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谈现代语入诗

也谈谈现代语入诗

本人写诗的履历甚浅，而感触却也不少，再加上腹里也搁不住话，总爱发些议论，这不，俺又想就这个话题说几句了，如有不妥，还请各位方家包涵指正。

现代语入古体格律诗，呼声似乎还挺高，有人问出：为啥人民大会堂，武汉长江大桥，等等之类的现代词语入不了古体格律诗，即使被选入採用了，写出的诗词也还是缺乏所谓“高雅”之气？ 这里就拿俺祝贺曲师七十岁生日写得拙作为例：

半生风雨落华章，老砚虽凹墨益香。
世事经多心自静，燃犀有眼锷还芒。
悬壶曾向黔江水，走笔直书民意凉。
青鬓微衰方七十，怎甘伏枥看斜阳。

这里可直改換成现代语词，而又不影响平仄的，至少有兩处：1）悬壶；2）青鬓。改后如下：

半生风雨落华章，老砚虽凹墨益香。
世事经多心自静，燃犀有眼锷还芒。
行医曾向黔江水，走笔直书民意凉。
黑发微衰方七十，怎甘伏枥看斜阳。

但这一改，吟时，韵味好像顿时差了一截子，诸位感觉呢？

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类似的例句举不胜举。

由此想开去，觉得这里所牵涉的恐怕不仅仅只局限于现代语入古体诗词的问题，这里的面恐怕要深刻广泛的多。

年前曾读到唐翼明的一篇短文，驸在这儿，恐怕会带给我们一些启发：

唐翼明：白话文运动的后遗症

由胡适等人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一环，它的必要性和进步意义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人否认。其实，即便在它发动之初，除了林琴南、辜鸿铭和学衡诸君之外，真正反对者也不多，因为拿不出像样的理由。而它的适用性却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当人们翻译外国科学资料的时候。谁能够把“水分子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的”用优雅的文言文写出来呢？于是白话文运动势如破竹，全国上下翕然从风，百年下来，已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矣，今天如果还有人写文言文，则不是“大师”（例如钱锺书）便是“怪物”了。

但是白话文运动就真的一点坏处都没有了吗？这个问题几乎从来没有人提过，我却愈来愈怀疑。

我第一次产生这个疑惑是在哥大念博士的时候。有一天我跟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和四方田犬彦一起闲聊日语中的汉字，他们告诉我日语中至今保留1800个汉字，一个修养好的日本知识人这1800个汉字应该都认识。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把这1800个汉字去掉而用平假名、片假名代替，像韩国人那样呢？他们告诉我，日本也试过，但最后还是决定保留，他们说：我们比韩国人聪明。你废掉一个字，不只是废掉一个字而已，你是摒弃了这个字所负载的文化，丢掉了这个字后面一连串的珠宝。事实证明我们做得对，中华文化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如果因为我们某些人莫名其妙的爱国偏执狂而把它拒绝在门外，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韩国人现在后悔了，可惜已经来不及。

从两个日本学者口里听到这样的议论，真让我大吃一惊。说得很对很深刻啊，我为什么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之所以没有想到是因为我们没有碰到日本人碰到的问题，如果也碰到呢？于是我想到上世纪50年代曾经风行过一阵子的汉字拼音化运动，在《汉字简化方案》颁布以后，一些激进分子竟然想要以拉丁字母（或说罗马字母）来取代汉字，把汉字的象形系统连根拔掉，而代之以拼音。记得60年代初我就见过一种拼音报，看起来就跟一张英文报纸没有什么区别，仔细读才知道是汉字的拼音。这些激进分子自以为在替人民做好事，哪里晓得他们是在毁灭中国的文化呢？幸而这种疯狂没有持续多久，就为人们所厌弃，应者寥寥，终至于澌灭了。

