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当局《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日前印发。这也是继“清退会员卡”、“月饼禁令”、“贺卡禁令”、“烟花爆竹禁令”后遏制车轮腐败的又一举措。至此，习近平的“新三反”有了基本雏形----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贪腐；反对官僚主义扩展至反四风；从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开始的反浪费。之所以在“三反”前加上“新”字，意在区别于毛时代的“三反”，且两者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有很大不同。后者产生于建国初期法律和制度尚处于空缺的历史时期。而习氏“新三反”的提出，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中共自身执政合法性屡遭解构的关头。
毛时代“三反”：运动式
毛泽东时代的“三反”运动最初由当时的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提出，指的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此运动也是中共执政后的第一场反腐败运动，当时受重视程度不亚于镇压反革命运动。提出的要求是“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
当年的三反，最终成为一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运动。尤其是在各项任务和指标面前，很多地方不仅对指标层层加码，很多运动手段甚至超出了法律许可的限度。有政情分析家认为，像历次群众运动一样，由于中央的严辞督责，各级领导也“宁左勿右”，甚至以超额完成指标来表明自己立场的坚定，生怕受到牵连。这是这场“打虎”群众战失去控制的主因。其次，由于当年法律法规极不健全，狂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必然带来热情的高涨，走向极端成为必然。这也给一些人诬陷栽赃自己的对手，大开了方便之门。
“三反”运动后，又有过一场“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三反”运动。不过，因为有了前一个“三反”留下的教训，所以最高党报《人民日报》社论呼吁“更不能用去年‘三反’的方法来开展这个斗争。”不过，类似的狂飙激进的群众运动，却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得以最大幅度的爆发。运动式整风、反贪腐、公款浪费的恶风和土壤，并未彻底根除。
习氏“新三反”：制度化
习近平十八大上台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反腐风暴、整风运动、反浪费接连进行。有分析人士将此系列动作定义为习近平的“新三反”。首先是反腐风暴。仅一年时间，就接连有数十位省部级高官落马。习近平提出的“老虎、苍蝇 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解决不好亡党亡国”等，也成了中共大力推行反腐的表征。期间，微博反腐一度风生水起，实名举报蔚然成风，刘铁男、雷政富等人应声倒地。随后，当局加大了对网络的监管和舆论的管控力度的做法，被诟病为堵塞了民间监督渠道。
不管是微博反腐还是中央巡视组奔赴各地抓老虎打苍蝇，习王二人联合出击进行的反腐，与毛时代“三反”中提到的反贪污虽然同属一个性质，但具体实施策略却明显不同。后者的运动式反腐来去匆匆，而且形式大于内容；后者的制度反腐，则偏重于内容。捉住的老虎，打掉的苍蝇，也都是实实在在有贪有污之辈。
其次是整风运动。习近平上台后不久，就提出了“八项规定”，随后进行的四风大扫除、亲自坐镇河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期一年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引得各界猜想。
与“三反”中单单反对官僚主义不同，习近平的“新三反”中还加入了更多的内容和元素。比如四风大扫除中，就不仅仅是扫除官僚主义，还有反对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最后是反浪费。最新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在经费管理上拧紧了党政机关花钱的“阀门”，如条例提出“党政机关应当遵循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严格执行预算，严禁超预算或者无预算安排支出，严禁虚列支出、转移或者套取预算资金。”在制度管理上扎紧了“篱笆”，如条例提出“对无公函的公务活动不予接待，严禁将非公务活动纳入接待范围。”针对公车私用、超编超标配置、豪华装饰问题提出的一揽子计划，如“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取消一般公务用车。”针对差旅出国、会议活动、办公用房领域浪费现象，提出事无巨细的硬性要求，如“从严控制国内差旅人数和天数，严禁无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活动，严禁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从严控制会议数量、会期和参会人员的规模……凡是违反规定的拟建办公用房项目，必须坚决终止。”
事实上，习近平的“新三反”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已经有了集中的呈现。在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部分，加强行政审查和审计监督、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改进中央巡视制度等，都归属于“新三反”中的反贪腐。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则应归属于反四风。而与反四风有颇多重合之处的反浪费，则对应着三中决定中的规范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后者的规定被总结为“六个不准”，即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准违规配备公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不准超规格警卫，不准超标准进行公务接待。
由此可见，与毛时代依靠群众进行运动式的三反不同，习近平推行的“新三反”，更偏重于制度化。堵住公务黑洞的手法也尽量避免笼统和空喊口号，操作性、针对性更强。比如在中秋节前夕提出不允许公款买月饼，在临近年关时提出不让公款发贺年卡、不准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虽然看上去是小修小补，但给挥霍无度的官员们划定的制度“红线”和以身试法可能碰触的“高压线”比以往更加明确。
虽然“新三反”从运动式在逐步向制度化过渡，但也应注意到，不管是反腐败还是整风运动，均与依法治国的精神是一致的，它既要求司法有名副其实的独立性，也要求政府权力的民主性、责任性与正义性，这样才能与当下市场经济的本质相适应。有分析人士提出，现代政府是服务型政府，只有彻底转变政府职能，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程度降至最低，将政府的职能限制在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修补市场缺陷等领域，让能进入市场的尽量进入市场，增加政府干预市场的透明度，才可能真正减少权力的寻租空间，减少权钱交易的发生。此目标的实现，与法治紧密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