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钧、许光达、廖汉生到底有没有揭发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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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钧、许光达、廖汉生到底有没有揭发贺龙？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许光达这些人。”
  
    几则资料——

    贺龙年谱第791页，记载，9月8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起草了对贺龙立案审查报告，提出由康生任组长，叶群任副组长。专案组负责人还有黄永胜、吴法宪、张秀川。9月13日，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据公开资料记载，贺龙专案组两任组长分别是余立金和张秀川。

余立金出事以后（杨余傅事件），贺龙专案组改组，组长为张秀川，顾问是康生。第一轮贺龙专案组的骨干人物是朱铁铮，此人后来被网罗进入林立果的“小舰队”。事实上，贺龙专案组主要骨干均是来自于林彪集团。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随后，又有晏章炎诬告贺龙历史上有企图“叛变投敌”的事。

到了9月上旬，林彪认为提出把贺龙立案审查的时机已到，他指使叶群于9月7日在中央的碰头会议提出此事。叶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讲了许多耸人听闻的诬陷贺龙的问题，包括所谓“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讲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还煞有介事地拿出了“证据”，向大家展示。最后，她叫嚷:“贺龙问题严重，应该立案审查。”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对叶群的提议一致赞成并积极支持。

　9月11日，一份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叶群联名，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的报告，经林彪圈阅后送到毛泽东那里。报告说:“贺龙的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都很严重，需要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由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10名军队干部组成专案组。”

    9月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当天，“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

 　 “贺龙专案组”成立，也意味着贺龙落到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手中。从此，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公开地、大张旗鼓地对贺龙进行迫害了。

    我的问题是，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真的有揭发贺龙的事儿吗？看廖汉生回忆录，只写到解放战争就没有了。

   “二办”辖9个主要专案组，其中最大的是贺龙和彭德怀两个专案组。但彭德怀早在8年前的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已成了“死老虎”，所以，军队真正第一要案就是贺龙专案了。所以林彪、江青特别重视，配备了很强的力量，由康生亲自抓。

康生阴阳怪气地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口对准了中南海……”半个多月后，康生于5月16日再次到“贺龙专案组”，布置如何清查贺龙问题。他恶毒地诬蔑说:“贺龙不仅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

5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在京学习班时，首次明确表示不保贺龙了。他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有了毛泽东这句话，康生控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立即于6月14日作出决定，将贺龙由原中央办公厅保护，改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对象，实行监护。从此，周恩来再也无法保护贺龙，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魔掌。

 

      1、　
    成钧，湖北石首人，1955年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时任空军副司令员。成钧本人自从1959年4月兼任空军技术部部长以后，在空军指挥本部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贺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来，同贺龙的关系很好，走的也比较近，因而被看作是所谓贺龙“集团”的干将，至于雷英夫则因为康生的特殊“关照”，被点名进入贺龙“二月兵变”的爪牙。

　原本没有从许光达、廖汉生和王尚荣等人嘴里掏出的专案组想要的信息，这次就准备从成钧、雷英夫身上动手，希望打开缺口，而这副重担就落在了新近接手贺龙专案组第一副组长，原总参某部处长李国西的肩膀上。

　李国西，原名李国熙，他是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王新亭推荐来的人。王新亭和谢富治前后都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是张国焘、陈昌浩眼中的红人与亲信，张国焘垮台以后，王新亭一度黯然，而后逐渐走出阴影，王新亭在太岳军区工作时就极力推行左的一套做法，文革起来之后，成为全军文革小组中排名靠前的副组长，特别是王新亭以副总长的身份出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和文革初期红极一时的杨成武、肖华同列，可见他当时的地位了。关于推荐李国西一事，王新亭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及，也许这种事情委实太小，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李国西上来以后比朱铁铮也不差，朱铁铮临走时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贺龙专案组的同仁们说，看看罗瑞卿专案组和贺龙专案组谁先打开突破口。李国西就把贺案的突破口放在成钧身上。成钧在多次熬审以后，口气开始松动，成钧本人患有心脏病，李国西让专案组进行车轮战术，注意不要过于殴打，以免成钧意外死亡。

　审成钧主要来自这么几点的认同，第一个是成钧和吴法宪、余立金的关系一直紧张，特别是和吴法宪的关系较差，吴法宪对林彪说过，他指挥不了成钧。第二个是康生的点名，康生说过，成钧是贺龙在空军的黑干将，他管技术，没有他，贺龙兵变不能成功，他是贺龙兵变以后的“空军司令员”。

