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通过一个传统和田维吾尔族家庭30多年来在和田、内地的经历和感受，试图令读者更多地了解维吾尔族人的经历和内心。文章的口述者库尔班江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谈到因为兄妹几个不去讲经班，全家人受到了亲戚的排斥。
上世纪80年代起，库尔班江的父亲做玉石生意，走出新疆，频繁进入内地。独特的经历和开阔的视野改变了他对教育、宗教、民族的观念，亦影响了四个子女此后的人生轨迹。深受父亲影响的长子库尔班江同样来往于口内各地与和田。他在内地的经历代表了大多数维吾尔人在内地的境遇，而他对故乡和田的独特观察，对宗教、保守主义不断挤压世俗社会的深深忧虑，则为读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理解新疆维吾尔族世界的窗口。
以下是全文：
绿洲城市和田是中国最西部的城市之一，坐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戈壁滩之中。和田距离北京超过4000公里，距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也超过1000公里。过于遥远的距离使得和田人看外面，尤其是口内（新疆方言，内地），以及口内人看和田，都极度困难。即使今日互联网高度发达，陌生感、误解和疑惑依然充斥心间。
而近年来在和田发生的几次极端暴力事件，以及一些被披露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中，不时出现施暴者和田籍贯的信息，令和田被动地成为口内人颇为关注，些许恐惧，希望了解，却又所知甚少的地方。
作为传统维吾尔族居所，和田是否受到全球宗教保守主义的影响？和田的维吾尔族社会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情形？当和田人来到口内，会是怎样的经历、遭遇和内心感受？而走出去的和田人，回到故乡后，又会是什么样的心境和矛盾？尤其是，与口内人同样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的现代化，同样面临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业和信息化社会的急遽转型，和田人的经历是怎么样的？所有这些，都是大多数公众茫然无知的。
本文无意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但通过一个传统和田维吾尔族家庭30多年来在和田、口内多地的经历和感受，通过主人公库尔班江用新疆风味汉语的喃喃自语，试图令读者更多一点地了解维吾尔族人的经历和内心。
上世纪80年代起，库尔班江的父亲做玉石生意，开始走出新疆，频繁进入口内。独特的经历和开阔的视野改变了他对教育、宗教、民族的观念，亦影响了四个子女此后的人生轨迹：老大（库尔班江）在北京拍摄纪录片，二女儿在和田从事汉语教育，三儿子在深圳做玉石生意，四儿子在深圳影楼工作。
深受父亲影响的长子库尔班江同样来往于口内各地与和田。他在内地的经历代表了大多数维吾尔人在内地的境遇，而他对故乡和田的独特观察，对宗教、保守主义不断挤压世俗社会的深深忧虑，则为读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理解新疆维吾尔族世界的窗口。
最近关于新疆的事情特别多，我特别难受。这种难受劲儿没法用语言表达，新疆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成为热门话题。
3月1日昆明暴恐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跟朋友在外边吃饭，回到家已经10点多了。一看昆明出了事，我心里就开始不安，一直盯着手机看新闻，越看越不安，因为有人提到行凶者穿着黑衣。我有70%的预判，这件事与新疆有关。等后来消息确认，我整个人都瘫痪了，在家里待了一天，什么都不想干，哪里都不想去。这种感觉，2009年“七五事件”的时候有过，但这次更恐慌。怎么说呢，发生在新疆，对很多人来说毕竟是很遥远的，但这次是昆明，就像在家门口一样。我想，这对于内地普通民众的影响更大。
3月2日那天，我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以前从来没有过，我心情更不好了。对方倒是没说什么，也很客气。问我：你要继续待在北京吗，有要回新疆的打算吗？我说，老婆孩子、房子都在北京，我打算一直待在这儿。他们就把电话挂了。我给周边的一些朋友打电话，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影响。一个朋友，是个女孩，派出所的直接去了她的住所，说是安全检查，把她吓坏了。派出所的走了以后，她很害怕，就给房东打电话。房东说，我知道，他们也给我打了电话。后来房东又说，对了，如 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什么都别想，好好工作，外出注意。我朋友感动得直掉眼泪。
