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年7月7日，马勒生于波希米亚的卡里什特（现属捷克）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马勒的家乡群山环绕、风景秀丽，流传着许多优美动听的民间音乐。但是，当 时的捷克正遭受奥匈帝国的异族统治，而犹太人，又处于各民族的最底层。马勒的父亲出身卑微，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最后成为一个小商人。马勒的母亲是肥皂商 的女儿。他们共生下十四个孩子，但由于家境贫寒，大部分孩手都幼年夭亡。排行第二的马勒，在童年时代就显露出音乐的才能， 他六岁参加了钢琴比赛，八岁就能为别的孩子教授钢琴，而家乡所流传的优美的民间音乐对马勒的耳濡目染，又为他日后的音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十五岁那年，马勒入维也纳音乐院接受正规的音乐教育。在那里，他一方面学习钢琴，同时学习和声、作曲等课程。当时，学作曲的学生有机会去指挥学校学生乐 队的排练，有时还公开演出，这对日后马勒的创作和指挥生涯有看重要的意义。1877 年，马勒为了扩大自己的眼界，到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哲学和音乐史。在这几年间，马勒广泛地学习了他的前辈(包括贝多芬、门德尔松、舒柏特、舒曼、威柏、 瓦格纳等音乐家)的音乐作品，同时也向他同时代的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学习，并和作曲家沃尔夫结下了友谊。
1880年，马勒离开维也纳，开始了指挥家的生涯。他先后在哈尔、赖巴哈、奥尔密茨、卡赛尔等地的剧院里任短期的指挥。在这下时期，他的日子比较艰 苦， 往往是在夏天演出的旺季里和剧院订下合同，而到冬天演出的淡季就失去了工作，只好回到维也纳去从事写作。这一时期，作为一个指挥家来说，虽然他的经验还不 够丰富;但他的指挥已显露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热情而又准确，对乐曲有自己独到的解释和处理，不为传统的看法所束缚。 当时，对马勒的指挥的评论常常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的指挥的热情和准确性受到称赞；而另一方面，他那大幅度的躯体动作和破例的速度处理，则受到指责。对他 的这种矛盾性的评论，始终贯穿着他的一生。正因为马勒的指挥不落俗套，对乐队要求严格，同时他也不善于对上司阿谀奉承，所以往往和剧院里一些因循守旧的势 力很难合作，常常是聘约的期限未到，他就不得不递上辞职书。 1885在莱比锡指挥门德尔松的清唱剧《圣·保罗》获得巨大的成功，后被聘为布拉格歌剧院指挥。
1886年 ，马勒会见了已故作曲家威柏的孙子。后者保存有他祖父的一部喜歌剧的草稿。虽然威柏的草稿难以辨认，但马勒反复研究这些草稿后，感到很有兴趣。
在1887 年，他费了一个夏天和半个秋天为这部作品进行了修订、润色的工作，并于1888年成功地指挥了威柏的这部歌剧的首演。从此，这部作品演遍了德国。这次演出 使马勒出了名，并使他获得了一个固定收入的来源他被聘为布达佩斯歌剧院的音乐总指挥。聘期为十年。 布达佩斯歌剧院是当时中欧的一个最现代化、设备最好的剧院，但它当时却境况不妙。由于当时剧院的主持者因循守旧和崇尚外国，使这个剧院只有有限的几个上演 节目和训练得很坏的乐队班子，并依靠一些从国外来的客串艺术家支撑门面。而另一方面，当时社会上的进步人士要求建立匈牙利自己的民族歌剧事业的呼声日益强 烈。马勒开始到这里工作时，雄心勃勃，以为剧院的问题会在自己手中迎刃而解。他极力减少外来艺术家的客串演出，尽量挑选匈牙利本民族的歌唱家来演唱，并且 首次指挥演出了用匈牙利语演唱的瓦格纳的音乐剧《菜茵河的黄金》，这次演出获得了成功。他在这个剧院指挥演出莫扎特的歌剧《唐·乔万尼》，也曾轰动一时。 当时，作曲家勃拉姆斯对他的指挥极为赏识，赞叹不已。但是，工作两年后，马勒感到在顽固的保守势力面前，自己的艺术才能很难充分发挥，因此只得又辞职不干 了。
1897年，他接任了汉堡市歌剧院的首席指挥。这可以说是马勒一生中最难得的快乐时期。在这时期中，他除了指挥歌剧演出外，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部用于作曲， 他的第二、第三交响曲就是在这期间写成的。
1897年，马勒经作曲家勃拉姆斯的大力推荐，受聘为维也纳皇家歌剧院的音乐总指挥。1902年，他和玛利亚·沈德勒结婚，婚后生了两个孩子。1906年 在一次排演中，马勒第一次感到心脏衰弱。
1907年7月12 日，不满5岁的长女在迈尔尼希乡村别墅夭折。这对马勒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打击。几天后，当地医生诊断他心脏有毛病。经维也纳心脏专家检查确证，马勒左右房室 瓣有遗传性缺陷，但可以补救。建议他要非常小心，不准骑车、游泳。这一诊断在马勒思想上蒙上一层阴影。07年5月马勒辞去维也纳宫廷歌剧院院长之职。尽管 如此，马勒仍然不停地创作，并于1908年1月赴美，在纽约市歌剧院首次指挥演出，取得很大成功。 任维也纳皇家歌副院音乐总指挥的时期，可以说是马勒的艺术事业的“黄金时代”。他凭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卓越的艺术才能和旺盛的工作精力，决心不顾当时维也 纳上流社会的崇尚靡靡之音的风气，要把维也纳皇家歌剧院从一个宫廷的娱乐场所改造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严肃而高尚的艺术团体，并决心通过自己的指挥活动，向 观众正确地解释和介绍古典音乐的传统。