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林深处
讲一下我这一辈子经历的三个朝代
1957年的反右政治风暴，虽然我使出十二万分的努力，拼命上纲上线批判自己，并向“右派”猛烈开火以求自保，但终究没能逃脱厄运，最终被定为中右分子。后来知道，这还是靠东北林学院老院长刘成栋的保护才得到的从宽处理。否则右派分子的帽子肯定戴上无疑。
1958年初，东北林学院在小兴安岭建立凉水实验林场，我这个中右分子被作为首批人员派往凉水林场建场，名曰下放劳动锻炼，实为劳动改造。从此开始了我在小兴安岭的改造生涯。我妻子受我连累，也被下放到林场改造（我们1957年结婚）。为了执行阶级路线，不能对我们这样被定为另类的人过于“仁慈”，特意把我们夫妻两人分开，我到小兴安岭，她到完达山的另一个林场（帽儿山林场）。可能他们认为这样才符合无产阶级对待另类知识分子的政策。我们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一律转到林场（当时城市人口每家有一个粮食供应本，凭这个本到粮店购买粮食，每人只能定量供应）。从此开始了我的改造生涯。
小兴安岭位于中国东北，靠近苏联边境，位于高纬度地区，属寒温带气候。冬季气温达摄氏零下40度左右，夏季可达约零上30度。气候条件相当艰苦。我们到达时林场有建好的场房（木制）。有十几名工人，又把我们系的十几名学生右派调来，这就是凉水林场的全部劳动力。有一个食堂为大家做饭。室内取暖靠木材。地中间有一个大油桶改成的炉子，两旁是木板搭的舖，供人睡觉。林场周围十几米外就是原始森林。林子里的野兽叫声在林场都能听得到。
我们到达林场时是早春，天气还很冷。吃的是玉米做的大餷子（把玉米破成几瓣煮的饭），基本上没有菜，用盐水煮黄豆当菜。这样的伙食跟学校的食堂没法比。对于我们这些被改造的另类，虽然很难吃，能让你吃饱就不错了。过了些天，天气变暖，我们就到野外采野菜吃（记得有一种野菜叫燕尾菜，因其叶子形似燕尾）。野菜也不能总吃，过了季节就没了。长期见不到肉，人们馋的很。我曾经冒险抓路边水塘里的青蛙吃。因为从来没吃过，吃的时候心惊胆战，只能吃青蛙腿，其余全扔掉。
林区的体力劳动是相当辛苦的。我们从事的是森林采伐作业，包括伐木（用锯把大树伐倒），打枝（用斧头砍去枝丫），造材（按一定长度把树木截断），归楞（把树木归成垛），然后把它们运下山。我这个一直拿笔的手，现在拿起斧头锯子。一天干下来，腰酸背痛，全身的骨头都像散了架。我们林场除10几名工人外，全都是知识分子。干这样的劳动，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体力严重透支。
除体力劳动外，还要忍受大自然的严厉惩罚。夏天林子里的蚊虫异常凶猛。一种称为小咬的飞虫，铺天盖地向你进攻，遇到裸露的皮肤就叮咬。而且不顾死活，前赴后继，你刚打死一只，立刻又飞来两只，让你防不胜防。人们只好用衣服把头包上，只留两只眼睛，天气再热也得捂着。这些蚊虫一整天不断。早晨第一波上班的是小咬，接下来是蚊子接班。等到中午时分，“轰炸机”（一种特大会咬人的苍蝇，当地人称瞎虻，因为它飞行时发出嗡嗡响声，人称轰炸机）飞临头上。它落到皮肤上就立即下口，能咬下一块肉。下午黄昏前，又是蚊子和小咬的天下。它们轮番上阵，
人们苦不堪言。相对而言，冬天还好过一些。虽然零下30-40度的气温让人感到很冷，出外头发胡子都挂上冰霜，但只要拼命干活，还能挺过去。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吃”是最大的问题。林场后来也种了些地，养了几头猪。但一年吃不上几次肉。特别在大跃进的1958-1961年，全民挨饿。我们林场采集过树上的苔藓吃，甚至把锯末掺进玉米面作窝头。好在林子里秋天有野果和蘑菇，可以上山采集充饥。冬天我在雪地上发现野兔的行踪，琢磨出套野兔的办法，还偶有收获。可以解解馋，也增加些营养。就这样，人们虽然饥肠噜噜，勉强度过了大饥荒，所幸我们林场没有饿死人。
就是在这小兴安岭的深山老林里，我劳动改造了4年。虽然吃尽了苦头，好在我当时年纪不大（28-32岁），总算挺了过来，保住了性命。直到1962年，才让我回到哈尔滨的东北林学院，从新担任教师。可惜我的粉笔还没拿热，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暴又向我袭来。1966年“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比下放林场劳动改造更大的灾难在等待着我。经历过无数次批判斗争后，把我们全家驱赶到农村落户，当了3年农民。
刘达1911年出生，北平辅仁大学肄业，在一二九运动中为辅仁大学学生会代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在晋察冀组织反扫荡斗争，1946年任哈尔滨市市长，1955年调任中央林业部副部长，曾兼任东北农学院院长、黑龙江大学校长，1963年调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