然后就是马航的事，先是说飞机上有一个新疆人，于是有了各种猜测。那个人恰好是我的朋友，一个画家，我赶紧把他的一些信息发到网上，澄清事实，消除误解。接着长沙又出了事（编者注：3月14日，长沙两名新疆籍商贩因纠纷互殴，4名无辜市民被殃及身亡。两名商贩，一人互殴中被砍死，另一人被警方当场击毙），网上再次对新疆人骂声一片，但这一次，我任何消息都没有发，这和内地发生的一些恶性事件没什么本质不同。昆明的事情是恐怖袭击，长沙的是刑事案件，这两件事 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想，新疆人的形象不应该是这样的。我要实实在在做点事情，让外界了解新疆，了解新疆人：其实他们和所有人一样，只是为了过好日子。我现在没有足够的资金拍摄纪录片，但可以用图片来讲述这些人的故事。从3月3日起，我就一个个地联系在北京的新疆人，各个民族都有，拍照片、写故事。现在我已经拍了差不多30个人，有打馕的，卖烤肉的，在医院、科研单位、传媒行业工作的，还有设计师。希望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让大众知道普通的新疆人是什么样的，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同样，我也要说出我自己和家人的故事。一个和田的维吾尔族家庭，经历了怎样不同的改革开放年代，以及在内地过着怎样不同的生活。
“库爸三迁”
和田是新疆非常传统的维吾尔族地区，但我们家与其他家庭有些不一样。我们家四个孩子，三个不在新疆工作和生活。老三继承了家族的生意，在深圳开玉器店，老四在深圳一家婚纱摄影公司做后期处理。只有妹妹在和田当汉语老师。在南疆，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家庭。这归功于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父亲。他喜欢跟别人聊天，尊重有学问的人，不断学习。父亲是阿图什人，不论经商理念，还是做人做事的方式，都跟一般的玉石商人不一样。
大概在1984年前后，刚改革开放不久，我父亲做玉石生意，开始频繁往内地跑，眼界变得开阔。回来后，经常给我们讲他遇到的人和事。父亲说，你们是男孩，一定要出去。他经常对亲戚朋友们说，三个儿子，我一定要把他们都赶出和田。他真的做到了。我觉得父亲的包容性、对一些事情的理解，真的超过很多干部。所以我们家的孩子，包括对宗教的看法，跟和田别的维吾尔族家庭都不一样。
我小时候家境很好，在和田数一数二。父亲没有上过学，母亲也一样，都是地道的农民。但父亲坚持要我们上学。他经常说，自己就是没读过书，吃过很多苦。如果他没钱了，哪怕卖掉裤子，也要供我们上学。了解南疆的人都知道，在和田那个地方，又是传统的维吾尔族农民家庭，这非常难得。
小时候，我们兄妹都不会念《古兰经》。每到寒暑假，妈妈就想把我们送到阿訇或者伊玛目（伊斯兰教教职称谓）办的讲经班，但父亲坚决反对。这件事上，他们不知道吵过多少次架。
我父亲认为，孩子还小，等长大后自己有了感悟，再让他们自己选择也不迟。但我妈担心，如果不去学经，以后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异教徒”，不被当地社会接纳。我爸说，所有的罪恶，由他一个人来承担。小的时候，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慢慢地，特别是这几年，和田的宗教氛围更保守、环境更恶劣，我觉得他实在是太伟大了。
我父亲讲的故事，几乎都跟教育、知识、上学有关，几乎没听他说过谁赚了多少钱、生意做到多大。有一次从广州到上海的飞机上，他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太，是个教师。她有两个儿子，都在美国读书、工作。父亲很有感触，回来跟我们说了好几次。
1996年左右，很多台湾人经香港转道上海，将和田玉贩卖到台湾。据说当年在上海，第一个把和田玉卖到一公斤一万元的就是我父亲。父亲给我们讲一个台湾客户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大儿子不爱上学，还乱花钱，在学校里开最好的车，那个人就把大儿子赶出家门。他说，这是要做给另外两个孩子看，否则三个孩子就都毁了。
父亲讲的这些故事，无意中给我们灌输了一些观念。他经常说，肚子里面没有墨，你怎么能写出字来？其实具体的学习方面，他很少管，从来不给我们压力。父亲不识字，也不知道我们成绩怎样，他只是不停地搬家，给我们创造好的学习环境。
汉族有个故事叫“孟母三迁”，小时候我们也搬过三次家，每次都从大房子搬到小房子，但当时我没听过这个故事。第一个家很大，是姥姥留下的房子，从住的地方走到大门需要15分钟，要穿过一片森林。但周边环境很杂乱，住的是生意人，家里的小孩都不上学。后来搬到一个监狱旁边，环境倒是很安静，只有三家人，但小孩也很少，没有人跟我们玩。住了两年多时间，就又搬家了。这次是一个小两层，周围住的都是干部，一出门，就是和田市一个退休市长的房子。
到那里后，我们不逃学了，学习也变好了，因为周围的小孩都在上学。住我家对面的是一个医生，老婆在银行工作，四个孩子，最大的在天津上大学，两个女儿是“民考汉”，还有一个儿子学的是音乐，我们就跟他们一起玩。当时，我的汉语还是不好。和田那个环境，学汉语真的太难了（和田地区维吾尔族人口比例约为96.4%）。一直到1998年我上初中，我还只认识“我、你、他、爱”这几个字。因为喜欢邻居家那个学汉语的维吾尔族女孩，想给她写信，初三时我第一次动笔写汉字，写的是“我爱你”。
为了我们的学习，母亲付出的代价特别大。父亲长年在外做生意，有时几个月都没有消息。记得我六七岁那年，父亲一年多没有回家，妈妈推着车子在街上卖水果。现在我印象还很深刻，冬天下着雪，特别冷，妈妈穿着一件宽大的皮衣，抱着老三在街边摆摊卖苹果。很多人对母亲说，让你大儿子帮忙不行吗？那个时候，没有义务教育的概念，和田很多家庭都是让孩子给大人当帮手，但是妈妈没有。
