先生儿子说，父亲平反后，我们家属曾想为父亲立一座烈士铜像，但未能如愿。〖更应该拍成电影！〗 但我想，中国民主史上，陆洪恩的名字已经与林昭、张志新、刘文辉、遇罗克、王佩英、冯元春、李九莲……并列，作为反专制暴政的烈士，永放光芒！
可惜，《浏阳河》作者唐璧光先生至今还“睡着”，还没“醒”过来！
《“浏阳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为“历史反革命”》这篇文章说：“唐璧光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为《浏阳河》的著作权而奔波。唐璧光说他对《浏阳河》的感情就像对待痴儿一样，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浏阳河》的影响太大了！” 唐璧光还预言《浏阳河》的生命力：“只要毛泽东的名字在这个世界存在，《浏阳河》也就永远存在。” 唐先生至今仍为他的颂毛大作《浏阳河》而自豪，他仍相信毛会永垂不朽。看来，他根本不理解“红歌”的本质，更不了解真实的毛泽东。
红歌是什么性质的歌？
笔者三年前在《怎样认识红歌的反动本质》一文中指出： 红歌，作为国家“主人”歌颂“公仆”的歌曲，是涂上“红色”油彩的专制文化、皇权思想、臣民意识的现代版，是中国源远流长的“马屁文化”的巅峰。它宣扬了“反民主的反动”（毛泽东）思想，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也是苏联、东欧极权主义制度的丧歌！ 毛泽东是什么人？ 他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并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自诩。 在他死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被红歌作者极力贴金的毛泽东，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是造成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人民深重苦难的罪魁祸首！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毛泽东也曾经是民主的“发烧友”。毛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只能走民主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在《愚公移山》中他又断言：“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进一步把“民主”规定为判断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政党、一个政府是否“反动”的唯一标准。
令人痛惜的是，这些至今仍闪光的语言，在他只是欺世盗名的道具而已。一旦夺权得手，即弃之如敝屣，迫不及待实行一条“反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反动”路线。这样，不但将他自己抛到了“反民主的反动”一方，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也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浩劫”！
民主的基石是什么？是人权，是人人皆有的权利。 人权的根本是什么？是生命权。没有生命权，就没有人的一切。 以人为本，必然以人的生命为本。必然珍惜生命，敬畏生命，关爱生命，也必然走向保障人权的宪政民主制度。以主义、党派、国家为本，必然漠视生命，践踏生命，也必然走向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 这是价值观的分界线。
对中国人来说，自古以来都知道“人命关天”。造反起家的帝王也都明白“慎杀”的道理。官府不得枉杀无辜，平民“杀人者偿命”。 近现代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普世观念的普及，宪政民主制度的构建，《世界人权宣言》的发布和具有强制性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都是对人的生命权的有力保障。任何人的生命，不经公开、公正的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 “世界人权宣言”强调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它身份等任何区别。”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于1998年10月5日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约》，但仍未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第六条明确规定：
（一）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二）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判处应按照犯罪时有效并且不违反本公约规定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法律。这种刑罚，非经合格法庭最后判决，不得执行。