我由此又想到中国文言文的命运。白话文运动起来以来，文言文就渐渐退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人们不再使用文言文来表情达意，来应酬洽公，也就是说不再写文言文了。由不写渐演为不读，由不读渐演为不记，于是文言文就不仅退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渐渐退出中国人的视野，甚至渐渐退出中国人的记忆，变成某种与中国人渺不相干的东西，只放在象牙塔里供着。那么，那两位日本学者所说的状况，会不会发生在中国的语言变革中呢？也就是说，在我们废弃文言文的同时，会不会连同文言文所负载的文化内涵，文言文后面那一连串的珠宝都被我们丢掉了呢？

当然，中国的白话文运动跟日本的废弃汉字并不一样，至少问题没那么严重。由文言变成白话并没有导致废弃文字，文言中的文字白话里边也还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言文中的许多字词在白话文中或者完全不用了，或者用得少了，或者意义变了。因此，两位日本学者所说的问题在我们废文言变白话的变革中，肯定是部分地存在的。这其实毋庸置疑，只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更无人在学术的层面上仔细加以探讨与评估罢了。

例如，儒家的中心观念“仁”，在古籍中到处可见，但在白话文中却很少单独出现，只存在于“麻木不仁”、“为富不仁”等几个成语中，于是“仁”字所负载的大量文化意涵——几乎包括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一小半，在白话文中基本上不见了，至少是残破不堪了，连文言中常见的由“仁”所构成的双音词，像“仁人”、“仁心”、“仁术”、“仁厚”、“仁风”，在白话文中都用得很少了。而白话文中出现的与“仁”意义相近的词汇，如“博爱”、“爱心”（“博爱”、“爱心”二词也是古已有之，并非白话文才有，“博爱”见于《孝经》，“爱心”见于《礼记》，但古人用得较少，远不如“仁”用得普遍），并不能替代“仁”的原有文化意涵。更有甚者，大家误以为这些新词及其所表示的观念都是舶来品，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称之为“普世价值”。而这样的“普世价值”又仿佛是西方人首先提出来的，至少并非“中国特色”。其实，我们的祖先少说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有这方面的系统观念了，只是他们不大说“博爱”、“爱心”，而说“仁”。如果上世纪初叶在中国没有发生白话文运动，我们至今还在使用文言文，那么，我们大概会用“仁”而不是用“博爱”、“爱心”来翻译西方的类似观念，我们也就不会鄙薄自己的祖先，而认定作为普世价值的“仁”是别人先提出来的。

白话文运动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后遗症是今天的中国人包括知识人能读懂古籍的越来越少了。几千年来用文言记载的思想与知识于是变成一个大门紧闭的行将废弃的古堡，里面金碧辉煌的建筑与财富让我们望而兴叹，因为我们走不进去，也取不出来。例如中医，今天好的医生越来越少，原因很多，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古代的医书看不懂，从前说“一个秀才半个医”，古文好，中医也就容易学了，古文普遍读不懂，好中医何由产生呢？

古文的废弃还让我们的语言和文字变得粗糙和粗陋，文言文中许多优美的表现手法在白话文中都失落了，例如文言文中大量的层次丰富的敬语、谦语和婉语在白话文中都损失了，而且没有出现替代的词语。比如自称，白话文中无论何种语境、何种语气都只有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我”，文言文当中除了“我”，还有“余”、“予”、“吾”、“仆”、“臣”、“妾”、“职”、“弟”（“儿”、“侄”……）、“愚”、自呼名、“在下”、“不才”、“不肖”、“小人”、“卑职”、“朕”、“孤”、“寡人”、“不榖”……不下几十种，你看是何等丰富！还有一些很好的修辞手法，例如对仗，白话文中也几乎完全不用了，实在是非常可惜的。其他就不必再多举例了。

关于白话文运动的后遗症，我暂且先说这些。这个问题值得深入讨论，它关乎我们今后的语言建设、文学发展，尤其是青少年的语文教育。我殷切地期望有更多的朋友，特别是文字语言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参加讨论。

***************************************************

唐翼明，男，1942年生，衡阳市人，享誉海内外的魏晋文化史专家、书法家。新中国第一个硕士学位获得者、台湾讲授大陆文学的第一人。武汉大学中文系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硕士、博士，师从夏志清。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曾任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学术专长为魏晋文学与魏晋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