因为我们兄妹几个没去过讲经班，妈妈现在快60岁的人了，她的兄妹至今都不跟她来往。即使偶尔见面，也是刺激她，“你看，跟你们家孩子说话，需要请一个翻译”。意思是，你的孩子都是“汉族人”。其实我们维语都很流利，交流根本没有问题。我们也被亲戚排斥在外，妈妈的家族中，30多个表兄妹从小都不跟我们玩，说我们是“卡菲尔”（异教徒）。母亲特别痛苦，父亲也特别难受。
其实，我父母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每天做五次礼拜，斋月时封斋，尽可能帮助身边的人。对普通人来说，宗教是向善和励志的。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信仰也与生俱 来，我们成人之后，才了解父亲的苦心。学习科学、文化，掌握知识，见过了世面，才能更好地理解宗教，才能把学过的东西和背诵的条文变成智慧。
朝觐的波折
现在母亲的最大心愿，是去麦加“朝觐”。因为沙特每年给中国的朝觐指标有限，新疆特别是和田要去的穆斯林人数太多，四年前她就开始排队申请，但最近村里干部告诉她，她可能去不成了。
“朝觐”是穆斯林一生中最重要的宗教功修。以前我们家有钱的时候，去麦加很容易，当时指标也没这么紧张，但我父母的想法，是首先要把4个孩子培养成人，然后才会考虑去朝觐。在和田，这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
我父亲的观点，朝觐不过是最近和田的一种时髦。他一直认为，安拉就在我心里，麦加就在我身边。作为穆斯林，首先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好，如果有多余的钱，就供贫困的小孩上学，再有钱，可以去修路架桥。反正无论做什么，安拉都会知道的，不一定非得去麦加。
但我们几个孩子，都想成全母亲这辈子唯一的心愿。其实，去年（2013年）村里一个干部通知我妈，说已经轮到她了，她特别高兴，但后来却没了消息。等到同村去朝觐的人都回来了，我妈去问，才知道她的指标被别人顶了，因为我妈没送钱。
我妈不想花钱去做这件事，我爸也一样，尤其是这种很神圣的事情，花钱味道就变了。但在和田，不花钱办不成事，朝觐指标也是明码标价。我心里很不舒服，说别跟妈妈讲，我们花点钱让她去吧。我找到一个官员打听，得到的答复是，你妈去不了，因为你家里有公职人员，而且身份证上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
公职人员就是我妹妹，她是和田市拉斯奎镇中学的教师。我想不通的是，妹妹已经出嫁，户口也不跟父母在一起，怎么就能影响到我妈的朝觐呢？
我妈很伤心，哭着跟我说，不去就不去吧。我妹妹不忍心，告诉我说，要不我辞职吧。我又给那个官员打电话，问如果我妹妹辞职，我妈能去朝觐吗？那个官员说，还是不行，她老公也是老师。
在南疆，维吾尔族找工作本来就很难，许多人是当协警或者教师，其他机关单位很难进去。我曾去过和田县一个偏远乡镇，当地宣传动员组9个人，只有一个是维吾尔族，这个维吾尔族还是司机。我说你们都是汉族，也不懂维语，这个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怎么做？他们回答，就那么做。干部这么脱离群众，基层怎么会没有矛盾？
在我母亲朝觐的事情上，我相信和田一些官员的做法是不对的，这不是国家的政策，也不是新疆自治区政府的政策。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会很严重。好在我们家的孩子受过教育，能想通这一点，不会做出过激的举动。因为父亲曾经告诉我们，上学就是要让我们分清哪个是“黑”哪个是“白”。现在回想起来，我能明白他所指的“黑白”是什么，比如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极端片面的想法，但我在遇到一些事情时，不会以他们那种极端的方式来理解，会更冷静、客观。
“最不好的”老师
就我所受的教育，教师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我们家三个男孩现在发展都不错，但真正令父亲感到自豪的还是妹妹。从小和三个男孩一起长大，妹妹骨子里有点男孩气，我爸不多说，不过我能感觉到，他欣赏我妹的一点是，她学到的东西是向外传播的，可以影响很多人。
妹妹喜欢当老师。小时候，家里有白墙，妹妹到处写字，就好像给人讲课一样。四兄妹中，学习成绩最好的就是她。大学毕业后参加公务员考试，妹妹考了全和田市第二名。从小我妹妹是不戴头巾的，在和田那个地方，这是不可想象的。我妈曾因此很不高兴。但爸爸说，不戴就不戴，那么漂亮的头发，脏了可以洗。
在和田，很多父母都不赞成女孩出去工作，婚前就有很多逼女孩辞职的，不辞职的话结不了婚。妹妹要去上班的时候，周围人跟我爸妈说，女孩当老师不太好，影响结婚，但我爸妈根本不听。这次妹妹为了母亲朝觐的事说要辞职，我妈立刻就反对，辞职以后你干什么，就在家里带孩子吗？我爸说，女儿你太自私了，你那么多年的书都白读了吗？
妹妹是学校里出了名的“最不好的”老师，学生眼里的“恶魔”，老师们也都不敢惹她。学生考试，要是敢作弊，那这个学生就“死定了”，会被直接“踢”出去。
她老公给我讲过一件事，语文（维语）考试时汉语老师监督，汉语考试时语文（维语）老师监督，为了考核，他们之间达成协议，监考的时候互相稍微松点儿，学生成绩能考得好一点。但学校的老师，谁都不敢跟我妹妹这么说，否则她肯定直接冲进教室，把学生所有的小抄翻出来，扔到外面，然后再开始考试。老师们都拿她没办法。