　成钧在最初的阶段曾经胡乱供认说贺龙为了发动兵变，前后一共召开了“八次黑会议”，给各大军区的亲信都布置了任务等等。随后，成钧又翻供，一共翻了三次，让李国西知道以后告诉专案组的人要“打他的态度”，这样就给成钧用刑，用刑以后的成钧把口供锁定在贺龙兵变的时间是“十月一日”。

　空军早在六十年代就很受林彪的重视，多次对空军的领导权表示关注，从以后林彪培养林立果并且把林立果送到空军去工作，用叶群对吴法宪的交待那就是“林副主席对空军的空前信任”来看，林彪对空军抓的很紧，而空军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时，空军内部虽有矛盾，但是，并不突出，这也是因为刘亚楼为人相对公允。

1959年，何廷一上庐山时，杨尚昆对何廷一说过这么一句话，杨说：“你们司令员刘亚楼的发言没有过头，比其他同志的发言要客观、公道。”在第一次庐山会议那种背景下，能够做到刘亚楼这样的结果已经实属不易。

刘亚楼死后，吴法宪接任，包括刘震、何廷一等人在内，和吴法宪的关系不那么融洽，贺龙主持整顿海军和空军工作时，成钧、刘震都向贺龙汇报了吴法宪、余立金的事，贺龙曾经单独表态要对空军领导班子动手术，林彪不同意。

康生在揭发二月兵变的有关会议上说何廷一准备利用驾驶飞机的机会暗害毛泽东，所以，江青以后就在大会上点名说：“吴法宪是个好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空军真正的坏人是刘震、成钧、何廷一。刘震、成钧、何廷一就是关锋同志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震我不认识，他是彭德怀的死党。成钧是大土匪、大军阀贺龙的死党。何廷一好像见过面，他是彭德怀的死党、杨尚昆的人。他们有一个吃喝小集团，整天吃吃喝喝不干革命，专干反革命的勾当。”（引自钟兆云《一个老兵眼中的杨尚昆》）

    而打倒成钧、何廷一等以后，吴法宪确实获益匪浅，他在文革中对空军指挥权的把持已经到了空前的地步，以后，吴法宪对林立果越次提拔乃至把空军的指挥大全私自交给林立果，听任林立果、周宇驰等人专横跋扈，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出来以后有憾于林立果的事情曾经责问吴法宪说：“吴法宪同志，林立果不过是一个娃娃，你们为什么把他捧的那么高？甚至把兵权也交给他？”（引自《秘密专机上的领袖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该书227页，张瑞蔼回忆原话）通过对林立果的扶持，吴法宪在林彪集团中的地位也牢固不破，成为仅次于黄永胜的第二号大将。

    文化大革命中，成钧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入狱达5年之久。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关怀下，1973年，得以彻底平反，复任空军副司令员。

成钧先后被选为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病逝于北京。

成钧曾当选为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8月6日因病逝世，享年77岁。

1989年10月25日，成钧将军的骨灰由夫人周月茜等人护送回家乡石首。10月31日，石首市委、市政府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将成钧将军的骨灰安葬在城区马鞍山革命烈士陵墓。遵照成钧将军的遗愿，周月茜将覆盖成钧将军遗体的党旗及将军礼服等遗物捐赠市博物馆.

     成钧在西安、北京两地被折腾了两个月，精神上和肉体上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待回到家时，令妻子周月茜大吃一惊。出门时还是壮壮实实精精神神的，这会儿却形容枯槁得像个囚徒。她心痛得失声痛哭。

    只过了一天，成钧又被押进司令部大楼的一间小屋里。空军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式宣布：对贺龙死党成钧进行专案审查，一个斗成专案组也宣告成立。专案组由十人组成，组长是个"麻皮"，成钧的四任专职秘书杜云鹏等一律参加。

用首长的专职秘书来揭批首长是吴法宪的一大发明，这样做，一可清除首长对他们的影响，二是秘书的揭发有人信，三是考验秘书是否还可以用。

专案组成立后的头一个行动，便是占住了成钧宿舍楼的一层，把成钧的家人封锁在二楼上，大人孩子的一举一动，全落在专案组成员的监视之中。．

　成钧心里明白，斗争升级了。专案斗争不同于大会批斗，大会批斗是雨过地皮湿的大哄大嗡大轰隆，专案斗争则是关在小黑屋子里精心计划的阴谋和肉刑逼供。

     在小黑屋里，长桌前边的水泥地上铺着一张写着"贺龙死党成钧必须低头认罪"的大报纸，这张报纸的前面便是成钧接受审问的固定位置。不许靠前，也不准靠后，这叫做"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成钧，把你同贺龙的关系，老老实实地交代出来。"审讯开始时没头没脑的就是这么一句。

