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正坐在飞往中国的班机上。昨天刚刚接到电话，获知远在哈尔滨的父亲突发脑溢血，现在正无意识地躺在医院里。我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那根联系着父女两人的线就要断了。波音747在翻滚的云海里窜梭，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将我的思绪搅拌得翻江倒海。我带上耳机，噪音立刻平静下来。我的思绪顺着这根细弱的线向着另一端慢慢伸延，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整。
父亲今年八十三岁。因为他是医生，所以他很注意保养，虽然年过古稀，可身体一直很好，头脑也灵活。他每天出门买报纸，关心国事天下事。在每周的例行通话中我们总是要聊一聊国内外的形势，家事反倒聊得不多。有些美国发生的事，他知道得比我还早。
父亲行医一生，行善一世。他三十几岁就当上了内科主任。他在医院里是个出了名的老好人，他的特点是有求必应。医院里上至院长，下至清洁工。无论谁找他看病，他都是随叫随到。亲戚邻居看病更是方便，都把他当成保健医了。那时没有电话，我们家的门经常在半夜里被求医的人敲响，父亲总是二话不说，披上衣服就走。一位久病的邻居叔叔，每次病危都是父亲抢救，最后一次因为我们在姥姥家过周末联系不上，结果那个叔叔居然攥着抢救的药等父亲，拒绝别的医生的抢救。父亲回来后痛惜不已。那个时候没有红包，但是逢年过节我们家的客人总是络绎不绝，他们多数是受过父亲的救治，特地前来致谢的。富裕者送些烟酒，不富裕的也要送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他们只是要表一表心意。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工人为了感激父亲的救命之恩，送了我一条鹅黄色的丝巾作为报答，我当时非常喜欢。现在想起来，他选择礼物时也真是煞费苦心。一来丝巾花费不高，他可以承受。二来我是父亲的心肝宝贝，我高兴，他自然更高兴。
父亲的人缘极好，医术也高。他一生随遇而安，从不争名夺利。文革中居然没有一'张反对他的大字报，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文革时他不参与任何组织与活动，每天上班看病。对病人的一视同仁使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免于冲击。一次父亲在厕所里碰到一位正在劳动改造的老医生，看看四下没人他迅速塞给父亲一张纸条，父亲默默地收下了。纸条是转给他女儿的，其内容不得而知。以后我问他当时怕不怕，他说：“怎么能不怕，要是被发现，我的结局可能会跟他一样。”父亲一生胆小怕事，这件事对他非同小可，他能有那样的胆量确实不简单。那可能是他这一生中做的最勇敢的一件事了。由此可见父亲的为人，那个老医生对父亲是多么的信任。
我们家是严母慈父，父亲从未动手打过我们，即使是气极了也没动过手。一次我们吵架，他生气了，人生气时总要找地方撒气，他在周围找了半天，最终把一盒火柴狠狠地摔在地上，算是发了威。我们长大后经常拿这件事取笑他，他也跟着笑。他是慈爱有加，严教不足，好在我们兄妹三人都在不同的领域发展，都没有用他操心。
父亲喜欢拉二胡，我是在他的二胡声中长大的。他拉二胡，我唱歌，唱京剧。这个节目每天在家中上演。八个样板戏我倒背如流。他的京剧功底很深，梦中经常唱京剧，这个特点全医院都知道，因为他值夜班时经常在梦中唱京剧。
他是一位好父亲，但是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妈妈操劳。他只管上班看病，在家里什么都不管。连我们兄妹三人的婚事都是妈妈操办的。在那个年代，在中国办什么事都要有关系。妈妈最善于利用父亲的关系。父亲万事不求人，外交办事都是妈妈出面。受过父亲恩惠的人自然给妈妈面子。办大事时，比如单位分房子，父亲被妈妈强拉去，他也只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完全由妈妈陈述。在食品短缺的年代，我们家的伙食要比一般的人家好很多。妈妈总是自夸自己很能办事，其实这些都是父亲的功劳。
他一生中最高兴的事是我考上大学。八零年全国学习的风气盛行，那时考上大学是一件人人羡慕的事。平时不善言词的他逢人便告知我上大学的事，几乎是奔走相告了。是他为我选择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那也是他的母校，口腔专业也是他选的，一是没有夜班，二是不会接触死亡。
父亲是我到家的第二天走的，我知道他会等我的。妈妈告诉我，他很怕死。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抱着他的头，轻轻在他耳边安慰他，让他放心地走。父亲走得很安详。他一生不麻烦别人，直到临终也没用儿女伺候一天。他安安静静地来，平平静静地走。他没有做出任何惊天动地的事，他只是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事。
父亲走了，我的这份思念变成了没有线的风筝，这只风筝将继续在空中飘荡，因为我的思念还在。我与父亲之间的情将变成一缕无型的线，连接着天堂与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