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春风刮起的时候,萧红和萧军搬家了,他们从上海的淡水路搬到了北四川路的“永乐里”,目的只有一个,离鲁迅先生能够近一点。虹口区山阴路上,有一排砖木结构、红砖红瓦的三层建筑,其中的大陆新村9号,是鲁迅家,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3年半。
萧红和萧军之前住在法租界,去大陆新村,要坐一个多小时的电车;有时候聊得太晚,他们甚至没办法回家,鲁迅便会让许广平掏钱,让他们坐小汽车回家。鲁迅喜欢这两个年轻人,他见过他们第一面之后,就请他们“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当天的宴会共有九人到场,请客是鲁迅为了祝贺胡风长子满月,不过,有意思的是,胡风夫妇却因为信没送到而没有出席。但萧红和萧军从此认识了以鲁迅为核心的朋友们:聂绀弩夫妇、茅盾、胡风夫妇、冯雪峰、史沫特莱……
他们是诗人、才子、作家,在当时的鲁迅大院周围,形成了密切关系的“朋友圈”,彼此相识、各有传奇,萧红的几段爱情、她与鲁迅如师如女的关系、鲁迅与聂绀弩、胡风的友情、丁玲和瞿秋白的恩怨,都是那个时代的轶闻与传说,每一段都是八卦,也是传奇,本文将带你简单梳理民国文青的关系谱,也告诉你一些他们的故事与人生。
萧红与鲁迅:谈吃会友
生长在江浙一带的鲁迅偏爱北方的面食,操持面食是萧红的强项,搬到永乐里之后,萧红常常做好美味的葱油饼或水饺,到大陆新村探访鲁迅。萧红到鲁迅的书房里,鲁迅也只是平常地问一句:“来啦?”萧红说:“来啦!”她在鲁迅这里,是轻松而活泼的,甚至带有一点孩子的稚气,她觉得什么都能够和鲁迅说,即使她做了很不好吃的包子,鲁迅也会多吃两个。
萧红和鲁迅的聊天,不仅是文学,他们甚至喜欢聊那些婆婆妈妈的问题,比如评价萧红的裙子。鲁迅告诉她:“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萧红也喜欢鲁迅家的点心。鲁迅喜欢请人吃点心,一开始男客女客一视同仁,但他发现男客一来,就将点心吃的干干净净,于是此后,鲁迅改用花生代替点心招待男客,但招待女客依旧用点心。
1936年夏天的深夜里,她在大陆新村的楼上,问鲁迅,究竟该往何处去?鲁迅劝她去日本留学,在他眼里,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这是五月间他接受斯诺采访时说的原话。
1936年7月15日晚上,鲁迅让许广平亲自下厨,设宴为萧红饯行。那天鲁迅一直在发烧,他靠在藤椅上,不断地叮嘱毫无出国经验的萧红一些注意事项,这将是他们最后的晚餐,这一天,距离鲁迅去世,还有三个月零四天。
萧红与汪恩甲:背叛婚姻?
在许多有关萧红的故事里,汪恩甲是一个无情无义的纨绔子弟,逼她结婚,让她怀孕,最后弃她而去。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17岁那年,萧红听到了汪恩甲的名字,这门亲事是由六叔张廷献提起的。他和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在阿城师范同班,又一起排过剧。毕业后,汪大澄在道外区滨江小学当校长,常与张廷献接触,他一眼相中了萧红,便托张廷献保媒。
萧红一开始没有反对,因为这位未婚夫挺帅。他比萧红大两岁,在哈尔滨三育学校当老师。在萧红看来,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最初两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同班同学都记得一件细节:萧红为汪恩甲织过毛衣,这是旧时女子表达爱意的最高规格。后来汪恩甲的父亲去世时,萧红还去参加了葬礼。两人交往期间,汪恩甲又报名进入了法政大学的预科班,看起来,这门亲事很相配。
1930年夏天,萧红初中毕业了,汪家催着完婚,喜欢读书的萧红却想去北京,当年7月,在得到家里一笔办嫁妆的钱款后,她到服装店里做了一件新大衣,随后就同已婚的同学陆哲舜结伴去了北京。
这件事在家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两家家长的施压下,这场短暂的逃离很快宣布结束了。萧红回到了东北家中过了个春节。然后,她又逃走了。
未婚夫汪恩甲坐不住了,他一路追到北平,并在3月中旬把萧红带了回来。之前做媒的汪大澄不能容忍萧红一再离家出走,代替弟弟解除了婚约。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代弟休妻,在法庭上,法官询问汪恩甲,解除婚约究竟是谁的想法?汪恩甲顾忌哥哥的声誉,回答,是他自己的主张。
萧红输掉了官司,她和汪恩甲分手了。然而两个人的孽缘并没有结束,之后,萧红被父亲带到乡下,被伯父痛打并关了起来,小姑和小婶趁着夜深人静,撬开窗户偷偷放走萧红。20岁的萧红逃到哈尔滨,除了汪恩甲,她无人可找。
汪恩甲当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读书,两人住进东兴顺旅馆,开始同居生活。可是住在旅馆里,每天都会花钱,两家切断了经济援助,于是只能赊账。到1932年春,久居旅馆的萧红和汪恩甲已欠下600多百元的食宿费。
汪恩甲说出去弄点钱回来还债,然后,他再也没有回来。
萧红与萧军:爱情悲剧?