　成钧从容而谈。他讲起自己1930年参加洪湖赤卫队，后来当了红军，在红二军团第六师从战士、班长、排长到连长、营长、团长，都是跟着贺龙军团长作战的，贺龙在洪湖打了许多胜仗，也有败仗，有大仗，也有小仗，开辟了湘鄂西洪湖苏区。

　"住嘴!让你交代自己的罪行，你倒在这里给自己评功摆好来了，还拼命替大土匪、大军阀、大野心家贺龙脸上贴金!看你有多狂，你就敢这样蔑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说，你同贺龙是什么关系?"

    "他是军委的第二副主席，我同他是首长与部下，领导与被领导的工作关系。而且是隔了好几层的关系。"成钧回答得理直气壮，态度坦然。

    "你是贺龙的什么人?"

    "过去是他的下级，现在还是他的下级，我同他的关系是完全正常的革命关系。别的还有什么?我不明白。"

    "好个老顽固，无产阶级革命派让你坦白交代同贺龙的黑关系，你倒装糊涂说不明白!"一个家伙扬手朝成钧脸上就是一记耳光："不明白?我来让你明白!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指出贺龙是个大土匪、大军阀、大野心家，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都有他的人、他的亲信、他的死党、他的黑干将，他们等机会，就要搞兵变，闹大乱子的。贺龙是什么人，你该明白了吧。你说，贺龙是怎样支持你在空军搞'罢官夺权'的?"

    沉默。成钧的嘴巴闭得铁紧，拒不回答。

    "嗬，对林副主席的指示，你也敢抗拒!"说着又给了一个耳光，"我看你是同这大土匪、大军阀、大野心家的黑关系太深，自己的罪行太重，承认下来不得了。你害怕说出来，不得了，是不是?"

    成钧镇定自若。他继续沉默。

    "我第三次问你，你同贺龙的关系，是不是黑关系?是不是贺龙支持你在空军搞'罢官夺权，?"

     沉默!

     那家伙捋起手表，送到成钧眼前："限你三分钟时间。如果再不回答，就算犯了一次抗拒的罪行。现在开始，一、二......"成钧突然说："我讲。"

     "好!""麻皮"交代记录员，"他说什么，你都给他记上，一个字也不要漏了。还要他自己看看，按上手印。免得他翻案。"

"我同贺龙的关系，计算起来，内战时期是八年，抗日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不在一起，没来往。他调到北京当副总理，在国家体委工作时，我没去过他家。我们的关系是从1958年庐山会议后才开始的。当时，毛主席让林副主席同他两人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按主席说的'林在家林管，林不在家贺管，后来，林副主席身体不好，长年养病在家，军委一大摊子事便归贺龙管了。所以，空军的事，许多便去找他汇报请示了。从这时候起，我同他才发生了直接关系。"

    "你同他都住在北京，七八年时间，你们来来往往的次数，该不少吧?"不知为什么对这一点抠得特别细，特别认真。

    "不能算多，总共不过十来次吧。"

    "好，你说十次，就算十次。你把每一次经过的详细情形，搞了哪些活动，一条一条地交代出来，我们可以对你从宽处理。"

"我们的这些来往，谈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

     "你又胡扯啦!两个三反分子搞在一起，不搞阴谋，难道还会搞阳谋!"

     "我们之间，只有阳谋，没有阴谋。"成钧态度严肃，铿锵有声。

     "什么叫只有阳谋，没有阴谋。""麻皮"的脸色更加阴沉。

     "我每次至八号院找贺老总，谈的都是有关空军作战的部署，兵力的调整，武器的配备这些事情。党委分工我管作战嘛。好几次都是同刘亚楼同志一道去的。从贺老总那里回来，我把谈的内容都向党委汇报了，都有记录的。"

    "你他妈的同我耍花枪呀!来!"他向打手们给了个手势。几个人扑上来就是一顿拳脚。

    "麻皮"死抠住"要害"不放："你现在回答，你是贺龙的什么人?"

    "你们已经说了嘛，我是什么'死党''黑干将'吧。"成钧皱紧双眉，嘴角挂着鄙夷的冷笑。

     "你这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诬蔑你锣!"麻皮"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笑："我告诉你吧，这是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说的，你是贺龙安在空军的一颗定时炸弹。江青同志在京西宾馆点了你的名，你是个三反分子，大坏蛋!你敢说，这是林副主席、江青同志对你搞诬陷吗?"

