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 李仲公上交贺龙信的前前后后

李仲公上交贺龙信的前前后后

《文史天地》 2009年第11期

李幼华

　　我是李仲公的女儿。现旅居德国，为德籍华人。

　　李仲公与贺龙过去历史舞台上的一段小插曲，而今却变成了一个大话题。现在，中国大陆境内的许多报刊杂志及网页上，均可以看到“贺龙受害始末”、“李仲公为什么诬陷贺龙”之类的文字。

　　近年来，我清理父亲留下的笔记、文稿之类的遗物，加上我对这一事件的亲闻亲见，并走访了一些健在的当事人，有必要站出来说一说这件事情，作为一面之辞公诸于众，供历史研究者参考。


一


父亲李仲公是贵州贵阳人，十八岁考入北京法政学堂。1913年底受汤化龙、孙洪伊进步党资助，与李大钊等人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担任教育部编审员、众议院首席秘书，与李大钊等人共同创办《晨钟报》。

　　1918年应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之邀回黔，任黔军总司令部参赞和贵州政治会议委员，参加过护国、护法诸运动。

　　1922年。父亲再次东渡日本继续完成早稻田大学学业。

　　此时。父亲胞弟、我的五叔李侠公正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父亲与黔籍学生周逸群(日本庆应大学学生)、毛景周(日本士官学校学生)等人结识。

　　1924年2月回国参加国民革命，东征时担任东江绥靖委员会秘书长。与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周恩来共事交往。

　　1926年7月，父亲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身份随蒋介石出师北伐进驻长沙之际，贺龙由湘西遣派毛景周到长沙面见父亲，请求收编，给予名义和款械，随从北伐。”此时，父亲负责分化吴佩孚系袁祖铭部黔军工作，贺龙时为袁祖铭委任的旅长。在父亲的眼里，贺龙还是一位由“土匪”起家分投于川黔地方军阀的“土军阀”。为了分化袁祖铭势力，扩大国民革命军阵营，加上有同乡好友毛景周的“疏通”，父亲遂向蒋介石进言委任贺龙为国民革命军师长，并向所部拨发补给和枪弹，毛景周因此担任了贺龙师教导团团长。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打下武汉后，贺龙在武汉以感激的心情亲自拜见了父亲。

　　1927年3月，国民党宁汉之争正烈，父亲的态度是既不赞同蒋介石绝俄反共，又不赞同邓演达、唐生智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倒蒋，企图维护北伐团结统一局面。当时，蒋介石深知父亲的思想，遂令父亲率领秘书处随中央党部迁汉，也好为他作一些“缓冲”工作，但有关反共的右派活动均交由秘书处机要科长陈立夫专管，不使父亲与闻。

　　而父亲此时的身份是总司令部秘书处长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党部)书记长，汉方均认为他是蒋介石的“亲信”。这时，贺龙的部队驻扎在九江、汉口之间的武穴，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动反蒋独裁，准备出兵讨蒋之际，贺龙因受到唐生智“你帮我们打蒋还是帮蒋打我们”的威胁，就用“计捕李仲公”来取信于武汉政府，保全他的部队。

　　3月13日，父亲在汉口泰(或“秦”字)晏里川军驻汉办事处邀约朋友吃饭，也邀约了贺龙和他的秘书长、父亲的贵阳同乡严仁珊。贺龙借此向唐生智密报说李仲公在川军驻汉办事处召集西南在汉师、旅长和川黔军代表开秘密会议，策动刘湘领衔反对武汉中央，并由川黔出兵讨伐武汉等情形。

　　唐生智将此情况上报武汉国民党中央，由谭延闿召集中央“临时会议”，同邓演达、徐谦等人商讨办法。由于徐谦力主拘捕，决议将父亲“暂予扣留”。交唐生智执行，唐便将此任务交贺办理。3月15日夜晚，贺龙邀约父亲到他的办事处“宵夜”，遂将父亲押交唐生智总指挥部拘留，直到4月17日始由邓演达保释出来，邓将原委告诉了父亲。

　　1929年(或1930年)春夏间的一天，已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父亲在南京交通部接待了一名持有贺龙信件的“密使”，父亲看完来信后，将信留了下来，来人要求回信而受到父亲的拒绝。随后，贺龙又两次派人送信而要求回复，均遭到父亲的拒绝，将来信扣留下来，没有转报蒋介石。后来父亲在国民政府内历任招商局总办、安徽省教育厅长、贵州临时行政特派员、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发起，从事反蒋爱国民主活动。

　　国共和谈破裂，父亲仅担任国民党立法委员而拒绝国民党当局南逃之命，由南京秘密潜回苏州隐藏起来。1949年6月，父亲在苏州接到郭沫若北平来信：“仲公兄：赐信奉悉，已将原函转致恩来。待有好音，再行奉报。专复，顺颂暑安。弟郭沫若顿首。六、二十”。

　　7月，父亲与卢郁文等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联名发表了起义宣言，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脱离国民党政权。8月父亲自苏州赴北平，周恩来拟安排父亲待西南解放后去西南工作。

　　1950年7月周总理安排父亲担任政务院参事，而安排已任政务院参事的五叔李侠公回西南担任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民政厅长。父亲在北京，分别应周总理和郭沫若之邀，两次与贺龙在饭桌上相见，见面握握手，礼节性的打招呼而已，没有直接交谈过。后来贺龙托人送过一件獭皮大衣给父亲，他一直穿到去世。他曾几次和我说：“这是贺龙送给我的。”


二


在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参事室，父亲担任过西南区组召集人、学习组长，兼任国务院法规编审委员会委员，参加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讨论起草工作。1957年，父亲作为中共“反右”斗争的“马前卒”，常参加高级国务会议。

