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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伢子系列”大碗茶专业个体户，专业不务正业，正儿八经不正经
正文
这不是俺的《山伢子传奇》的续篇，而是节外生枝的外一篇。
这个山伢子，不是俺那个韶山冲隔壁的上高中就有文章出书，可是连抄书都不会的半文盲。这个山伢子，出生在城里，却连高中也没上，初中毕业后就在农村拨拉土疙瘩啃苞谷棒子。可是他却又象俺的范健那样犯贱，不安生拨拉土疙瘩，却一边看山羊乱草，观察小姑娘大嫂子倔老头，一边博览群书，还用破钢笔一笔一划写文章写小说，当真的作家。他也同俺的山伢子一样，遇上一个跟他一样拨拉过土疙瘩的知己小弟。这个小弟小他十岁，也是聪敏好学，不但成为了大学生，也成为了博士，而且扶摇直上当了大官——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官：名片头衔要印一本册子的中国国家主席。
俺的山伢子没有这个山伢子那样的福气——俺的山伢子至今还被俺关在农场劳改没放出来，将来俺也不会安排他跟国家主席做知己。但是，这个叫贾大山的山伢子也没有俺的山伢子的福气——虽然跟俺的山伢子一样当上了政协委员，但是俺的山伢子后来腰缠万贯，而贾大山却两袖清风，而且在创作和名望如日中天之际，被食道癌夺去生命，年仅54岁。
贾大山这个山伢子，跟俺的山伢子一样，性格古怪命运不济。虽然俺还没有完全交代出俺的湖南山伢子的古怪命运，贾大山这个河北正定县的山伢子的命运，只要几笔勾画就可以让人万千感慨。
贾大山于1943年出生在万恶的旧社会，阶级出身是河北正定小县城的一个小铺子生意人家庭。由于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家庭出生，初中毕业后在阶级斗争台风再起的文革前夕，就被剥夺继续上学的机会下放到农村刨土疙瘩，成为了象范健和习近平一样的山伢子。虽然他生长在河北平原，这个贾大山却是真的乡下山伢子，长得象座山一样结实，也象山中石头泥块一样固执。可是他那山伢子的固执土帽中透着范健习近平一样的机灵好学。刨土疙瘩的同时他还泡书写文章，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写了一篇小说《取经》，一鸣惊人，获得1978年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后来成了脱产干部，当上了县文化馆的副馆长，成为全国知名的业余作家。他后来继续勤奋写作，陆续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许多都是享誉文坛的优秀作品，有名篇还被选入中学课本。而他却在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专著或者选集，成为罕见的没有一本书的著名作家。当然，他也就没有赚到什么稿费了。他一没入团二没入党，却也当了官，当了正定县文化局长。当了局长，他为正定县的文物古迹修复争取到几千万元的经费。他掌管着这个天文数字的经费，可是他连旅差费都没有在这些经费里报销过，更别提去海吃一顿了。这绝对不是因为他患有食道癌不能吃——他的食道癌很可能就是因为从来不吃公款而得的。谁见过那些海吃海喝的大官得了食道癌？黄菊都不是得食道癌遇难的呢。
这个呆在正定小县城的全国知名大作家，跟一个来到这个小县城的全国不知名的小青年习近平呆在一起了。1982年春，习近平年方28，从中央军委办公室“下放"到正定当县委副书记进行培养锻炼。贾大山这个山伢子已经是全国知名大作家，已快进不惑之年。习近平对这个大作家早已如雷贯耳，立马登门拜访。贾大山虽然是作家，也是肉眼凡胎。当老熟人介绍这位新来的县委书记见面时，他居然说，“呵呵，派了个嘴上无毛的来管我们呢!”而且，这山伢子恐怕当时也不知道这个小习跟中央的那个老习有什么关系，甚至他还很可能不太知道中央还有一个什么老习呢。
可是这个山伢子和嘴上无毛一见面就是相逢恨晚，成了知心朋友。一起喝着碎末花茶，一起抽着廉价香烟，吞云吐雾海阔天空。他们都有着因家庭历史问题被迫中断学业下乡刨土疙瘩的经历，都有着对社会和人生的相通相近相似的观察看法。甚至都还有着山伢子般半大小子的率性：走路神聊过了大半夜，到县委大院门卫睡着了，就互相踩着脊背翻越铁栅栏进院子。
贾大山和习近平作为知交，他这个局长当然不会一直不知道这个嘴上无毛的顶头上司的背景。他们在正定县的交情友谊也是公开的秘密。两年后习近平调任厦门，分别时互相泪花闪闪的场景，习近平的亲笔回忆绝对是真实的。不要说凭着一个知名作家的观察力，就是俺那个韶山冲隔壁山伢子的领悟力，贾大山也知道他遇到的这位忘年交知己，是一位大贵人，将来要大红大紫的大贵人。