     成钧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堂堂正正地声明："我是个老党员。革命军人，决不是什么人的死党，我到空军来工作，与贺龙根本没有关系。1957年空、防两军合并时，是军委决定由我带队到空军来的。我不是什么埋在空军的定时炸弹!"

    "江青同志在大会上点你的名，说你是三反分子，大坏蛋，你敢说不是吗?"

"你们这样说，到底根据什么事实嘛!"成钧豁出来了。

麻皮拿住了成钧的一个把柄，便大叫起来："好大的胆，到这个时候，你嘴还这样硬!连江青同志的批示也敢抗呀?"

     几个打手一拥而上，将成钧按倒在地，有人按住成钧的头，有人压住成钧的腿，有人飞起大头皮靴，专拣成钧的腰眼和肋骨猛踢。

     "起来!"打完了，"麻皮"对躺在地上的成钧喝道。可怜这位百战余生的老将军被打得站不起来了。成钧的某专职秘书扯住成钧的头发，把他硬拽起来，按住他的头，对他施以坐"喷气式飞机"的酷刑，并用脚狠踹。

    "喷气式飞机"从上午"坐"到了下午，又从下午"坐"到了黄昏。

    成钧身上的血奔脑门心涌去，脑袋像压了块磨盘石。被扭曲成九十度的腰间射出一阵阵锐利钻心的疼痛，衬衣、背心、裤衩都被冷汗浸湿了。

    当天夜里，"麻皮"又领着专案组，对成钧发起通宵达旦的"车轮战"。

    专案组派出八个人轮番"上阵"，每个人，对成钧实施"熬鹰"战术，一不打，二不骂，只让他面对毛主席的肖像，坐"喷气式飞机"。每人上阵时重复问一句话"你同贺龙有哪些黑关系?交代还是不交代?"成钧拒不吭声，记录员便将这段"态度"笔录在案，作为他顽固抗拒的明证。

    凌晨3点，成钧早已是浑身酸痛，脑袋麻木昏沉，呼吸都感到急促艰难，十分费力。他凝聚起身上的每一分气力，振奋起战场上拼搏到底的血战精神，同这股邪恶的势力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吴法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指示专案组非要撬开成钧的嘴，拿到有分量的东西不可，一来可以报成钧在老帅们面前揭他短处的私仇，二来可为打倒贺龙提供炮弹以效忠林彪。于是，成钧天天坐"喷气式"，头发被拽得一把一把脱落，汗水浸透了一张张的大标语。

     成钧的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回到家里，他的腰痛得直不起来，他的两个肾脏留下了不可医治的致命伤，1988年他七十七岁时去世就是因为肾功能衰竭。但他是个硬汉子，他对受到的折磨和污辱只字不提，只让周月茜把他所剩无几的头发剃掉，剃成个光头。

     人格受污辱，精神受折磨，肉体受摧残，使决不屈服的成钧多次想以死相拼。

     成钧含泪对周月茜说："他们打着共产党人的旗号整共产党人，他们做的是敌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与其被他们整死，不如我自己去死!以死相拼，以死抗议!他们想整死我，他们不配，他们实在不配呀!"

    "楼下住着他们的人，千万别说这话。"周月茜轻声制止他，接着说，"你想死，有人还巴不得你死呢!你死了，他们说你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岂不是正好帮了他们的忙，而且还殃及后代!"

    成钧冷静了下来。周月茜给他端来一杯开水，在他身边坐下，又说："你要看得远些，打倒的不是你一个，上至共和国主席，下至生产队长，不是都在挨整嘛。你没做亏心事，怕什么!千万不要和群众硬顶，群众不了解情况，你也不是群众打倒的。你只管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将来总会有澄清事实真相的一天!你要好好地活着看看他们的下场!"

    在关键的时候，周月茜的话给了成钧以力量与信心。成钧后来常对孩子们说："文革"中是你妈妈救了我。他说：在我一生中有三个人在关键的时候救了我，一个是余秋里，一个是黎化南，还有一个是你妈妈。

　成钧被折磨了七八个月，吴法宪仍然没有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便施出一个卑鄙的毒计。他了解成钧禀性耿直，不会说假话，便指使专案组让成钧谈"文革"以来的活思想，谈对"文革"的看法，谈对林彪、江青点他的名的想法。