和田农村的孩子，对汉语的认可度特别差，如果汉语老师不严格的话，他们的汉语水平根本不可能提高。要上内高班、大学，汉语是很重要的。妹妹认为，语文（维语）要抓紧，但汉语也很重要。平时，她还组织几个班有潜力的孩子，专门留下来给他们补汉语课。学校里其他老师都接受不了，觉得她太积极了。
下班别的老师回家了，她会拉上学生去找父母。很多父母都是农村的，不理解，甚至骂过我妹。妹妹留作业不死板，不是非得写在本子上。没做作业，没关系，放学后留下来十分钟，让他讲昨天和今天都学了什么，能讲能懂的，就算完成了作业。别的老师都接受不了。她说，回去写作业，很多农村的孩子做不到。但今天的课程，还有上次的课程，他回去之前都能记住，记住以后告诉我，这就是一个复习的过程。妹妹后来被任命为汉语组组长。校长说，必须要拯救学校的汉语教育。
这所学校原来汉语教育很不好，没有一个专业的老师。我妹妹当汉语组组长后，就把汉语组二十多个老师组织起来，给老师都布置作业。最夸张的是，每月她会利用周末时间组织汉语组老师讲课，用汉语不夹杂维语讲一小时的课。只组织了两次，第三次就没有人来了。妹妹认为，要找学生对汉语感兴趣的点，不能简单当成一门课程。那段时期，他们学校4个孩子考上了内高班，以前连一个也没有。
虽然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被认可，但妹妹在学校特别不容易，因为她打破了平衡。每年的评奖，从来没有我妹妹。
妹妹还收到过一些孩子笔迹的讥讽她的字条，大意是，大家拿的都是一样的工资，这个学校又不是你盖的，你这么卖命有什么好处？你这辈子，会和我们一样，永远待在这个学校，不要觉得你是汉语组组长就怎么样。妹妹把纸条拿给我看，说着说着就哭了。后来支持妹妹的那个校长退休了，妹妹就待不下去了，被借调到市里一个小学去了。
尽管是借调，妹妹还是很认真，每到周末把孩子家长叫过来开会，一个一个分析孩子的性格，商量教育方案。那些孩子的父母根本接受不了，家里就两个宝贝，怎么能这样折腾我们孩子？妹妹很痛苦：政府不是一直提倡抓教育吗？但真抓实干的老师遇到的困境，谁来解决？今年他们学校甚至还考虑，不让她当汉语老师了，要让她教语文（维语）。可她的专业就是汉语啊，而且南疆最缺的就是汉语老师。
信任基础上的生意
如果不是父亲的玉石生意出了问题，从博州师范学校毕业后，也许我也会成为一名教师。2000年，父亲去俄罗斯做生意，200万人民币的现金被抢，突然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我印象特别深刻，爸爸从俄罗斯回来时是深夜，扛着一个很破的麻袋，笑着进门的。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到爸爸回来都很高兴。过了三四天，跟我爸聊天的时候，他笑着说，“真主给的，真主又拿走了”。没过多久，爸爸就去了内地。后来我才知道，他带走了家里几乎全部的玉石，没想到全部石头又被偷了，包括身份证，什么都没有了。
当时我刚毕业，开始双向选择，分配方式有一些变化，现成的岗位不够，需要等。我的同学，有的去了和田本地小学当老师，有的在家等了两年，都还没工作。但我跟学校说，把档案给我，我要做生意。这两件事，对我父亲打击特别大。因为他有很强的责任感，也爱面子，觉得不赚钱就不能回去。但越较劲就越没有起色，他承受不了打击，失踪了，几年之内音信全无。我是家里长子，当时妹妹在上大学，老三也要高考，老四在上初中，我必须撑起这个家。于是，我一边做生意赚钱供养家里，一边到全国各地去找父亲。
那段时间我特别难受，压力也大，每一天都必须挣到钱，不然家里生活难以维系。而且我们家，饮食、穿戴都是比较讲究的，第一年我赚了两万八，家里花掉了两万六。过年（古尔邦节）我不穿新衣服，但必须给弟弟妹妹买新的，因为不想让他们感觉，父亲不在，生活水准就降低了。2004年找到父亲时，我的生意已经做到一定规模了，等父亲回到和田，休息半年后，我就离开和田了。当时父亲已经重新开始做生意，家里经济状况也不错。
传承家族生意的重任落到了老三身上。他大学时学的是英语，理想是当导游。毕业那年夏天，他和我爸去了一趟东莞。广东那边清真餐厅很少，每次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买。有一天下着雨，我弟弟在宾馆看着玉石，爸爸出去买饭。回来的时候，老三从窗户里看到，爸爸微驼着背在雨里走着，看到那个场景他就哭了。他跟我说，爸太不容易了，这么多年他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他决定放弃自己的理想，跟我爸一起做生意。现在老三在深圳开店。我爸一直跟老三说，第一，不要着急赚钱，先把人做好，每次都是这样压着他。他现在在整个深圳古玩城都很受欢迎，别人还给他取了一个汉族名字：阿江。很多人没见过他，但都听说过他的故事。
最典型的一次是2011年，有一块4公斤多的石头，深圳一个老板想要，开价560万元。当时我们都很高兴，但我们并不知道，那块石头有问题，上面的“皮子”（指皮壳，即玉石的外皮）是假的。因为爸爸已很少管生意，就没跟他说。第二天就要付钱，我爸知道了，说这么好的东西，也不给我欣赏一下。
我父亲眼睛很毒，看了一眼说，这个石头不能卖，这个“皮子”不对劲。他端了一盆开水，把石头泡在水里，一个多小时，然后放进冰箱冷冻室，第二天拿出来，闻到了浓浓的化学味。老三当时急着挣钱，说这也没褪色，还是卖给他吧，能赚不少钱呢。我爸就说了一句：你过来这边，是赚钱的还是扎根的？
我家的玉石其实不便宜，我爸的原则是，第一不能骗人，不懂玉石的人，不要让他在你店里消费。玉石生意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过程，不能让人产生任何疑惑。很多人都曾问他，本钱多少，他说，别逼我说谎。假“皮子”的事情，对老三和我都意义重大。老三刚开店，他有经济上的压力，开始几年很着急，现在快5年了，他已经完全沉淀下来了，而且我爸经常去深圳监督他。