（五）对十八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
毛泽东终其一生的最大罪恶，就是以“政治”、“出身”、“财产”的“区别”为理由，不“经合格法庭最后判决”，“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在他执政的27年间，除了政策性地饿死了数千万人（绝大多数为农民），还以“最高指示”代替法律，用“群众专政”（如“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荒唐方式，整死（枪毙、瘐死、折磨死、自杀……）了数千万人，制造了规模空前的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
作者-五 丘
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
五十里水路到湘江
江边有个湘潭县哪
出了个毛主席
领导人民得解放啊咿呀咿子哟 ……
红歌《浏阳河》，当年几乎家喻户晓，至今，演唱中还会听到。在红歌排行榜上它几乎是《东方红》的姊妹篇了。歌词都明白畅晓，曲调都优美动人，更重要的都是“民歌”。《东方红》陕北民歌，《浏阳河》湖南民歌。不同的是前者有时会写上作者“李有源”，而后者标上“湖南民歌”,没有作者。这更增添了歌曲的份量。你看，没有专门家，人民群众不照样歌唱自己的“大救星”,而且歌唱得这么动听啊！
对此，笔者早有疑问：谁都知道，一首民歌的形成必须相当长的岁月。我家正好与“红太阳升起”的湘潭县相邻，怎么不知不晓间就“嘣”出这么一首“民歌”来？！ 近来偶然读到凤凰网上何宗华先生的《“浏阳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为“历史反革命”》，方知它果真不是民歌，同时也知道了曲作者唐璧光的泣血故事！
唐先生湖南东安人，音乐天赋惊人！婴儿时不管如何大哭不止，只要祖父唐柳愚的二胡一响，立即止住哭闹，凝神聆听。咿呀学语时，祖父教授他宫、商、角、征、羽，一学就会。四岁时能唱祁剧，六岁能唱小调。祖父一心一意期望他成为“东方贝多芬”。临终之际，将多年来收藏的贝多芬作品集交给唐璧光。集子封面上端端正正写着一个“梦”字。
日本入侵打破了他的梦。1945年，日本鬼子侵入东安，唐家房屋被烧毁，父亲被东洋刀劈死！满怀国恨家仇，唐璧光于1945年5月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国军”，接受军训。同年8月，日军投降。他不辞而别，赶往家里桂花树下挖出埋藏的音乐集子。他要重温“东方贝多芬”之梦！
就这三个月的军训打破了他和祖父的“同一个梦想”。
1947年他考上湖南音乐专科学校，1949年分配到长沙市工人文工团作曲，湖南大学进修毕业后，随团参加土改。他说：“土改后，劳动人民分得了胜利果实，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对毛主席的感激爱戴之情是难以形容的，从而激发了我的满腔激情，欢快的旋律好似滚滚江流，汹涌澎湃，倾泻直下，我一挥而就。” 《浏阳河》诞生了！从此唱响中国，也传到了国外！ 正在他自信将有更多的《浏阳河》问世时，厄运降临了！
1952年，刚刚参加土改归来的唐璧光，政治学习会上结合自己的经历作了歌颂新社会的热情洋溢的发言，其中谈到了三个月军训的事。没料到会后立即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免予刑事处分，留团管制使用！1957年因为提了一条意见，又打成右派！双料“反革命”，锒铛入狱！贝多芬作品和多年来搜集的民间音乐集也被付之一炬！ “东方贝多芬”之梦未成，却成为他敬爱的领袖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苦难接踵而来。妻子提出离婚，原本聪明伶俐的儿子患脑膜炎成了痴呆，妻子狠心地将儿子推给他！从此，他的心血之作《浏阳河》被剥夺了署名权，成了“民歌”。狱中管教干部偏要他给犯人教唱《浏阳河》，每唱一句，心就被刀子划了一下…… 他想到了死！
坐监七年，劳改五年，又继续管制，直到1979年平反，他才被安排到零陵县花鼓戏剧团。 二十二年的磨难，创作必需的激情和灵感早已消耗殆尽，有心无力，徒唤奈何？ “东方贝多芬”之梦彻底破灭了！
读到这些，读者能不一掬同情之泪？ 其实，命运悲惨的红歌作者，岂止唐碧光一个！
略举数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们……”庄严雄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一响起，国人肃然起立！可今天的歌者有几个知道国歌作者遭受过怎样的迫害？田汉晚年患有糖尿病，文革中百般折磨后小便失禁，被逼着喝尿，1968年12月10日死于冤狱之中。与刘少奇一样，死后被改名“李伍”。“三年生死两茫茫”，母亲日夜惦念着这位孝子，每日依门翘首，等候儿子归来！
创作抗日歌曲《游击队员之歌》的贺绿汀是笔者老乡，是邵阳人的骄傲。文革中他除了遭受毒打，浆糊桶套在头上，还逼迫在地下学狗爬。因为据分析，歌词是“美化国民党统治”、“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
音乐经典之作《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光未然也免不了批斗。“文革旗手”，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毛泽东老婆江青亲自下命令：这首歌“留曲不留词”！