他开始顽强地在剧院的演出剧目、演出水平和舞台设计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坚韧不拔地为实砚他的艺术埋想而工作。 十年来，他使原来经济上摇摇欲坠的维也纳皇家歌剧院开始稳定、自足；使歌剧院的艺术事此显得生气勃勃、蒸蒸日上，并成功地上演了许多优秀的德、奥传统歌 剧，从而吸引了广大的观众和音乐家。他的声望也随之遍及欧美各国。后来，他又兼任了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指挥。然而，他在艺术上曲严萧态度却引起了崇尚靡靡之 音的维也纳上层社会的不满，加上他那犹太人的血统，使他成为当时维也纳上层社会的诽谤和攻击的对象，甚至遭到奥地利皇帝的指责。后来，他被免去了维也纳交 响乐团指挥的职位。马勒是一位把艺术信念看得比职位更为重要的艺术家，他继续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毫不妥协。但是，在当时那种反动、黑暗的时代，一个普通 的艺术家又怎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呢?由于对他的各种攻击、诽谤和暗算接踵而来，使他在1907年春天不得不愤然辞去了皇家歌剧院的一切职务，并离开了维也 纳;从而结束了他一生事业上的“黄金时代”。不仅如此，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也同时遭到了巨大不幸，这年的七月，他最喜爱的大女儿不幸夭亡，而马勒自己也患了 心脏病。马勒夫人曾这样写道：“我们害怕每件东西。他常常在走路中停顿下来，发现自己心跳不正常。他常常要我听他的心，看看是否心跳得清楚，或快，或平 静。……”她称这年的夏天是“最沮丧的夏天”。十二月，他旅居美国，被聘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指挥，并且创立了“纽约爱乐协会”。但是马勒十分怀念 故土，每年夏天，他仍然回到奥地利的乡间从事音乐创作。 生活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的时期。马勒所生活的奥匈帝国，是一个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危机四伏的国家。虽然同是日耳曼民族， 但因为德意志比奥匈帝国强大，因此奥地利人常常受德意志人的欺凌；在奥匈帝国内部，波希米亚人又作为被压追民族而受奥地利人的歧视。马勒常说：“我是三重 的无家。在奥地利作为一个波希米亚人，在日耳曼人中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在世界上作为一个犹太人，到处我都是闯入者，永远不受欢迎。”由于处在受压迫民族的 地位，促使马勒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有所认识。在他早年的作品中，就写过一首名为《尘世的痛苦》的歌曲，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 “妈妈呀，妈妈，我饿死啦！ 快把吃的给我呀！” “稍等待，稍等待，我心爱的儿， 等我快快来收割庄稼！” 当庄稼刚被割下，孩儿又在叫妈妈： “妈妈呀，妈妈，我饿死啦！ 快把吃的给我呀！” “稍等待，稍等待，我心爱的儿， 等我快快把稻谷打！” 当稻谷刚被打下，孩儿又在叫妈妈： “妈妈呀，妈妈，我饿死啦！ 快把吃的给我呀！” “稍等待，稍等待，我心爱的儿， 等我把面包来烤好！” 当面包刚刚烤好， 这小孩已经饿死了！ 马勒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也同情过维也纳工人 1905年5月1目的示威游行。他曾走在游行队伍中，称游行的工人们是“我的兄弟。” 但是，由于世界观的局限，加上他受到叔本华、哈特曼等德、奥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思想的影响，并受到俄国文学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所鼓吹的“灵魂净化、服从命运” 的说教的影响，使他在黑暗的现实面前找不到正确的出路，只得在宗教中寻找解脱。 1895年，他正式加入了罗马天主教。在事业和生活上一连串的打击下，虽然他对待艺术的态度仍然非常严肃认真，但生活的热情却日渐消失，浮生若梦的颓废情 绪不时袭来。尤其是中年以后，他时常为心脏病的突然发作和对死亡的恐惧感所袭击。
1907 马勒脱离歌剧院，旅居美国，先后任大都会歌剧院的乐队和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工作之余从事创作，共写了十部交响曲、四部乐队伴奏的声乐套曲、一部清唱剧及 五首歌曲。
1908年，他到奥地利杜布拉赫的村庄度假，面对看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他不禁感慨万千，因而写成了一部以中国唐诗为歌词的大型作品《大地之歌》，以 寄托自己的愤世疾俗、孤高超脱的情怀，并流露出浓重的悲观情绪。
1911年2月21日，马勒在纽约指挥了最后一场音乐会。由于严重的心绞痛发作，他被送到了巴黎治疗，但病情日益加重，医治无效。而马勒怀恋故乡，要求把 自己送回维也纳，落叶归根。就在马勒回到维也纳六天之后─1911年5月8日，他与世长辞了，终年5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