还有一点，也是我爸的原则，就是自己店里的东西，要自己指出它的缺点。不仅老三，我都接受不了。不夸就不错了，为什么还得指出缺点？我爸说，我的东西有这些缺点，是让别人心服口服去买。因为卖到别人那里，或者和朋友说起，或者拿出来给朋友鉴赏，懂行的人会看到这个缺点。但你自己指出来，它就不是一个缺点，如果你不说，别人看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缺点了。
对于我们家而言，生意很重要，是我们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但我爸没有把赚钱放在第一位。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其实是在传播一种文化。回想起以前在巴扎（维吾尔语，集市、农贸市场）上，你看上一个东西，但钱不够，先拿着。暂时没钱也不需要写欠条。互相信任，没有欺骗，纯粹是一种在信任基础上的交易。但现在市场越做越乱，名声也差了。有些人为了钱，把信仰也搭进去了。比如，发誓：安拉在，我的本钱是多少。我爸一说起这些，就会很难受。
我爸给我弟弟传递的理念是，钱早晚会赚到，但可能会更辛苦。现在市场乱，竞争激烈，我弟弟开始很难接受这种理念，觉得他这种方式过时了。但经过这么几年，他发现刚开店时遇到的一些朋友，现在还在，明白了我爸给他传达的东西是对的。现在弟弟话越来越少，办事越来越稳。
假“皮子”的事情之后，他很长时间都没赚钱，养店、生活，一个月差不多要两万元。我问，你有没有收获？他说，有，我现在是深圳人。他特别自豪，身份证都随身带着，随时掏给别人看。他现在户口已经迁到了深圳，对于商人来说这是很难的。他很自豪，虽然没赚到什么钱，但现在是深圳人啊，有一种被人认可的感觉。
不敢让弟弟待在和田了
我最小的弟弟，高中没好好上，前几年是我家最头疼的问题。2007年，才读高一就退学了，和社会上的小青年一起混。我爸跟我说，想想办法，你弟弟在和田这种环境继续待下去，很危险，必须把他带出去上学。我就问他，你想学什么？要么到北京来，学什么都行。但他死活不愿意离开和田。
甚至我弟跟我爸说过一句话，“和田是你的吗？除非你把我给打死，装到皮箱里运出和田，不然我绝不离开和田。”
我们都不敢跟我爸这样说话，可见，当时和田的那种环境，已经对年轻人产生了什么影响。他的脾气、做事方式，不知不觉就受到周边一些朋友的影响。觉得父母为你着想是不对的，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但其实他很迷茫。
有一天他半夜才回家，我爸扇了他一巴掌，他就离家出走，一晚上没回家。当时我在上海，父亲给我打电话，我坐不住，给我公安局的朋友打电话，无论如何必须找到他，直接关到拘留所就行，让他好好反省。他不抽烟也不喝酒，就和那些社会青年瞎混，没有任何兴趣爱好，什么都不愿意学。幸好2007年年底，一个四川的朋友在和田开影楼，我就让他去了影楼。拍照、灯光，或者后期，喜欢什么干什么。我想让他对某个东西感兴趣，转移一下注意力。他对后期处理感兴趣，一坐就是八 九个小时。
但2009年“七五事件”发生后，一些员工之间开始有了冲突，影楼除他之外都是汉族人。冲突的起因，其实都是小事。有一次听歌，一个汉族小伙子正在听周杰伦的歌，但我弟弟喜欢BEYOND乐队，觉得有感觉，他就换了BEYOND的歌。汉族小伙子不干了，说了一句：你这个“缠头”（对维吾尔的蔑称），给我把那个换回来。我弟弟说，你说什么呢？就把喝水的杯子扔了过去。就这么一件小事，立即演变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
我朋友把那个汉族小伙子开除了，把我弟弟也狠狠说了一顿。被开除的那个汉族小伙子觉得处理不公，偏向维吾尔族，就想把店砸了。他带了20多个打工的赶到店里，堵着门要打我弟弟。我的朋友摁着我弟弟，不让他出去。但我弟弟也已经打了电话，找了四五十个维吾尔人过来。你想，刚发生“七五事件”，聚集的又全都是年轻人，多可怕。我朋友还没反应过来，看到来了一群维吾尔族青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紧给我打了电话。我就紧张了，对朋友说：千万别出什么事，赶快报 警！还有，我弟弟不能让他出去，我知道他的性格，出去肯定打起来。报警后公安局来人，把他们全都抓走了。这才避免了冲突。
后来我想，再不能让他待在和田了，这样下去早晚得出事。我那个朋友说，你弟弟学得也挺好，但和田这种环境，千万别让他在这里待着了，一定要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就给他打电话，吓唬他，说这件事情特别严重，我已经给你买了机票，明天就去深圳，我给你找了店，你可以到那里学习。他到深圳后，我们找了公安局的朋友出面作担保，给店里说，如果出了什么事，一切由我承担。
刚到深圳，老四也不习惯。但在深圳待了半年后，他曾回过一次和田，只待了三天，已经不习惯和田了。“20多年我在和田白活了，还是深圳好，我还是回去吧。”这是他亲口说的。老四现在深圳一家连锁婚纱摄影公司工作，非常受欢迎。我跟他的主管谈过，他们特别喜欢他，叫他买买提。他做事很认真，对色彩的感觉很特别。在和田，能看到的绿色不多，一般都是沙尘暴啊这种暖色调的黄色，老四对于这种暖色调把握的很好。