    对他个人的无情打击和对国家、军队秩序的毁灭性破坏，使成钧对"文革"积了一肚子的怨气，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愤怒，正如他说的，要是他们不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我早就跟他们拼了。他早就想说了，他早就想呐喊了。他不是不知道说出真实的想法必须以身家性命作代价，但这场比洪水还要凶猛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把老革命、老党员以及知识分子当做敌人对待的无情斗争，这场把造谣、诬陷、肉刑逼供当做斗争手段的"群众专政"，这场愈演愈烈的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已经使他彻底失去了耐心，已经使他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胸间和铮铮铁骨中蕴含的浩然正气像熔岩般地喷发了出来。

   他大义凛然地说道："贺龙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是国务院副总理！林彪凭什么说贺龙是土匪？大革命失败后，他一个党外人士，毅然带领国民革命军一个师投身革命，并担任了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队垮掉后，跑到湘西老家以两把菜刀闹革命，重新拉起一支游击队，发展成为红二军团，并开辟了湘鄂西苏区。这些都是我亲身参加过的。他是有大功劳的啊!现在倒好，突然一下说他是大土匪，大军阀了!过去国民党骂他是大土匪，这不奇怪，为什么现在你们也骂他是大土匪，大军阀了呢？我是洪湖地区放牛娃出身的赤贫农，从参加赤卫队到正规红军，都是跟随贺龙干革命的，你们说他是土匪，那我不也是土匪啦？我是不是土匪，我自己还不知道吗？再说江青，她只不过是主席的夫人，在党内、政府和军队中都没有职务，更不是什么领导人，可她现在到处乱点名，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老帅的名她都点，还点到周总理头上，她哪来那么大的权力？"

      成钧越说越激动，一发而不可收："再说国家主席刘少奇，说一声打倒，就什么叛徒、内奸、工贼都来了！这可不是红卫兵瞎闹腾出来的，是正式上了红头文件的呀。1939年我们在淮南地区打游击，受新四军军部项英和长江局王明投降路线的影响，不敢建立根据地，不敢扩大队伍，四支队七、八、九三个团打过来打过去，总也打不开局面，蒋介石批准了何应钦的军事计划，要把我们消灭，在这紧要的关头，幸亏刘少奇赶到藕塘，把部队从错误路线下挽救了出来，这才有了第一次反摩擦的大胜利，才建立了华中的第一块根据地，要不然的话，淮南部队的失败比皖南事变发生得还要早呢！现在给人家戴上'内奸'的帽子，有这样的内奸吗?！"

     成钧知道，说出这番话就要大祸临头了。回到家中，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一种含着忧患和责任的复杂眼神久久地看着妻子。夜深了，他静静地来到孩子的床前，用充满爱怜的眼神久久地看着熟睡的两个孩子。周月茜还年轻，孩子们还幼小，他从内心深处感到对不起他们。

     折磨成钧达八个月之久但依然乐此不疲的专案组如获至宝，他们把成钧的这番话飞报给吴法宪。吴法宪迫不及待地让人连夜把成钧的话整理出来，交给成钧修改、签名。

     成钧说出这番话，并不是出于一时冲动，也并非中了吴法宪的计谋，他说出这番话是他坚定的党性和刚直的人格使然。成钧义无反顾地一挥而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吴法宪立即写一信，附上成钧的讲话记录，送到林彪处。吴法宪的信原文如下：

    "林副主席：成钧于10月13日借口交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思想活动，大肆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以及敬爱的江青同志，内容反动透顶，完全暴露他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刘少奇、邓小平、贺龙死党，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反革命分子。现将空直'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成钧战斗队，整理的并由成钧逐字修改亲笔签名的这份反革命自白书呈上，请审阅。"

     10月27日深夜，成钧被"革命派战士"戴上手铐，蒙上眼睛，推搡着塞进一辆囚车，投进了关押国民党战犯的秦城监狱。在此后漫长而黑暗的日子里，成钧被关进只在高处有一个小窗口的黑屋子里，吃的是窝窝头，一天只有两杯水；睡的是距水泥地一尺高的硬木板。无休止的审问、凌辱，加上长期不见阳光、营养不良，成钧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他两眼发直，没有余光；两腿患了静脉炎、脉管炎，以致走路只能依墙挪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在惦记着部队的工作和建设。出狱后，他见到田在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打U一2的笔记本还在不在，这是亲历者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痛苦屈辱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我们党的历史又翻过了艰难的一页。