蹊跷的是，贾大山在习近平这个县委书记的赏识提拔下当局长，却一直不入党。这不会是习近平不动员甚至亲自介绍他入党。因为习近平自己回忆，他和县委一直在物色文化局的骨干领导，一直看中贾大山。而当时几乎没有非党员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先例。贾大山是经过劝说，并且提出自己的条件才接受文化局长这个重任的。条件之一，就是要给他真正的权利。如果不是党员，哪怕当了局长，上面还有一个局党委书记顶头上司。让贾大山立即入党，一下子担任文化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不就得啦？可是习近平回忆中说，他们开了一个先例：贾大山这个非党人士担任文化局长，全盘全权负责文化局的工作。这就是说，那个文化局当时的党委书记，实际上是贾大山的副手，甚至聋子的耳朵。这里的逻辑推理就是，贾大山担任文化局长的另一个条件就是：不入党。原因是什么，谁都没有明说，但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许多人的回忆证实，这是贾大山的信仰问题：他“钻研佛教”。这应该证明，俺两年前伪托习近平给中央常委的信里说的这一段话，不是空穴来风：
“如果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恰好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科研甚至组织领导才能的人，甚至除了敬佛，对我习近平却远远不当菩萨敬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当院士甚至科学院院长？我们不要用党性来要求他不拜佛，但是我们可以用科学家和国家公务员的道德规范法律要求他不能用公款和公务员身份给寺庙奉献巨金，不能听由寺庙长老指点迷津来决定科研项目。”
蹊跷之二是，贾大山在跟习近平惜别之后，从来没有主动跟习近平保持联系。哪怕习近平一直念旧，从福建一直给他写信寄礼物贺年卡，这位仁兄大作家却连回信也不写，甚至习近平一再邀请他到南方来玩玩看看，他也一直没有答应。这绝对不是贾大山对习近平没有感情，人走茶凉。也绝对不是贾大山不知道习近平是棵好大的树。但是贾大山读过白居易，对《有木名凌霄》倒背如流：他不愿意做攀援大树的凌霄藤。
习近平是棵大树，也是个仁义之人。他远在南方牧民一方，还要攻读博士学位，真正日理万机。可是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位山伢子忘年交。不但经常写信打电话问候，还多次专程到正定看望贾大山。贾大山患病住院，习近平也专程来病床前看望。在贾大山去世之后，习近平还写了专文悼念。这篇悼念纪念文字，不但是俺所见到的习近平难得的情感真挚文笔流畅直抒胸臆的文章，而且是俺所读过的几乎所有党国领袖中不是唯一也是罕见的真情流露质朴实在的好文章。并且，俺可以断定不是出自秘书之手——中共要员的秘书，连陈伯达胡乔木都写不出这样真情质朴的文字。连俺这样的业余高九段洋墨水党八股写手，可以冒他名写信骗胡锦涛温家宝江泽民，可是绞尽脑汁也创作不出来这样的文字打动普通民众。
可是，贾大山死的太早。习近平的纪念文章也发得太早：1997年的习近平，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伟大领袖。他所倾入真情描述纪念的一位故友，一个非共产党员的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作家，那时候在中国已经非常难找到。哪怕有一个远在南国他乡的高级干部来纪念，也没有在中国引发几乎任何反响，更没有人来跟着学习，甚至寻找这样的异类。
随着正定县的习书记成为了中南海的总书记，正定就成为了革命圣地延安。正定的名胜古迹，除了隆兴寺，就是习书记原来的办公室；历史名人，除了秦汉时期南越国王赵佗和三国名将赵云，就是习近平，和中宣部到全国军民在习近平当主席之后考古新发现的这个土疙瘩平原上的一个山伢子，习近平的忘年交，一位几乎被人忘记的大作家小干部贾大山。中国的各种媒体开始高调报道重发习近平对贾大山的纪念文章，也开始挖掘报道贾大山同习近平的忘年交故事，并且开始让贾大山其人和作品重新出土，在他死后多年开始出版他的作品集，并进行热心高调的宣传。
老实说，俺对贾大山的作品虽然有过涉猎，但并没有认真细读过。粗略的印象是，贾大山是他的河北同乡孙犁那样一类的作家，有着清新的文笔，写着可读性很高而且接地气，但是合乎党的要求规范的作品。而且，他还是比孙犁高出一头。不但他笔下的人物很生动，他的主人公也不是高大全一类革命战士，而是向党提出大胆指望要求，让党觉得可怜而又可爱的"进步”而不反革命的群众。他们对于改革开放满怀信心和指望，同时向党温和委婉地提出似乎非分但并不冒犯的要求。通过这些作品，俺觉得，贾大山就是在告诉习近平：我就是这样的人。你如果把我当朋友看，就看我的小说，但是不要把我当干部：我干不了步。
下面俺来简要介绍一下俺所读过的贾大山的三篇小说。
《取经》