“洪湖水，浪打浪……人人都说天堂好，怎比我洪湖鱼米乡”，当人们为它的美妙旋律陶醉时，是否知道创作者的酸楚艰辛？拍电影歌剧《洪湖赤卫队》时，正值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演刘闯的演员夏奎斌饿得瘦了，从79.5公斤滑到59公斤，脸颊凹下去，尖嘴猴腮模样，导演谢添只好往他口里塞些棉花。“一号演员”王玉珍饿得“胖”（浮肿）了，只好请求特批“伙食补助”，每天20颗黄豆（《洪湖赤卫队》：难以忘却的记忆）。可就因为该剧中有句“贺龙领导闹革命，红旗飘扬打胜仗”，文革一来此剧就被定性为“反对毛主席”，“歌颂大土匪、大军阀、大野心家贺龙”的“大毒草”！剧被禁演，演员受到残酷迫害。
受到毛泽东青睐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以及《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红极一时，作者李劫夫更因替“毛泽东语录”谱曲红得发紫。 “九大”刚宣布“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为“接班人”，一贯“紧跟”的他，迫不及待谱写《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标题写出不几天，就爆出了“9，13”事件！林彪在蒙古摔死，劫夫在中国遭“劫”，夫妻双双被捕！5年后，李死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最具警世意义的是一号红歌《东方红》的“词作者”李有源。他做梦也想不到，“大救星”从延安窑洞升到北京天安门之后，他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被折腾得揭不开锅，大儿媳为活命不得不逃荒要饭（见《告别饥饿》）！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问红歌的作者一个严肃而沉重的问题： 你们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为“红太阳”制作颂歌，为何“红太阳”普照大地之日，正是你们蒙冤受屈之时？而“红太阳”陨落之后，你们才得以平反昭雪？
此中道理不少红歌作者终于明白过来。 瞿希贤是“忆苦思甜”代表作《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作者，“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那悲凄的曲调，赚取过多少无知孩子的眼泪。（“狐皮袍子”让“妈妈”去缝制，地主脑子进水了？）她还创作了被誉为“第二《国际歌》”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类解放的新时代，看旧世界，已经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也曾让急于“解放全人类”的红色青年们个个热血沸腾！
文革中6年7个月的牢狱之灾唤醒了她的良知。对曾经给自己带来巨大声誉的那些颂毛作品，她不以为荣，反以为耻！她为那么多农民活活饿死感到震惊，更为自己曾替修“红旗渠”的甘肃某县写过颂歌一事，痛悔不已，那里死人比例高得吓人！瞿希贤沉痛地说：“我写了不止一首为大跃进鼓劲的歌，心中有一种负罪感！” 2005年，北京举行瞿希贤作品演唱会。当观众起立高喊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时，瞿希贤坚决制止了。事前，她就跟指挥打过招呼：不唱此歌。而且，她在自己的歌曲集《飞来的花瓣——瞿希贤合唱作品》中收录此曲时，格外注释：“收入此集作为历史足迹。”（《黄钟》秦西炫著《我认识的瞿希贤》）
有“负罪感”的当然不只有“红歌”作者，也有“红书”作者 《欧阳海之歌》是当年红遍全国的红书。它曾“创下中国小说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作者金敬迈也因此书进入了“红色司令部”。在别的作家被批斗，凌辱，纷纷自杀的时候，他被江青任命为“中央文革文艺组负责人”，并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谁知风光了一百二十三天，就被以“整江青同志黑材料”罪名关进秦城监狱！毛死后才平反出狱。
七年的监禁使他“明白了很多道理，看清了很多人。”大彻大悟的金敬迈不但不以自己捏造出来的“红色经典”自豪，反而深感自疚。“我也曾真诚地参加了造神造鬼的行列，而且不遗余力，声嘶力竭。”“我生不逢时，……总是弄虚作假下去，我们怎么对得起子孙?” 他说：“写《欧阳海之歌》的时候，我正睡着。现在，我醒了。”
文人中较早清醒的也不在少数。文学天才吴祖光（新凤霞丈夫）八十年代初全国政协会上就大声讲，毛泽东罪恶滔天，要把他的像从天安门上撤下来，把他的尸首从纪念堂里扔出去！健在的老知识分子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作家铁流先生，多年来一直为“毛像下墙，毛尸出堂”冒险犯难，奔走呼号！他们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里当之无愧的硬骨头。
写到这里，笔者又意外看到另一位音乐大家的泣血故事，愿与唐先生分享。 这位音乐家同样怀有“贝多芬之梦”。 同样在毛泽东时代打入监牢！ 不同的地方，他结局比唐先生更惨，文革初期即被枪杀！ 他是因为把矛头直指毛家“夫妻店”而遭到枪杀！ 他比其它被枪杀者死得更惨，比张志新更早被割断喉咙（资料显示文革中张志新是第30名临刑时被割喉管者）！ 他就是大师级的音乐家，上海市市长陈毅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指挥的陆洪恩先生。人说他的事迹仿佛就是俄国电影《被太阳灼伤》的中国版，这部电影由于真实再现斯大林时代的迫害和恐怖而获奥斯卡奖。
