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过年时节,赶巧重读老舍先生的文章,《北京的春节》。让我手痒也想写上几句。
《北京的春节》开篇就和我记忆中的春节十分相似。进了腊月就是年,过腊八要喝腊八粥,能想到的各种米,豆,坚果,都可以放在锅里,其中大米小米,糯米红豆,花生莲子,核桃枣泥是必须要有的。熬粥时就满屋子飘香,等盛到碗里端上桌,粥色温暖,粘融香甜,大人孩子都喜欢。过腊八还要做腊八蒜,紫皮蒜加米醋,泡在透明的玻璃罐子里,放在阴凉处,一到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时就可以开始享用了。腊八蒜剔透翠绿,可以配饺子,也可以吃火锅时当做小菜。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要吃饺子;要把房前屋后犄角旮旯都收拾的干干净净;还要祭灶神;吃麦芽糖。然后跟着几天就开始办年货,买糖果,理发洗澡,准备过年了。有句顺口溜我从小就会,“二七剃精细,二八剃傻瓜,二九剃狗头,三十烫猪脑袋”。这段日子还要买年画,贴窗花,写对联,每件事都有说道。过年期间对孩子们来说是开拓眼界的好时段。风俗习惯,戏曲诗词,还有各种民间传说,小孩子最有好奇心了,什么都想问个明白。新鞋新衣服一定要有,最好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压岁钱要有,给小孩子也要给老人家;过本命年的,得有红色的穿用,可以绑个红绳儿在脚腕子手腕子上,也可以买几件红色的内衣袜子,当然,随身带个红色的玉佩玛瑙珊瑚宝石也可以辟邪图个好兆头。
孩子们喜欢过年,因为不但有各种好吃的,还可以放心地玩耍。大人们对孩子格外宽容,平和人家过年时都不会责怪孩子,不好听的话都不要说更别说打骂了。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是一年里最丰盛的家宴。穷苦人家过年不易,过年跟过关一样,小时候听过《白毛女》里杨白劳唱,“人家的姑娘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儿,给我喜儿扎起来,哎哎哎哎扎呀扎起来”,当时年纪小小的我就觉得杨白劳是个好爸爸。穷人家过年也不乏短暂的欢喜。
我的爷爷很会做菜,过年时四喜丸子狮子头是一定要做的,还一定要等爸爸从青海回来,最好买西安西点房的吐司面包。爷爷只有说放面包渣儿的丸子才好吃,馒头渣儿就不成。我还记得从奶奶那里听来过一句顺口溜,“世上的香,回笼觉,二房妻,三鲜饺子黄焖鸡”。三鲜饺子和黄焖鸡也是一定要有的。1999年和德林刚认识时,有一次周末,德林来我的住处,在厨房里掌厨做饭,一阵子忙乎,摆上桌了两道菜,一道是炝油菜,另一道就是黄焖鸡。很巧这两个菜是我喜欢的。油菜青翠可人,黄焖鸡虽说是高压锅做的,味道却和我记忆中的有几分神似。。。。。。
小时候除夕爷爷奶奶家都会守岁。现在想,我的爷爷奶奶一定是非常开明的,因为过年时,不少叔叔们的朋友都会来爷爷奶奶家,家里天天都是流水席。那时没有春晚,我们家除夕就能开出一台春晚,吹拉弹唱,相声快板,十分热闹!吃好年夜饭,大家就一起说说笑笑包饺子,还会包几个硬币,白糖馅的,谁吃谁发财甜蜜交好运。
老舍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满族,1899年出生。按年份比我的爷爷大一轮。不过以前读到过老舍先生的姑母给他取的外号是小狗尾巴,看来老舍先生应该是头年阴历的腊月生人。和老舍先生一样,我的爷爷也是地道的北京人,祖祖辈辈住在崇文门内。爷爷是1911年,宣统三年阴历腊月二十二日生人,也是满族。奶奶是1922年阴历四月十八日生人。比爷爷小十一岁。奶奶也是满族,正黄旗,沈阳人,祖籍辽宁北镇。
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在文章里说老舍先生出生贫苦,幼年丧父,靠人周济才读了私塾。这点和我的爷爷奶奶不一样。爷爷的父亲是新派旗人,第一批剪了辫子,穿西装,带怀表,手里一根文明杖,法语流利,还会讲德语,兴致来了可以做一整套西餐,从头台小吃到饭后的甜点。奶奶给我讲过爷爷的父亲的事儿。说爷爷的父亲声音洪亮,笑声爽朗,为人大气做饭很好吃。总之,我的爷爷奶奶有比较幸福的童年,会写诗填词有文化,爷爷拉得一手好京胡,奶奶熟读红楼梦。我的妈妈曾经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她和奶奶畅谈红楼,完全是人逢知己的感觉。奶奶的父亲是位私塾先生,奶奶小时候就跟着她的父亲背书练字。在我的记忆里,爷爷奶奶说起小时候都兴致盎然,充满了欢乐。有几件小事,我要记录下来,免得以后忘了。
一个是关于巧克力的。我六七岁时,四叔叔从北京带来了巧克力,确切地说,叫北京朱古力豆,装在一个蛮精致,大约32开的铁皮盒子里。当时我跟奶奶说,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糖了。奶奶告诉我,她小时候吃过的最好吃的巧克力是比利时产的。
还有一个关于爷爷奶奶的小事儿。奶奶是19岁嫁给爷爷的。爷爷当时30岁。奶奶的三姐三姐夫是介绍人。爷爷奶奶的婚纱照我见过,奶奶穿曳地的白婚纱,爷爷穿深色的西装。奶奶给我讲过,说新婚里爷爷画了一幅画,两颗红心一支箭,让奶奶绣出来。当时奶奶不知道这是爱神丘比特之箭,可是她从心里认同爷爷的审美和才华,没有问就比着绣了出来,后来读书才知道这个典故的。
老舍先生是自杀的。有一次和我的导师聊天,偶尔聊到了自杀。导师说自杀有三种原因,痛苦,身体上或者精神情绪上的痛苦;负担感,尤其不愿意成为别人的累赘和负担;还有就是绝望,没有希望没有信仰没有了活着的意义。记得当时我还跟导师说,中国有个词叫舍生取义。生与义不可兼得,是故,舍生而取义。我奶奶的三姐夫就是这样的人。奶奶的三姐夫姓那,也是满族,沈阳人。他性格正直刚毅,一直跟着张学良从军,后来做张学良的副官。张学良被软禁后奶奶的三姐和三姐夫就回到沈阳老家。政治运动开始了,各种调查交代。后来有人找到奶奶的三姐夫,要批判揭发他的反革命历史,并且说第二天要带纸帽子示众。奶奶的三姐夫跟太太说他不愿意被这样对待,这种被人侮辱的日子他一天也不愿意过。他跟奶奶的三姐说,家和孩子就托付给你了,你就坐窗口边看着我,我走出去,喝毒药自杀,你看我倒下,再过一阵儿,来收尸就好了。奶奶的三姐答应了。人活一口气,她也不愿意她的男人被人羞辱。于是就这样,奶奶的三姐夫自杀了,三姐把孩子们拉扯大。直到1980年奶奶和她的三姐团聚,才知道的这件事。前两年,我的姑姑才讲给我的。
春节时节,重读老舍先生的文章,也算是我对过年的一种怀想吧。刚来美国时,有一次春节期间,唱小螺号的程琳来我们学校演出。程琳表演的是二胡。当主持人问程琳,做为最早红遍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手,来美国拉二胡,是什么样的感受,程琳说她追求有选择的自由。至今,我也还是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