四弟跟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好。公司几千人，他是唯一一个少数民族，唯一一个新疆人。去年开年会，公司包了个体育场，他特别兴奋。公司叫天长地久，他说，我是天长人。很多以前没跟新疆人接触过的人，跟他接触后，觉得新疆人也挺好的。
现在公司上下都知道他，弟弟通过自己的方式得到了别人的认可。我问他，你还要回和田吗？他说：不回去了，我特别喜欢深圳，以后就在深圳发展了。他觉得深圳很包容，只要有能力，就能得到认可。其实，没有骨子里就坏的人，就看怎么去引导他。一定要找到他的兴趣点，再慢慢引导。现在无论穿着打扮，还是处事方式，四弟都跟他在和田那些朋友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爸完全踏实了。
汉族兄弟、干爹和干娘
在和田，很多维吾尔族人会排斥汉族人到家里去，汉族人用过的盘子、筷子、碗也会扔掉，不再使用，但我家不一样。其实我很少感觉到民族的东西，小时候我们跟汉族小孩玩得多，他们也可以到我们家来玩，吃我妈妈做的抓饭。
我在和田最好的朋友，是土生土长的汉族人，维吾尔语流利，经常过节到我家里去，说库尔班江不在，我就是你的大儿子，给你送只羊。很多人感到不太可能，除非家里有人在政府工作。邻居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们，甚至跟我妈当面讲，不要叫汉族人到你们家玩、吃饭。我妈说，我孩子的朋友，就跟我的孩子一样。最后的结果是，邻居不再跟我妈来往，他们认为父母没有把我们培养好，跟汉族人在一起，还在内地生活。
我能到北京发展，要感谢我的干爹干娘，他们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遇到他们时，是我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刻。那时候，父亲失踪，我正独力做生意艰难支撑整个家庭。干爹姓孟，汉族人，是个摄像，干娘是编导。当时他们正在新疆拍摄纪录片《森林之歌》。干爹喜欢和田玉，我喜欢摄影，一来二往，关系日益密切。
那时还发生过一个小故事。我那个汉族兄弟，有一次到我干爹那里哭，问能不能借给我5万元钱，他说：不要跟库尔班江讲，我看到我兄弟实在太困难了，他的压力太大了，我想帮他。但我刚毕业，这5万能不能算我借的，以后我还给你。干爹觉得，这种帮忙的方式并不是特别好，可以采取别的方式，说库尔班江有你这样的好兄弟在身边，已经是很大的幸福了。
后来，干爹每次到和田都会给我送胶卷。和田买不到反转片，他就从北京一箱一箱的带来，我特别高兴，给他留最好的玉石。这样我们的情感就越来越深。
父亲回和田重新开始做生意后，干爹到我家里来。我就跟我爸说，我不喜欢做生意，我喜欢摄影。我干爹问我爸，作为一个徒弟，愿不愿意让我们带着他。我爸说，那你就带他走吧。我就跟干爹干娘去了库尔勒，拍胡杨林，一待就是一年半。他们不仅教我技术上的东西，还给我讲很多做人的道理，这种情感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我一直特别向往大学的生活。从中专毕业后做生意，到后来跟着干爹干娘拍片子，就这样在社会上差不多五年。干爹问我有什么梦想或者目标，我说我想上大学。2006年8月，我被干爹带到北京，到中国传媒大学进修。我爸跟我说，你怎么看我，就怎么看老孟。我干爹这个人，也没有太多语言，但他就像父亲一样，我们之间没有隔阂。
结婚之前，我还交过一个汉族女朋友，一个上海女孩。我跟我爸讲，我喜欢上一个汉族女孩。我爸说，行啊。在南疆，这是维吾尔社会绝对不可能接受的。我爸说，如果你觉得喜欢她，她也喜欢你，没事儿子，你过好你的幸福日子就行了。在北京的时候，我爸、干爹还有那个女孩都在，她还喝了一瓶啤酒。这在维吾尔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我都不敢（在长辈面前喝酒抽烟，是维吾尔族的禁忌）。虽然后来我们还是分手了，但不是因为民族或者宗教，而是性格和文化差异，跟内地的年轻情侣一样。
我带她回过和田，虽然语言不通，但她和我妈处得特别好，有时候我当翻译。我父母很高兴，还很大胆地跟别人讲，说我儿子的女朋友来了，是个汉族人，我儿子要和她结婚。一些人因此直接骂过我妈，“你们是要下地狱的”。有好几次，我妈都是哭着回来的，但她还是尊重我的选择。
我在内地的日子
维吾尔族人在内地生活，有时候会不方便，但我已经习惯了。天安门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我开车刚过复兴门，快到西单时，一个警察拦车要检查。我停下车，说辛苦了，然后下车。这很正常，我能够理解，特殊时期嘛。
每次住酒店，各种检查或者不让住，我也能理解。跟我一起的汉族同事有时不理解，“为什么只查他不查我们”？有一次在机场，我同事差点跟安检员打起来。过安检时，我们的鞋都是一样的，但安检员只让我脱鞋。我说，没事，我是大汗脚，全国各地的安检员都知道，这是让我透透气。他们就觉得，库尔班江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说，没关系，他也是在上班而已，这也不是他的想法。出国也是，每次我被查的时间都很长。
我们单位的同事、领导都特别喜欢我，该我做的工作我认真去做，没有人觉得我是维吾尔族有什么不同。刚开始工作时，生活上是有些不方便，但大家都很照顾我。经常七八个甚至十几个人出差，为了我一个人到处找清真餐厅。我说，别找了，我要求吃汉餐。他们说，别开玩笑，再找找。但我坚持进了汉餐厅，服务员给我炒西红柿鸡蛋，一碗米饭。吃饭的时候，一定是先给我上，大家都习惯了。