一次聚会,萧红来晚了,胡风的夫人梅志看见她的左眼紫了一大块,便问她怎么回事。萧红是笑着,对大家说:“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硬东西上。是黑夜看不见,没关系……”在一旁的萧军忽然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萧红说:“别听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劝他,他一举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萧军却说:“不要为我辩护!”
萧军和萧红的故事,和呼兰河一样荡气回肠,至少听起来如此。但这段感情,始终和家暴、不忠萦绕。1937年4月底,萧红前往北京,这是她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北京。她先是住在东长安街上的中央饭店,然后找到了李洁吾的家,住了一天又搬到北辰宫公寓,但是仍然天天到李家,为的是等萧军的信。
那时候,萧军刚刚结束一段第三者恋情,萧红想要挽救他们的爱情,她给他写信:“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打碎吗?”几天后,她从北池子头条李家盼到的回信中,萧军还告诉她正在读《安娜•卡列尼娜》,在信中说:“那里面的渥伦斯基,好像是在写我,虽然我没有他那样漂亮。”
1942年4月8日,萧军得知了萧红的死。那一天的日记里,他写着:“下午听萧红死了的消息。芬哭了。”芬是王德芬,萧军后来的妻子。
萧红与骆宾基:临终陪伴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东北籍文学青年骆宾基与萧红仅仅见过两次面,他们谁也没有料到,从1941年12月8日开始,到1942年1月22日,他们将度过难以忘怀的一个半月,这是萧红生命中的最后44天,她的身边,没有了爱人萧军,没有了丈夫端木蕻良,只有这位几乎素昧平生的青年。
骆宾基为什么留下?很多人说,这是因为爱,一种倾慕的爱。这种说法被骆宾基的家人否认了,他们说,这是来源于骆宾基的古道侠肠。不过,萧红在炮弹声中的病榻上,曾向他表示过:“我们死在一起好了!”看骆的小说,你总能想起萧红的《呼兰河传》,你能感受到这两篇文章之间,有一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一脉相承。
骆宾基的一生,最传奇的时刻,也许便在那44天里,他说:“当天一早(在日本轰炸机开始轰炸的三十分钟之内)我就先去看她,原想商议一起躲到农村,即九龙郊区去避难,这样就必须先协助她,安排她去农村住下来之后,我才能再回到自己的寓所去取手稿及衣物等,以相就为邻,有个照应。岂知去后未能脱身,直让送她到香港半山的住宅区,又转铜锣湾,三移思豪大酒店,那已是次日的傍晚了。在乐道,我本答应萧(指萧军),一定把她安置妥当以后再离开,而且也被她的同居者(指端木蕻良,下同)恳托一助,但我却怎么也想不到一到思豪大酒店,萧红的同居人竟不辞而别了。《大公报》记者杨刚来访萧红之后,萧对我说,T(指端木蕻良)随人走了,不再来了!于是作为与病人共患难同生死的护理者的责任就不容推辞地落在我的肩上了。”
1942年1月22日中午12点,31岁的萧红去世了,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一齐埋葬了萧红,然后一块逃难到了广西桂林。他们打过一架之后,骆宾基曾经拿出萧红生前写的一张纸条,给萧红嫁的这个男人看,据说那纸条上写的是:“我恨端木!”
真相到底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了,端木在那之后,一直保持着沉默。有意思的是,1986年,萧军、端木、骆宾基居然在一起照了一张相。那是旅欧的东北女作家赵淑侠应邀来中国开会,会议结束时,赵淑侠上前说:“萧伯伯,我大老远回来,你们几位前辈都不跟我合个影作为纪念吗?”萧军说:“那就照吧!”骆宾基也道:“淑侠远道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咱们应该合影留念。”赵淑侠又对端木说:“端木乡长,坐下来一起照像嘛!”于是就有了这张令人惊异的合影。后来,当萧军一病不起时,端木还到医院去看望他,也许,这是萧红最愿意看到的结果。
(原文转载于时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