六八年四月二十日那天，陆先生被“上海革命委员会”批准枪杀前，当局要他表态，究竟要死还要活时，他作狮子吼：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石破！天惊！！鬼神泣！！！
同监难友王文忠在所著《风雨人生路》中回忆说：“他在监狱苦难的生活里经常跟我讲起在维也纳这座音乐摇篮里发生的故事，常常幻想着这片音乐之乡，希望自己的灵魂也能飞到这个一生向往的音乐摇篮。”“他忘记了伤痛，忘记了被铐着的双手，嘴里哼着，手指摇动打着拍子，沉浸在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庄严旋律中。” “临赴刑场前，托我帮他完成两件事：第一件，如果有机会逃出国门的话，一定要去维也纳，代他在贝多芬墓前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在中国，有一位他的敬仰者是哼着他的《英雄交响曲》与《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第二件，帮他寻找文革初被‘扫地出门’去新疆的独子，告诉他父亲是怎样被折磨死的。”
陆先生以自己的鲜红的血与美丽的生命，再现了中国士大夫“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美德，也为当代知识分子谱写了一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壮歌！ 庆幸的是，这位有情有义的难友“帮他完成生前未了的心愿。”最后找到他的儿子，也走访了他心驰神往的奥地利。 陆先生儿子说，父亲平反后，我们家属曾想为父亲立一座烈士铜像，但未能如愿。〖更应该拍成电影！〗 但我想，中国民主史上，陆洪恩的名字已经与林昭、张志新、刘文辉、遇罗克、王佩英、冯元春、李九莲……并列，作为反专制暴政的烈士，永放光芒！
可惜，《浏阳河》作者唐璧光先生至今还“睡着”，还没“醒”过来！
《“浏阳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为“历史反革命”》这篇文章说：“唐璧光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为《浏阳河》的著作权而奔波。唐璧光说他对《浏阳河》的感情就像对待痴儿一样，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浏阳河》的影响太大了！” 唐璧光还预言《浏阳河》的生命力：“只要毛泽东的名字在这个世界存在，《浏阳河》也就永远存在。” 唐先生至今仍为他的颂毛大作《浏阳河》而自豪，他仍相信毛会永垂不朽。看来，他根本不理解“红歌”的本质，更不了解真实的毛泽东。
红歌是什么性质的歌？
笔者三年前在《怎样认识红歌的反动本质》一文中指出： 红歌，作为国家“主人”歌颂“公仆”的歌曲，是涂上“红色”油彩的专制文化、皇权思想、臣民意识的现代版，是中国源远流长的“马屁文化”的巅峰。它宣扬了“反民主的反动”（毛泽东）思想，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也是苏联、东欧极权主义制度的丧歌！ 毛泽东是什么人？ 他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并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自诩。 在他死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被红歌作者极力贴金的毛泽东，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是造成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人民深重苦难的罪魁祸首！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毛泽东也曾经是民主的“发烧友”。毛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只能走民主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在《愚公移山》中他又断言：“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进一步把“民主”规定为判断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政党、一个政府是否“反动”的唯一标准。
令人痛惜的是，这些至今仍闪光的语言，在他只是欺世盗名的道具而已。一旦夺权得手，即弃之如敝屣，迫不及待实行一条“反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反动”路线。这样，不但将他自己抛到了“反民主的反动”一方，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也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浩劫”！
民主的基石是什么？是人权，是人人皆有的权利。 人权的根本是什么？是生命权。没有生命权，就没有人的一切。 以人为本，必然以人的生命为本。必然珍惜生命，敬畏生命，关爱生命，也必然走向保障人权的宪政民主制度。以主义、党派、国家为本，必然漠视生命，践踏生命，也必然走向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 这是价值观的分界线。