但有的地方，你说维吾尔族、清真，都没人懂，就得说回民；还有的地方说回民也没人懂。在四川地震灾区，导演告诉店家，库尔班江要吃清真的，结果，给我上了一盘清蒸排骨。导演都急了，没办法，只好说库尔班江信佛教，要吃素。哦，懂了，给我上了泡菜和米饭。
地震灾区老百姓那种淳朴、善良，让我特别有感触。一个老太太，拿出家里最好的腊肉、腊肠给我们吃。老太太一直盯着我，问我为什么不吃腊肉。导演一再解释，他是穆斯林，是回民。老太太说，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是干净的啊。我吃饭很快，吃完就想走。老太太说，我没看到你吃腊肠。我一看她家的狗来了，就说，好，我吃，然后拿筷子夹了一块。导演看老太太一直盯着我，就跟她说话转移注意力。我趁她不注意把腊肠丢给了狗。筷子还没放嘴里，我就说，好吃。
导演都觉得，库尔班江能做到这一步，真不容易。我对这些没那么矫情，我认为，这是一种尊重，他们遇到这么大的灾难，还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他们不懂维吾尔族的风俗，再解释也没有用。我不会吃，但就是要夹一块，这是对她的尊重，就算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吧。
我甚至还拍过杀野猪的场景。我们就住在猪窝旁边，导演过意不去。我说，没什么，你们不也一样会看到我们杀羊、杀牛。杀野猪是用一口特别大的锅，水都扑到我衣服上。但我喜欢这工作，没办法。第二天，总导演慰问我，听说你受委屈了。我说，没事，拍得挺好的。他说，没说拍得好不好的事儿，是说你受委屈了。我说，没有啊。其实，我确实是有反应的，那个场面，把它剖开，血淋淋的，恶心得我饭也吃不下去。我做的这些，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已经不是穆斯林了。
这几年，我也在慢慢影响周围的人，不敢去新疆的人，现在也都敢去了，误解的、不喜欢的也去了，变得喜欢新疆了。我也不想做多大的事情，能影响周围的人，也挺有成就感的，但“七五事件”之后，忽然之间这些都没了。当时我在兰州拍片，忽然看到这个新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知不觉眼泪就下来了。这不是几年时间能够恢复的。
2010年5月，我们到新疆做前期采访。有个导演没有去过，一路上都在说二道桥（乌鲁木齐维吾尔族聚居区）乱。我听了很不舒服，就把他们带到二道桥。我跟这个导演说，把你手机和钱包借我用一下。拿过来后，我直接就从车上把她推下去了，告诉她这是二道桥，你自己走回去。然后我们就去吃午饭了。她找了个黑车司机，维吾尔族，跟他说了住的酒店名字，说钱包、手机被人拿走了，把我送到那里后再给你钱。司机什么也没说，就让她上来了。到了后，她对司机说，你等我一下，我去拿钱。司机说，不要钱。她就愣住了。我问她，二道桥怎么样，安全吗？她说，安全，还不要钱。
这种故事在新疆太多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搞不清楚宗教与民族的关系，以为维吾尔就是穆斯林，以为穆斯林就是极端的。需要搞清楚，是先有的人，还是先有的宗教？
办护照很不易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去土耳其、美国的时候，我朋友特别担心，担心境外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但我爸给我的教育是，不要做对社会有任何不利的事情。有极端思想的人，不要跟他们接触。尤其是我到北京以后，出国的机会很多，我爸说国外的陌生人不要接触。因为国内的很多情况是国外人不了解的，尤其是新疆，内地人都了解不多的地方，何况是国外的人？很多人把没有的说成有，把小事说成大事，把这些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不要和他们来往，好好做你的事儿。
我办护照很不容易，这我也能理解。如果是踏踏实实出去，踏踏实实学习、做生意，再踏踏实实回来，什么事情也没有，但有些人就是出去满口胡说八道，甚至很多次我都想骂。
我在沈阳遇到过一件事，刚好建国60周年大庆，不让我住宿。后来派出所民警来了，我说我是酒店的会员，已经订好了房间，凭什么不让住。跟警察谈了两个多小时，三点多才让我去睡。第二天我想去上网，网吧一个小伙子看了身份证，根本没抬头看我，就说，对不起，你这个民族不能上网。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新疆人全国各地受欢迎》。没想到半个月后被告知，我写的那篇文章特别火，让我注意点。我这才知道，有人把文章转到网上了。回去我打开邮箱，几乎都被塞满了，300多条留言，都是一些从没听说过的国家的媒体，要采访我。我懵了，也害怕了。我想，是不是要出大事了？我给干爹打电话，跟他说，我要骂他们。干爹说，骂？你太小看他们了。只要你回复一个字，他们就能变成100个字。
还有忽悠我的，让我去香港接受采访，去法国、德国接受采访。没有护照也没关系，他们有办法，可以把我弄成德国公民，各种各样都有。有些我看都没看就全部删干净了。然后两天没上网。半年以后，我美国一个朋友回来，说我的文章他在美国都看到了，不过名字被改成了《对不起，你这个民族不能上网》。这次参与拍摄《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必须要办护照。我开始担心护照办不了，就说我不去。但导演说，你是摄像，你不去，我们这片子怎么办啊。那就办吧。