发表于1977年《河北文学》，当年即被《人民文学》转载，并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篇作品，是贾大山成名作，也可看作是贾大山的代表作。小说写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农村在华国锋的新式学大寨“农业现代化新高潮”中的一幕。农田基本建设现场大会上，李黑牛介绍经验，而引出王清智的脸红，王清智为什么脸红，而引出张国河、赵满喜的介绍。小说以小标题的形式层层推进，不仅布局构思上令人耳目一新，而且行文自然流畅，用白描手法娓娓道来。而这些艺术形式之外，让人震动的是小说试图表达的一个核心：农民总是在被上面瞎糊弄，可是他们已经开始反糊弄了。小说中的支书王清智反思道，今天咱向李庄学习的经验，正是去年李庄向咱学习的经验，人家所坚持的，正是我们所扔掉的。这是为啥呢？当然，“四人帮干扰破坏”是主要原因。可是，李庄呢，不是处在同样的干扰破坏之下吗？老王继续找结论，或者是作家帮他找原因，第一层，“我这个人善于务虚，人家黑牛善于务实”；而第二层，也就是这部小说的结尾，老王冒出一句泥腿子诗句：“要学参天白杨树，不做墙头毛毛草”。不要小看了这句泥腿子诗。这是贾大山在当时政治制度条件做出的最大胆而又不反党的深刻反思：他在对“随风倒”的人物做评判的同时，更意在寻找这种“风源”和风头。俺相信，包括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甚至邓小平们，即使没有读这篇小说，也在反思共产党这种指令计划大呼喊大呼啦大忽悠的“学大寨建设现代化农业”的荒唐荒谬，开始要彻底抛弃这种大呼啦大忽悠，推行“包产到户连产记酬”进而废除人民公社的农村大改革了。这样的小说，虽然在展示人性的永久性文学内涵主题上并不十分深刻生动，但是在当时对推进中共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农村改革上，对共产党是有着醍醐灌顶功效的。这就是贾大山这篇小说获奖的时代背景。它打动了党内高层，打倒了华国锋陈永贵们。
《花市》
这篇小说描述一种中国特定制度社会中权利对市场公平交易的蛮横，实质上指向共产党代表与掌握的权利深入最底层的对人与物的一种占有和支配，表达作家对一种不畏权势反抗这种占有支配的人性的追求赞美，一种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价值坚持。这种价值观的追求与坚持，在贾大山后来多篇小说中都得到体现。
《花市》写一个县城卖花的姑娘，“不过二十一二岁，生得细眉细眼，爱笑，薄薄的嘴唇很会谈生意”。小说围绕着一盆令箭荷花，先是老大爷与姑娘讨价还价，两人从15谈到10块，又议价12块，而半路杀出个年轻干部，他看上了这盆花，要以12块成交，并与老大爷争了起来。如果只是价格之争倒也罢了，关键是这年轻干部竟然意图动用行政手段，他问老大爷是哪个村的，村支书是谁。小说写到这里，有这样一段文字，“这一回，人们没有笑，乡下人自有乡下人的经验，他们望着年轻干部的脸色，猜测着他的身份、来历”，继而纷纷劝老大爷将盆花让给年轻干部，“只当是学雷锋哩”。年轻干部趁势交过来了钱，但是卖花的姑娘不干了，她“冷冷地盯着他”。这时，老大爷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愿出高价买花，年轻干部也不停地加价。姑娘好像生了很大的气，瞪了老头一眼说，"你干一天活，挣几个钱，充什么大肚汉子呢！十五不要，十四不要，十二也不要了，看在你来得早，凭你那票子新鲜，依你，十块钱搬走吧！记住，原产墨西哥，免得叫人再拿扇子拍你！"”短短的对话，将一个不认钱也不认权的女孩子，刻画得活灵活现。而小说结尾，当那位企图仗势欺人的年轻干部用扇子指着姑娘的脸说不出来话时，姑娘的反应也甚是干脆，“我叫蒋小玉，南关的，我们支书叫蒋大河，还问我们治保主任是谁吗？”
看到这里，俺突然为贾大山捏了一把汗，想起了几年后作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在1986年学生骚动之际，复旦大学一个学生公然在大会上向江泽民提出带有挑战性的问题。江泽民不回答这个学生的提问，用手指着这个学生鼻子问：你是那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你的系主任是谁？！
更在多年后，湖北省长李鸿忠更是对提问的《京华时报》记者喝问：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是《人民日报》记者吗？你是党的喉舌吗？你的领导是谁？我要找你们的领导去！并且一把在众目睽睽之下夺走这个记者的录音笔。
《花市》这部小说曾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一年级语文课本。我想，它的用意，并不只在于对于人物描写与人物对话的语文教学，而在于对于告诉中国的学生娃子，江泽民喝问学生单位以及李鸿忠抢记者的录音笔并且要其“单位领导”整治这样的小民刁民，是子虚乌有的事。共产党或许有底层官吏素质不高，但是即使这样的底层官吏，也是对人民很敬畏的——他们也不敢动辄找支书和治保主任整治一个卖花的村姑。当然，孩子们长大之后一定会知道，要是惹上了市委书记和省长不高兴，村支书和治保主任是自家叔伯也不管用的。
不知道贾大山是不是同意语文老师这样对他的作品进行讲解。俺甚至怀疑，是不是贾大山看见一个被某位科长强行低价买走鲜花之后，这个卖花姑娘被老头辱骂而哭哭啼啼的真实生活场面，而进行的反向文学加工再创作。
小说结尾颇具诗情画意，“她笑微微地站在百花丛中，也像一枝花，像一枝挺秀淡雅的兰花吧？”这朵小兰花，应该是贾大山用来向习近平呼唤怜香惜玉吧。
《劳姐》