对中国人来说，自古以来都知道“人命关天”。造反起家的帝王也都明白“慎杀”的道理。官府不得枉杀无辜，平民“杀人者偿命”。 近现代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普世观念的普及，宪政民主制度的构建，《世界人权宣言》的发布和具有强制性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都是对人的生命权的有力保障。任何人的生命，不经公开、公正的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 “世界人权宣言”强调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它身份等任何区别。”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于1998年10月5日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约》，但仍未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第六条明确规定：
（一）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二）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判处应按照犯罪时有效并且不违反本公约规定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法律。这种刑罚，非经合格法庭最后判决，不得执行。
（五）对十八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
毛泽东终其一生的最大罪恶，就是以“政治”、“出身”、“财产”的“区别”为理由，不“经合格法庭最后判决”，“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在他执政的27年间，除了政策性地饿死了数千万人（绝大多数为农民），还以“最高指示”代替法律，用“群众专政”（如“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荒唐方式，整死（枪毙、瘐死、折磨死、自杀……）了数千万人，制造了规模空前的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
從共產黨看來，一切無非工具。
這些革命文藝工作者也是工具，為黨服務的工具。
既然是工具，就不用講人性，尊重，欣賞。
為黨服務就是對的，不是為黨服務就是錯的，文學價值云云是扯蛋。
中國共產黨如此，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也是如此。共產黨統治下是沒有創作自由與思想自由的；黨已經掌握了絕對真理，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宣傳黨的絕對真理，不需要獨立思考，創作更不能唱反調。
好的大官嫖客也不这样对待青楼女子或者断袖啊。
□ 林晓文 陈 放
一
1957年《林海雪原》出版,在全国引起轰动。1963年初,小说的作者曲波以上校军衔被部队召回,派他去南海要塞部队体验生活,两年后又回到以前工作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仍担任原职。
“文革”风暴才初露端倪,曲波的日子就已经很艰难了。人们以为,取材于《林海雪原》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正在热演,原作者绝不会受到冲击。但1966年6月的一天,一机部的职工惊异地发现,第一批被揪出来的两个人中,竟然就有这位当红作家,另一位是总工程师沈鸿。
在被揪斗的对象中,曲波无疑是重量级人物,他一下子就被扣上4顶大帽子:“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文艺黑线急先锋”,外加一个“牛鬼蛇神”。
批斗他的时候,到会的人特别多,因为事先知道批斗对象是《林海雪原》的作者,大家都想看一看能写出如此轰动作品的作者是什么样子,连其他部委的人也来凑热闹。
战争年代曲波负过重伤,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被批斗时,由于他“顽固不化”,不承认自己有“罪行”,因此要承受比别人多的痛苦。他因伤致残的脚一种姿势站不了多久就必须活动一下。每当这时,造反派就上前呵斥:“不准动,再动就对你不客气了!”曲波只得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运动”初期,台下经常有人小声议论:“想不到书生样的人竟然带部队剿过匪,而且小说写得那么感染人。”“这么一个弱小的瘸子,怎么会是‘急先锋’‘走资派’呢?”
不久,继曲波之后,一机部的部长、司局长们也都陆续被揪出来了,曲波除了单独挨斗外,还经常成为部长们的“陪绑”。
回到家后,筋疲力尽的曲波依然气愤难平,他想不通,他的作品怎么都成了毒草了?
当时,曲波的《桥隆飙》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了10万册,但尚未发行就被江青知道了。江青调去几本,读后结论为:“这本书是一株大毒草。不准出厂,就地销毁!”印刷厂随即便将所有成品书用卡车运到造纸厂化成纸浆。著名作家管桦的儿子在造纸厂工作,偷偷地带出100本,还有些工人也偷出去不少,在社会上传阅开了。曲波夫妻俩偷偷来找管桦,管桦说:“要有个思想准备,谁也说不好这场运动究竟要搞成啥样子。”管桦送给曲波一本成品《桥隆飙》,“作个纪念吧!”曲波摩挲着这本飘着油墨香的新书,心情激动得无以言表,一个劲儿地谢老朋友。