    成钧的个人历史是与我党我军曲折坎坷而一往无前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林彪自毁后，在周总理、叶帅的关怀下，成钧恢复了空军副司令的职务，重新工作。他不计个人的恩怨得失，不顾疾病缠身，仍然像支两头都燃烧的蜡烛，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组织部队训练和演习，深入艰苦边远部队搞调查研究，参与党史、军史的撰写、编审，无私地为加速空军的现代化建设奉献余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了同疾病作斗争，利于健康和工作，他决定戒除一生嗜烟的习惯。他买了一堆各种牌子的香烟，挨个抽了一遍，像是一个告别仪式，然后一刀挥下，断然戒绝。

　但是，一生身经百战晚年却备受摧残的老将军终于燃尽了生命的烛火。1988年，成钧将军倒下了，病危之际，他还用颤抖的手吃力地写下了"奋勇前进"四个字。

　------奋勇前进，奋勇前进！这四个字，可说是对他自己，对共和国将军成钧充满辉煌和艰难的一生的真实写照。

2、

　向仲华在装甲兵科学院解答许光达与贺龙等人关系问题会议记录
　　　向仲华

　　〖摘自装甲兵科学院向仲华解答问题会议记录。〗

 

　　一、许光达与贺龙的关系

　　（一）许光达从没有去过林副主席那里，其他几个老帅更不用说了。但到贺龙那里，就去得比较多。

　　（二）贺龙常说要一个大将当总参谋长，别人压不住。大将中间：黄克诚、谭政垮了；徐海东、张云逸久病在身；王树声身体不好，只能在军事科学院。那就只能是许光达了。贺龙和彭真是串通在一起的，就是要许光达当总参谋长。

　　（三）罗瑞卿在1964年带着一批人（各军种、兵种负责同志）到新疆看地形，装甲兵司令部的张文舟也去了。据说，新疆军区提出要一个坦克部队去。以后他们回来讨论，64年没有去，66年上半年又去了。罗瑞卿、贺龙是否想：因为许光达是装甲兵司令，利用他调动坦克部队来加强他的新疆力量。贺龙的手各地区都伸。武汉、成都、北京、新疆等军区，有计划地加强他的实力，准备搞政变。

　　（四）据宋庆生揭发，在写第二方面军军史的问题上，应当由了解的人来写。许光达有一段时间到苏联去了，很长一段时期不在二方面军，但军史实际上由许光达负责领导写的。

　　（五）许光达本来不够大将资格，最多是个上将。但为了照顾山头，一、四方面军都有大将了，就是二方面军没有，所以给他个大将。但后来贺龙对许的级别还有意见。

　　二、许光达与彭德怀的关系

　　（一）彭德怀当国防部长时，两次调许光达到总参去工作。（当时黄克诚当总参谋长）叫许去当副总长。另一次是叫他到军事科学院当院长，他没有去。这说明他与彭德怀的关系不一般。

　　（二）许光达那时经常亲笔给彭德怀写信，装甲兵建设多少个坦克师等问题都亲自写信给彭。据我所知，林总主持军委工作以来，他没有请示过，没有汇报过，更没有亲笔写信。

　　（三）1958年以前张文舟与我谈过：在一野时，彭德怀对许光达是很器重的。那时许光达是一野三纵队的司令员，后来是兵团司令。彭德怀在很多问题上，如打哪一仗的方案，都要先征求许光达的意见。

　　（四）在1959年的反彭斗争中，开大会时，许光达担任一个组的组长。据我的记忆，许光达对彭德怀没有揭发什么问题。

　　三、许光达与罗瑞卿的关系

　　（一）罗瑞卿的问题被揭发后，1966年2月许光达还到彭真家去谈了5－6小时。

　　（二）对林总的指示许光达很少传达，对罗的指示则经常传达。

　　（三）罗的问题揭发后，在1966年新年团拜时，许还说“祝罗总长身体健康”。

　　（四）大比武时，跟罗跟得很紧，亲自领导装甲兵大比武，还写了一个报告，多次让罗批，后来罗批准了。

    许光达被捕以后，他的生活秘书陈志文立刻和专案组配合起来抄家，连1938年许光达给夫人邹靖华的情书也被抄走，许光达的儿媳妇曾正魁回忆说，她当时被北京钢铁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抓走送到专案组，她进入刑讯室以后，发现一个人刚刚被打死在地，而这时曾正魁已经是一名孕妇了，让孕妇直接面对死者的狰狞正是专案组的杰作之一。目的在于让曾交出所谓的“二月兵变”的黑名单。北京钢铁学院追杀许光达家属的事情被周恩来知道以后，遭到周恩来的制止，曾正魁这才有机会生下了许雪青。