小说从1975年清理农村超支欠款，老杜负责董家湾写起。董大娘劳姐的女儿家有困难一时还不起，劳姐设法去找老杜说明，没想老杜面对面时装作自己不是老杜。但是劳姐仍抱有信任，她说，“我虽没有见过老杜，可我听说过老杜。当年县大队里有老杜，土地平分有老杜，办社也有老杜。共产党起事，扎根立苗就有老杜。只要我摸着老杜，把情况说明了，看哪个小子再敢欺侮我！”这个劳姐就是把共产党干部当作靠山。然而老杜不为所动，照样非坚持逼迫她女儿交款。劳姐伤心地哭了，她刨了枣树，卖了麦子还了款。但在有人贴大字报整老杜的黑材料时，劳姐却将枣树与麦子一事隐藏了起来，保护老杜，决不对老杜落井下石。当外孙女事后问姥姥你怎么撒谎时，劳姐的一席话让人动容，“我虽没有摸着老杜，可我听人说过老杜。他不好，兴老百姓骂他，不兴他们苦害他……”而当十年浩劫结束，老杜又恢复了工作并想借住劳姐家完成对董家湾的蹲点时，劳姐却以“不认识”给拒绝了。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老杜说，“现在不留我们不怕，好在是和平环境嘛。”贾大山的笔锋在此透出了他的犀利，“在劳姐心目中，老杜是党的人，是老百姓不能缺少的领导人；可是，在老杜的心目中，她占据着怎样一个位置呢？”
贾大山最令人折服的思想与语言，是他没有或者不敢在作品中写出，但是私下里对友人说出的话。据友人回忆，有次友人问他：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贾大山脱口而出：有贼心无贼胆的，是好人。有贼心还有贼胆的，就是坏人。
不知道几乎无话不谈的贾大山和习近平之间是否有过这样的对话。俺估计没有。一是习近平不会问贾大山这样的傻问题。二是贾大山再傻也不会对习近平作这样的回答。假如习近平问贾大山：你有没有贼心？贾大山一定如实招认：我有，但是没有那个贼胆。
假如贾大山问习近平呢——如果给了你天大的胆加本事，你做不做贼？
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
有贼心无贼胆的，是好人。有贼心还有贼胆的，就是坏人。
为了防止中国的老百姓看懂这样直白的反动话，俺用现代古文故弄虚玄高深翻译一下：
人皆有贼心，人非皆有贼胆。贼胆之有无，在于得逞之难易，代价之高低。做贼之难易在于代价之高低，贼之多寡在于人人可否假定别人为贼而设防，且人人可否善待他人为无胆之贼。惩罚最严者，惩家贼也；设防最严者，以防国贼民贼狗官也。而令贼丧胆之设防，在于民之制约监督制裁也。若无此等民权制度制约制裁，民被贼治，人皆为贼也。是故齐奥塞斯库据国为家不为窃，狗官“考布上校”名正言顺授衔册封，齐氏夫妻终亡于弹，而金大盗世家之国道不拾遗，窃钩者杀无赦，神州天国贼官前腐后继不绝也。
附录：习近平追忆大山
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去世以后，在他的家乡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认识他、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无不在深切地怀念他，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至交，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文坛、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纪念文字，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是具有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那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到正定工作后，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性格、学识、为人的议论，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他那超常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机敏的反应，还有那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无话不谈。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他边说边往外送，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1982年冬，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