二
1967年9月,曲波在北京26中上学的大儿子曲晶晶,因办《星星之火》校报,写了反对江青“文攻武卫”的传单,被康生点名抓进了监狱。曲波夫妇俩都在受批判中,直到曲波的弟弟去26中找外甥才获知消息。这时已是冬天,孩子是穿着单衣被抓走的。夫妇俩赶紧买好棉衣棉被,由曲波送去。曲波那天特意换上军装,瘸着腿,找了很多监狱才找到关儿子的地方。看管的人说:“放这儿吧,我们给你送进去。”曲波口气很坚决,说:“不行!我必须看到儿子的亲笔收条。”直到看到儿子的字迹,曲波才放下心来。儿子被关了一年多才放出来。
孩子们那时都没有参军资格,除小女儿留在身边外,其他3个孩子都上山下乡了。大女儿淼淼在中国医科大学只上了一年预科,就下放到农村医疗队去了;大儿子晶晶后被下放到陕北农村插队;小儿子磊磊在北大荒插队。
一次批判会上,有人说曲波曾受到过苏联领导人接见,是地道的修正主义分子,还质问他:“你离赫鲁晓夫之流还有多远?”曲波答:“不远。开会时他就坐在你那位置,我们还交流过,可惜我不会俄语,他咕噜些啥我一句也没听懂。”引得全场一片哄笑,弄得主持人十分尴尬。
1969年9月7日傍晚,一机部来人到曲波家,说要接曲波去值夜班。爱人不放心,对来人说:“告诉我去哪里,我好送晚饭。”来人什么也不说,就把曲波推上一辆车带走了。到了一机部门口,曲波又被转到另一辆车里。上车一看,空军司令吴法宪在里边坐着,曲波就问:“吴司令,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吴法宪不动声色地说:“不是我找你,是江青同志找你。”
小轿车在西郊兜了好长一段路才转到钓鱼台江青住地。江青见了曲波,一开始很热情地问他的情况。曲波说孩子们插队去了,他在干校学习。江青说:“哎呀,曲波同志,让你受罪了,我也没能帮你。听说你参加辽沈战役还负了伤,重不重?站起来走走让我看看。”曲波站起来走动了一下。江青又示意曲波坐在她身旁,曲波装着没注意,拣了一个离江青远一点的沙发坐下。
江青接下来说:“你写的几本书我都看了,虽然是毒草,但是可以看出你的创作才能。你参加过辽沈战役,我调了几个小将,你带一下,写写辽沈战役,怎么样?”曲波略一迟疑,回答说:“辽沈战役,我只是以普通基层指战员的身份参加,仅是团级干部,没有接触过战役统帅部门,没有这方面的生活。”
江青沉吟了一下说:“你不了解高层统帅的情况,可以让你看当时中央和林副主席的电报。”
曲波说:“只看电报是写不出东西来的,我的文学水平实在太低。”
江青有点不高兴了,“听说你曾经想过写辽沈战役,是不是?”
曲波说:“我曾经想写辽沈战役,也写了个提纲,但我要写的是战斗部队执行上级命令如何作战的故事。后来听说沈阳军区已有人写,我也就撂下了。”
江青说:“你把提纲给我送来,我看看。你现在可以回去了。对了,后天有场样板戏演出,你也来看看。”
曲波回到家已经深夜12点多了,爱人一直在等他的消息。听了他被接见的经过,爱人说:“你能推掉太好了,太对了,我们不上她的圈套。”接着,两人商量把过去写的辽沈战役的提纲给江青寄去,可不知地址怎么写。曲波说:“这好办,咱们把提纲装入信封,写国务院周总理转江青收,让孩子送到中南海北门,交给站岗的哨兵送上去。”
第三天,曲波按江青指示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样板戏。演出后,江青问曲波:“看了戏,有什么感觉?”曲波答:“很好,这是京剧的再创造。”江青说:“你的书要按照这个戏修改。”见曲波没吭声,江青又追问:“能不能改?”曲波说:“我现在还在接受审查,思想水平、写作能力都没有提高,我需要先好好学习,待提高后再考虑改不改、怎么改。”
虽然回绝了江青,但曲波心里还是忐忑不安。后来,有个江青身边的人说,曲波“这个人很坏,不识抬举”。
三
曲波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按当时的最高指示,他可以不下放进行劳动改造,但在系统内还是给他派了活。开始时他和挨斗的人一起扫院子、扫大街,后来让他到食堂劳动。人家问他会做什么,他说什么也不会做,就分配他卖粥。每天回来爱人都看到他满衣襟的粥渍,他说他给人家盛粥时都是满满的,瘸着腿端到窗口时就洒一地一身,没办法。过了几天,厨房师傅说:“老曲呀,你把稀粥洒在衣襟上没事,可洒在地上,我们走路都得小心滑倒。以后别卖稀饭了,你就负责往笼屉里摆馒头吧!”他答应了,让师傅先做给他看一下。转天,师傅叫住他:“老曲呀,你摆的馒头蒸出来都没人敢吃!你看,每个馒头上都有5个深指印,怎么搞的?”曲波说:“怕拿不住,捏得紧了些。”大家就笑他。后来让他到窗口卖小菜,一周下来赔了钱,他承认有时忘了收,只好自己补上。大师傅又把他退回军管会了。
军管会的人找曲波谈话说:“照顾你是残废军人才放到食堂,可人家说你什么也不会做给退回来了,怎么办?要不你去南口一机部农场劳动改造吧,做不了重活就做轻活,但不劳动就是修正主义了。”此后,曲波就到农场剪果树。他对这活挺感兴趣,还请假回京买修剪果树方面的书认真阅读。
漫长的10年“文革”终于结束了,曲波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他的《桥隆飙》和新作《山呼海啸》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摘自《扬子晚报》20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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