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公交出贺龙“求降信”的真伪及其他 一、二、三 转贴

龙溪思维：李仲公交出贺龙“求降信”的真伪及其他　一、二、三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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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公交出贺龙“求降信”的真伪及其他（一）

(2009-12-15 00:00:00)

李仲公交出贺龙“求降信”的真伪及其他（一）

龙溪思维

现在已经可以明白，1968年3月前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先生交出的、所谓1929年贺龙元帅写给李仲公要求向国民党投降的两封信，是导致贺龙元帅被迫害致死的主要原因。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有三个方面，是非常需要澄清的。

就是：

1、李仲公先生是怎么交出这两封信的？

2、这两封信是真的吗？

3、整个事件，可以反映各位主要当事人包括李仲公、贺龙、周总理的什么问题？

下面逐次看看这个问题的这三个方面。

一、李仲公先生是怎么交出这两封信的？

这两封信是怎么交出的，直接关系后两个方面情况的判断。

在大多数批评李仲公诬陷贺龙的文章中，都说这两封信是伪造的，但都不能看出到底这两封信是怎么交出的。

所以，倒是李仲公的两位女儿关于李仲公交出这两封信的情况说明，具有了比较可能确实的性质。

先看看李仲公大女儿李绍华生前的说明：

李绍华说：“父亲早年就同贺龙认识，1927年3月，他当蒋介石的秘书长时，在武汉还被贺龙师长抓捕过，说他是蒋介石的‘说客’，押送唐生智总指挥部。

解放初，我父亲曾当着周恩来的面与贺龙争辩过，总理说‘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我知道了’。

贺龙调到北京，曾送过一件皮大衣给父亲，两人虽有陈见，时有往来。

我父母喜欢下围棋，曾与陈毅元帅下过，棋艺不相上下，陈毅的哥哥陈修和就住在楼下，隔壁就是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8年初，北京到处都有‘打倒贺龙’的大字报。

一天，有两位穿军装的人，说是中央专案组的，一大早就来到我家坐着不走，逼迫父亲交待贺龙的问题，中午还是我煮面条招待他们吃的，直到下午快吃晚饭才走。

父亲曾说贺龙1929年给他写过信，意思是说‘落难了’，让我父亲给他找点事做，专案组的人说‘快拿出来看看’，父亲说‘现不知道放在哪里了，要找一下’。

专案组的人问及蒋介石、晏勋甫派遣熊贡卿‘招降’贺龙的情况，父亲回答不知情。

专案组的人走后，父亲在他的旧书堆里面找出了两封署名‘贺云卿’的信，第一封信写得很长，主要是叙旧，说‘现在落难了’，求‘老朋友’找一点事做。

第二封信写得很简短，问我父亲‘为什么不回他’。

信找出来后，父亲很犹豫，让我们找照相机来拍照，我们拿去冲洗时曝光了，没有留下信的照片。

父亲把信交给了参事室，并指定送给周总理，是参事室派了两个人送到周总理办公室的。

当时，说他立了‘大功’。

后来，在为贺龙平反的过程中,中央统战部把父亲喊去，说他伪造信件挾嫌陷害贺龙，要他老实交待, 与统战部的办案人员发生激烈的争辩，拒不承认对他的指控。

周总理去世后，没有人保护他。

审查小组要处理他，父亲生病住在北京北大医院，审查组派人去医院，规定不准与外人接触。

父亲曾对我们说，‘政治’这个东西，翻云覆雨，以后你们干什么都可以，远离这个东西。

他临终时，口里还喊着‘老五’、‘侠公’……。

母亲生病，一直坚持着不去医院，害怕有人害他，最后死在家里。”

（《子女眼中的李仲公》，贵州政协报网络版2008-12-30）

李仲公交出贺龙“求降信”的真伪及其他（二）

龙溪思维

李绍华（已于2005年去世）关于她父亲交出贺龙两封信说明的要点，

一是此事具有被迫的性质，具体说是在“穿军装的”贺龙问题中央专案组人员逼迫下寻找、交出的；

二是交信前，李仲公曾让子女试图拍照留底；

三是交由参事室“两个人”送周总理办公室。

应该说，这几个要点是说得很清楚的。

再看看

李仲公先生的另一位女儿李幼华（现为德籍华人）的说明：

根据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贺龙传》记载，1967年1月20日，贺龙和夫人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9月被正式立案审查了。北京城内到处都有“打倒走资派贺龙”等大字报。

1968年3月，参事室多次举行座谈会，号召参事们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 ”，贺龙的历史问题被重点提了出来。

从1968年2月29日起，中央专案组就派人到我家中向父亲了解贺龙历史上的问题。

专案组每次都是两人一道来的，穿军装者为多。根据父亲留下的参事室《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来人有由学柱、周栓增、李德儒、刘士兰、朱延忠等等。

专案组开始对父亲很客气，有礼貌，要求父亲配合，后来的一批人对父亲说话就不客气了，威逼父亲交代贺龙历史上的“叛变”问题，并追逼贺龙的信。

父亲一直都说“原件已被爱人吴澄华在苏州烧掉了”，只能告诉大概内容。

父亲与专案组调查人员的谈话是在我家客厅，有时从上午一直磨到下午，许多时候保持沉默，无话可说，相视而坐。

我的姐姐李绍华到中午还给他们煮过面条吃，搞得家无宁日，这样僵持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有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吃饭，进门后我看见一根擀面杖不知为何斜立在走廊墙边，专案组的人和父亲在客厅里谈话。