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明、才华横溢、析理透澈。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的更为强烈和独特。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以诙谐幽默的语调，合情入理的分析，乐观豁达的情绪，去劝说人们、影响人们，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时，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我在正定期间，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我到南方以后，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热闹，未有及时回应。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很少给他写信了，只是偶尔通个电话，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工作忙，不愿给我添麻烦。虽然接触联系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工作和创作状况。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节，在离开正定6年之后，我受正定县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乡——正定。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诙谐幽默，依然那样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那年，他还不到50岁，正当精力充沛、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他告诉我，什么小说在哪个杂志发表了，什么小说被哪几家刊物转载了，正在构思或写着什么，显得非常兴奋。那次相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长谈，便依依惜别了。
1995年深秋，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后来，听说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能吃进一些流食了。再后来，听说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刚好，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见到他时，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只见他面色憔悴，形体枯槁，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还依然闪耀着流动的亮光。他看到我进来，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稍微平静些后，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恶魔般的细胞，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这时的大山，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体愈显瘦小，声音嘶哑，眼光浑浊，话语已经不很连贯，说几句就要歇一歇。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预感——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至此，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这时的大山，却显得非常平静，倒是先安慰起我来。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他笑着说：“我已瘦成这样，不像个人样儿了，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他虽是这样说，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2月21日，在我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岁。
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长。我多么想亲自去为他送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无奈远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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