纪录片制作单位首先给新疆党委宣传部开了介绍信，宣传部答复，要给和田市公安局写个东西，就又开了一份，这样我才有资格填申请表。拿着申请表到派出所盖章，需要三个人签字盖章。但根本找不到人，后来我找到所长，所长说不行，还得写一份介绍信。就给派出所又写了一份，一个人签了，还有一个汉族签了，但所长不签，说他还有事。第二天又去，找不到人，出去了。我又等了一天，第三天再去，第四天还去。一周以后，所长终于很不情愿地给我签了字。
签完字还不行，我的户口在和田，需要镇上的一个副书记签字。找他特别难，说你这不行，因为你是维吾尔族。这是什么理由？我特别难受。签字用了整整两天时间。签完字，给了公安局，15天以后，护照下来了。但跟我说，护照你还是拿不了，必须先交5万元押金。这不是给公安局，是给民宗委。5万元我不愿意出，跟他们讲理，说我是因公出差，这5万元你找制作单位要去。他们给我们领导打电话，制作单位很无奈，但还是继续和他们协调，钱是没出，又出了第五份证明。然后到和 田市政府，要管宗教的副市长签字，之后民宗委的再签字，和田市公安局才把护照给我。
拿护照的时候，还让我写还回来的时间。我说写不了，我们经常要出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出去。办护照时，还有人跑到我家里去，给我妈施加压力。我安慰我妈，别怕，现在的新疆已不是原来的新疆。我三弟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他在深圳已经待了4年，想去香港，但港澳通行证办不下来。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他往派出所跑了十几趟。每次都是“没有时间，明天再来。”
我对新疆的理解很灰暗
维吾尔族在国外的很多，在中亚、德国、法国，都能见到维吾尔族人。出去看看很好，人的心胸和包容会变得不一样。
现在很多新疆人对于土耳其的认知是不全面的，很多从土耳其回来的人，没有说实话，他们只选择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只字不提其他的。很多人过于强调土耳其的伊斯兰元素，把它弄到一个很神的地步，不想想为什么土耳其能发展到现在。除了旅游，土耳其有什么？土耳其发展到现在，就是凭借一个世俗化，各种文化的交融。土耳其文化的包容性很强，位于亚欧之间，欧亚文化都有，它的伊斯兰已经很世俗化，只要是好的东西就会吸收，没有排斥。
土耳其，我觉得去旅游、做生意可以，在那里生活还是算了。土耳其人视维吾尔族人为兄弟，但不是那种亲兄弟，是不太平等的那种关系，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弟弟你受委屈了，哥哥在”。是那种“我是你的大哥，靠着我”的感觉，但实际上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我很不习惯。
在土耳其参加一个摄影展，要填表，我说来自中国，QIN（土耳其语里中国叫QIN），就是CHINA，他看我一眼，用土耳其语问，哪里？我说，QIN，新疆。然后他忽然站起来，抱着我，好像我是特别受委屈的一个人，我就愣住了。他说，我知道，你们过得很不容易。当时我就很不高兴，我说谁跟你们说我过得不容易，我是过得好，今天才能来到这个地方，过得不好我能到得了土耳其吗？他说，我听说是。
我说，你去过新疆吗？没有。那你一定要去新疆看看。聊完，吃点心，他指着点心得意地问，你们那边有没有这种点心？我说，这种点心，我们家里时时刻刻放着，不是像这样放在店里面。他问，你们喝茶吗？我说，我们维吾尔族很好客，一定会给客人泡茶，而且我们的桌子，比你们这个桌子大得多。新疆也有穷人，但还没有到吃不上点心的地步。所以，你一定要去新疆看看。
我很欣赏土耳其文化中的理解与包容，好的东西我们要吸收，吸收以后才会有新的发展。我觉得，极端的宗教主义者没有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走不远。新疆生活着这么多民族，没有这种包容、理解与互相尊重，永远不可能有发展。
现在新疆很多人对于宗教的理解和解释，是跟《古兰经》中不一样的，变异得很可怕，越来越狭隘。这次去乌鲁木齐、喀什，我拍的一些照片，很多人说，为什么P（图像处理）得那么厉害，颜色太暗了。我说，这就是我看到的颜色，我感受到的，不是我非要压抑得这么狠。本来正常的照片，中间应该有一个过渡的灰色，这个灰要调成黑白之间平衡的东西，现在这个平衡的东西没有了。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在新疆的大部分人，现在已经失去了这个平衡点，他是往更黑的方向走。大面积的黑，小面积的白，黑与白的平衡已经失衡了，所以看起来会很压抑。
很多人对于宗教的认识出现了问题。本来应该是往前走的，但现在新疆却是往后撤，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说是“回到《古兰经》”中去，也不是真正回到《古兰经》，他根本没有理解，政府又没有很好的引导，几方面因素一挤压，宗教与世俗失去平衡，变得越来越极端。
2014年春节期间，我们举办过一个土耳其明星的演唱会，就有一堆维吾尔族人骂。骂的原因之一，是从宗教角度说我们唱歌跳舞就是异教徒，很多话特别难听。
“万万没想到，我一直很尊敬的库尔班江大哥，这次当了土耳其人的走狗，跟在别人后面，等着别人给他一口馕吃。”
连土耳其都骂，这件事真的太可怕了。要知道，原来的年轻人，是很喜欢土耳其的，觉得有亲切感。才几年的时间，人们的思想就变得越来越狭隘了，即使是土耳其的世俗文化，也容忍不了了。他们这是要把新疆引向阿富汗那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