当时我因为听见有客人在，马上意识到他们又来了，就没再去想。

专案组的人起身“告辞”，我和母亲走在他们的后面送到门口，回过头来我看到走廊墙边立着的擀面杖已不见了。

我将此细节告诉母亲吴澄华，全家都很紧张，认为专案组要对我们家下“死手”了。

同时，一位调查人员与父亲对坐，另一位就到我家中每个房间查看，我母亲只得跟在他身后满屋子乱转。他们并对父亲说“再不交出来，我们是有权力抄家的”，父亲一直不清楚信到底还在不在，本来就没想理睬这件事，所以也没有去找。

　　这时，我们也不得不找了，否则抄家找到就很被动了。

于是我母亲、姐姐和我三人翻箱倒柜，把家中的各个角落都认真地翻了一遍，在父亲的一堆旧文件书报中，终于翻出了署名“贺云卿”的两封信，全家都呆了。

贺龙的两封信找出来后，我们叫父亲马上交出去，父亲说：“你们不懂政治，再说交出去别人会认为我是在落井下石报复贺龙，让我再想一想办法。 ”

假如父亲当时将找出来的信一把火烧掉，也不会出现最终“身败名裂”的结局了。

我父母经过几天的思量，决定交由周总理来处理是最好的选择了，也认为总理是很了解父亲的为人和贺龙的历史的。

为防后患，母亲叫我姐和姐夫王树珍找来照相机把信拍照下来，因不懂照相技术，冲洗出来完全看不清楚，放在家中的书桌上好几年。

如何才能将贺龙的两封信送到总理的手中呢?父母想到了可以信任的参事室工作人员秦萍和张云，认为他们一定有办法万元一失地将信送到总理的手中。

1968年3月29日，父亲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由参事室送出。

　　贺龙的两封信原件，最后由张云、秦萍与周总理的联络员郑凯取得联系后送出去的。

后来，这两封信被中央专案组认定为贺龙叛投国民党的重要物证。

（李仲公之女谈"李仲公诬陷贺龙"事件始末2009-12-14 07:24:15　来源: 网易历史）

 

李仲公交出贺龙“求降信”的真伪及其他（三）

龙溪思维

李幼华的说明，大体上与李绍华类似。也就是说，在“被迫”、“拍照”、“送周总理”三个基点上，是基本相同的。

但是，因为李绍华说明是访谈记录，而李幼华说明是经过一定研究的结果，不但有回忆，而且有研究材料的支持，所以，李幼华说明显得更清楚一些。

比如，在李幼华说明中，以“父亲留下的参事室《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为依据，言之凿凿地把上门追要贺龙信件的中央专案组有关人员都一一列了出来，有力地证明贺龙信件交出的“被迫”性质，是难以否认的。

其实，这些当事人，当时多是青壮年，现在应当还有在世的，并且还有相对健全的记忆、思维能力。如果他们现身说法，不是可以澄清很多历史迷雾吗？

明智的公众，仍然期待他们这样做。

须知澄清历史迷雾，掏空专制大厦的基座，是彻底从历史文化上摧毁专制制度、专制思想、专制习惯的最重要工作之一，也是从专制的废墟上清理挽救包括专制实行者的各种思想文化遗产的最重要工作之一。

我们和所有关心这些历史问题的人，当然不是吃饱了没事干，正是出于对彻底摧毁专制文化和最大限度保存民族思想文化遗产的拳拳希望而关心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关心，就是反对专制；关心，就是缔造民主。

专制，正是在这种关心中一丝一毫融为雪水的；民主，正是在这种关心中一寸一寸地长成参天大树的。

当然，李幼华和李绍华所说的交出信件情况，还是有差别。李绍华说，信件，是李仲公自己找到的；李幼华说，信件是她母亲和她们姐妹三人找到的。只是，这种差别，并不能改变李仲公交出贺龙信件的被迫性质。

这样，从李绍华姐妹说明的基本事实看，李仲公交出贺龙信件，确确实实具有被迫的性质。这就从根本上否定或动摇了李仲公主动诬陷贺龙的说辞：

其一，联系到贺龙从1967年初就被迫害、失去自由，而李仲公在一年多后才交出贺龙信件，从逻辑上说，李仲公怎么会是主动诬陷贺龙、牟取私利呢？

坦率说，即使是从1964年到1967年2月多次写信、根据其父晏勋甫言述、主动举报贺龙有接洽投降国民党行为的晏章炎，也未必应该、能够定其诬陷罪（晏章炎只是道出其历史所闻，而欲置贺龙元帅于死地的当然是在上面另有其人），何况李仲公先生！

其二，更早一些，就是解放后前17年，李仲公与贺龙的关系并非如何恶化。如果真象某些文章形容，贺龙有被周总理所招、去挡李仲公求官的驾，而把李仲公奚落一番的事，那么贺龙怎么又会送李仲公那么名贵的毛皮大衣呢？我们毋宁相信李仲公女儿的回忆，李仲公和贺龙在解放后是有某种争论的，而贺龙送李仲公毛皮大衣，就具有平息争论怒气兼交代不为人所知的历史欠债的双重含义。这样理解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贺龙真那样奚落过李仲公，是犯不着、也不可能送李仲公毛皮大衣的。可见，并不存在所谓贺李有解放后17年之隙、导致李仲公挟嫌报复的事实。

其三，从历史看，贺龙给李仲公的信，应该确有其事，而李仲公当时就没有把信送给蒋介石，也没有公开此事以羞辱贺龙，怎么可能在解放后反而以此信对贺龙落井下石呢？应该说，从李仲公的历史看，此人一贯追求进步，是那种与时俱进型的政治人物。他以反蒋的“进步思想”出发，扣住贺龙的信不向蒋转达其意，是可以理解的；他从同样的思想出发，既然不向蒋转达贺龙之意，就不以这个问题攻击贺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没有文革，李仲公断无再提此事的缘由和可能，这不是非常清楚吗？

诸如这些分析，李仲公交出贺龙信件的被迫性质，是可以基本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