　许光达在专案组中的追逼之下态度一直不是很好，目前公布的许光达的所谓的交待材料，通篇都是引用的毛泽东的一些警句和名言，还有就是一些含糊不清的话，比如“一切依靠帝国主义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这句话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所以，许光达专案组后来的组长徐浩、副组长姜永兴对许延滨说：“许光达很顽固，我们谁和他去谈话他都骂人。”

　那么，专案组是找许光达谈话吗？根据1978年7月6日的装甲兵党委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关于许光达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中称，许光达被抓以后，从1967年12月开始被批斗，经常遭到罚站、弯腰，其中还有一次大规模的车轮战，三天三夜没有让许光达休息。贺龙专案组常务副组长芦凤歧指示把许光达的伙食标准下降为标准犯人，每月不得超过12元。半个月后降到8元。装甲兵保卫部副部长、原许光达专案组组长薛振先率先武斗，把许光达打昏。

　原装甲兵保卫部工作人员党志壁因为许光达说过他是“小贝利亚”对许光达大打出手，以致于许光达口吐鲜血，另一位专案组成员都曼林因为殴打许光达有功被提拔为兰州部队某军副军长。

　倍受折磨的许光达于1969年6月3日晚上十点在没有看护人员的情况下，惨死于马桶之上，死因至今没有完全落实。早在许光达死前，周恩来就做过指示要对许光达的身体做深入的治疗，这是周恩来在对罗瑞卿专案组成员谈话时提及的，以后许延滨又给周恩来写信，但是，信被退回许延滨处。

　许光达死后不过一周，贺龙也走到了他的生命的尽头。 
 
原装甲兵保卫部工作人员党志壁因为许光达说过他是“小贝利亚”对许光达大打出手，以致于许光达口吐鲜血，另一位专案组成员都曼林因为殴打许光达有功被提拔为兰州部队某军副军长。这些人的资料查不到啊，我建议许光达的后人最好找到这些人！

3、

　林彪对贺龙“削其羽翼”，廖汉生一夜之间成囚徒

    1954年廖汉生中将被任命为最年轻的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他和一批将军进入军事学院战役系深造，毕业时从学员直接升任院长。尽管他再三申明：“我一个中将怎么能接替著名战略家、军事教育家刘伯承元帅的位子呢？再说我本身的能力也不行。”但是一纸命令还是让他走马上任了。

1960年1月，他奉调赴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担负起护卫京畿重地的要职。尽管置身于政治中心，常常与中央领导有许多直接的接触，但从不善于走动关系的廖汉生仍凭着耿直的作风，在这个岗位上一口气干了7年。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毛泽东把北京军区司令杨勇、政委廖汉生叫到面前，指示说：“你们两个一是要团结好，二是要向林彪多请示汇报。”

    然而，此刻的林彪却是要对贺龙“削其羽翼”，廖汉生早年就与贺龙一道干革命，自然在劫难逃。 

    1967年1月8日，北京军区常委会在远离军区大院的北京卫戌区司令部召开。会议当中，有电话说“文工团的人到了政委家，要找他。”没想到，廖汉生一到家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带到军区大院关押起来，并被告知：当天早上有人贴出大字报，提出了他的“四大罪状”。若干年后他得知，大字报是林彪叫人到其住处炮制的，他被关押也是林彪授意的。几天后，杨勇司令员也被关起来。

    此后，大会小会的批斗，白天黑夜的审问，成了他每日的“功课”。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他身上，什么“贺龙的亲信”、“二月兵变的干将”、“假党员”、“三反分子”等等。起初，他还真是想不通，愤懑、痛苦、困惑……

    转眼间5年过去。

    1972年7月间，廖汉生被专案组人员从石家庄关押地带回北京，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向他宣布了3条：“第一条，毛主席说的，你没有罪，有错误；第二条，解除监护。”“什么监护？”廖汉生对这个词很生疏，心想：我不是被关起来吗，噢，这叫监护。“第三条，林彪叛党叛国，摔死了。”

    “监护”的人撤走了，大套间里只剩下孤零零的廖汉生，他才意识到：从此他又获得了自由！

7月31日，廖汉生接到去人民大会堂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通知。他怀疑地对通知人讲：“我还能出席‘八一’招待会呀？”一会儿，碰见了久违的王“胡子”———王震，王“胡子”问：“通知你了没有？”他答道：“通知了，我能出席吗？”王“胡子”语调重重地说：“当然能出席，一定要出席！”

    8月1日，报纸、广播公布了1972年建军节招待会出席人员名单。在一份名单就是一张政治晴雨表的特定年代，人们重新看到包括了廖汉生在内的一批被打倒的将军的名字，也从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之光。而这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纠正林彪极左路线，重新“解放”并启用老干部的一个重要步骤。

    复出后的邓小平将廖汉生派往华东

    1975年1月，正当“四人帮”恣意横行、企图“组阁”之际，毛泽东亲自提名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等要职，同时调整了各大军区主要领导。廖汉生受命担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当时的南京军区所辖防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军区机关驻地南京与“四人帮”发迹的老巢———上海相毗邻，在北京握有重权的张春桥仍然直接挂名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到这样一个地区任职，其是非之多、麻烦之大、担子之重，自不待言。

     临行前，主持军队工作的邓小平找廖汉生谈话，态度鲜明而又寓意深长地说：“你过去是有角的，有硬角，你到了那里要保持这个角！”叶剑英元帅也先后几次叮嘱：毛主席已经多次批评了“四人帮”，你们没事不要往上海跑。按照小平同志和叶帅的嘱托，他以清醒的头脑立于是非之地，积极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方针，下部队，跑海防，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

    1976年，随着周恩来的逝世，“四人帮”的气焰越来越嚣张，触发了一场席卷神州的政治斗争。南京市成千上万的群众纷纷来到梅园新村原中共代表团驻地悼念周恩来，从上海到北京的那趟列车途经南京时，车厢被人们用油漆刷上了长长的标语，锋芒直指“四人帮”。不久，北京就爆发了影响巨大的“天安门事件”。

    清明后第10天，廖汉生等南京军区有关人员、江苏省委负责人被召至北京人民大会堂，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南京事件的追查情况。

    “四人帮”在会上宣称：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同去年刮的“右倾翻案风”有联系，邓小平是总后台。发生在南京的事件同北京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性质一样，时间比北京还早，影响面广，火车上的大标语带到全国去了，军区、省委态度不够明朗，没有制止，追查不力。

这个会名义上是政治局全体成员听取汇报，实际上是批廖汉生和彭冲，江青主批。廖汉生汇报时有人插话，抱怨军区报纸把他讲的“北京事件处理得很好！很好！很好！”删掉两个“很好”，江青听后指责说：“廖汉生，你是政府要员，你为什么不制止？”江青又说：“啊！你不要欺负他了！”

    廖汉生已经不止一次听江青说这个话了。他当即火气十足地回答：“今天在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我就要把话说清楚，我工作上有错误，但是我欺负没欺负他，政治局可以派人检查。”当场把江青顶得瞠目结舌。会场沉闷了一阵，汪东兴出来打岔说：“江青同志开个玩笑嘛！”

    又恼又羞的江青赶紧接过话说：“是啊，开个玩笑嘛。我们都是老熟人嘛！你们纵队在沙家店打得很好嘛。”江青一下子把话题扯到30年前保卫延安时期的陈年往事去了。

    听到江青提起什么“老熟人”，廖汉生想起两个月前江青召集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招呼会”上，她神气活现地转了一圈，挨个点名教训一番，点到江苏省委书记彭冲时，江青阴阳怪气地说：“彭冲啊，我看你冲到哪里去？”廖汉生挨着彭冲坐，江青仿佛不认识地说：“你是谁，叫什么名字呀？”“我是廖汉生。”江青“啊”了一声，说：“你不要欺负××。”廖汉生莫名其妙，说：“我欺负不欺负他，他就在这里，你可以问他嘛。”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提出这样的指责，实在令廖汉生忍无可忍。

    汪东兴打的一个岔，稍稍缓和了紧张的气氛。

    粉碎“四人帮”上海叛乱

     转眼间到了金秋十月，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党中央派了一架飞机将上海、江苏和南京军区的负责人接到北京，当晚开会通报：“四人帮”被扣起来了。听到这个消息，同机来的人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沮丧万分。北京的秋夜已经很凉了，廖汉生的心里却感到一股股振奋不已的热流。
   
当北京的事情解决之后，党中央立即把关注的目光放到上海，要廖汉生防止上海出乱子。
    
此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如热锅上的蚂蚁，一个堵塞上海与外界水陆交通、占领广播电台的计划已经制定出来，有人叫嚣：“豁出去干了！”有人犹豫：“等等再说。”
    
次日，廖汉生受命匆匆飞回南京，连夜召开会议，迅速部署防护方案，确保上海和整个华东地区的稳定。由于党中央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没有放一枪一炮，没有出一点乱子，“四人帮”的阴谋就被彻底粉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