　　1959年7月，父亲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动员参事们积极撰写文史资料。此时，有一位叫李奇中的参事经常来我家与父亲交谈，后来才知道他俩合写了一篇《袁祖铭被杀内幕》的文史资料。也许是父亲在与李奇中关于袁祖铭所部的交谈中，无意识地把他与贺龙的关系及贺龙信的事情吐露出来了。

　　根据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贺龙传》记载，1967年1月20日，贺龙和夫人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9月被正式立案审查了。北京城内到处都有“打倒走资派贺龙”等大字报。

　　1968年3月，参事室多次举行座谈会，号召参事们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贺龙的历史问题被重点提了出来。从1968年2月29日起，中央专案组就派人到我家中向父亲了解贺龙历史上的问题。专案组每次都是两人一道来的，穿军装者为多。

　　根据父亲留下的参事室《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来人有由学柱、周栓增、李德儒、刘士兰、朱延忠等等。专案组开始对父亲很客气，有礼貌，要求父亲配合，后来的一批人对父亲说话就不客气了，威逼父亲交代贺龙历史上的“叛变”问题，并追逼贺龙的信。父亲一直都说“原件已被爱人吴澄华在苏州烧掉了”，只能告诉大概内容。父亲与专案组调查人员的谈话是在我家客厅，有时从上午一直磨到下午，许多时候保持沉默，无话可说，相视而坐。我的姐姐李绍华到中午还给他们煮过面条吃，搞得家无宁日，这样僵持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有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吃饭，进门后我看见一根擀面杖不知为何斜立在走廊墙边，专案组的人和父亲在客厅里谈话。当时我因为听见有客人在，马上意识到他们又来了，就没再去想。专案组的人起身“告辞”，我和母亲走在他们的后面送到门口，回过头来我看到走廊墙边立着的擀面杖已不见了。我将此细节告诉母亲吴澄华，全家都很紧张，认为专案组要对我们家下“死手”了。同时，一位调查人员与父亲对坐，另一位就到我家中每个房间查看，我母亲只得跟在他身后满屋子乱转。他们并对父亲说“再不交出来，我们是有权力抄家的”，父亲一直不清楚信到底还在不在，本来就没想理睬这件事，所以也没有去找。这时，我们也不得不找了，否则抄家找到就很被动了。于是我母亲、姐姐和我三人翻箱倒柜，把家中的各个角落都认真地翻了一遍，在父亲的一堆旧文件书报中，终于翻出了署名“贺云卿”的两封信，全家都呆了。

　　贺龙的两封信找出来后，我们叫父亲马上交出去，父亲说：“你们不懂政治，再说交出去别人会认为我是在落井下石报复贺龙，让我再想一想办法。”假如父亲当时将找出来的信一把火烧掉，也不会出现最终“身败名裂”的结局了。

　　我父母经过几天的思量，决定交由周总理来处理是最好的选择了，也认为总理是很了解父亲的为人和贺龙的历史的。为防后患，母亲叫我姐和姐夫王树珍找来照相机把信拍照下来，因不懂照相技术，冲洗出来完全看不清楚，放在家中的书桌上好几年。

　　如何才能将贺龙的两封信送到总理的手中呢？父母想到了可以信任的参事室工作人员秦萍和张云，认为他们一定有办法万元一失地将信送到总理的手中。 1968年3月29日，父亲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由参事室送出。贺龙的两封信原件，最后由张云、秦萍与周总理的联络员郑凯取得联系后送出去的。后来，这两封信被中央专案组认定为贺龙叛投国民党的重要物证。

　　贺龙写给李仲公的这两封信的内容，根据父亲留存下来的抄录件是这样的：

“(一)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此被严仁珊等之欺骗，既予兄之难堪，复陷龙于绝境，至终无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并，故去、今屡拟托熊贤卿、贺贵严诸兄代向中央解释，藉明心迹，终以山河阻隔，音问无由，恂恨事也。近阅报章，始知冯逆叛状益彰，全国声讨，弟亦为党员一分子能不愤慨?甚愿率所部万余健儿就近直捣逆巢，灭此朝食，以报党国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为荷，馀不一一，诸希亮察，如能帮忙，即请设法示复，以便正式派人晋京面候教益矣。手此。敬叩勋安。弟贺云卿亲笔上，五、十六。”

(二)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函计达，十六年秋间之事，完全为奸人利用结果。虽促成宁汉统一，而弟一人之牺牲，其痛苦不可言状。始知今日之政治须多受教训方能渐得其中之奥妙矣，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实，何能快慰，应付当今千变万化之时局耶?不能为天下人谅者理应然也。爱我如兄将何以教我?前言皆系至诚，务求敬代陈主席，请求一切为盼。临颖神驰，不禁依依，此叩大安。弟贺云卿亲笔上，五月二十六日。”

　　根据父亲留下的致周总理信的底稿。内容是：“久未谒见，时在念中。兹有一事，我手中有贺龙在1929 年由湘西派人到南京要求我代帮助向蒋投诚的两封亲笔信，是这个大叛徒叛党的铁证。如由信内送上。虑交不到落入别人之手。拟请于万机之时召见片时，当面奉呈，并补陈有关情况，亲聆教导。特此函达之予核裁。敬祝健康，并致革命的最后敬礼!1968年3月29日。”

　　信送出去几天后，周总理办公室来了一个人到我家中，很客气地说：“感谢仲老对革命的支持，仲老的信总理已收到，总理让我们转告希望仲老注意保重身体!”根据来人的语气，不像是专案组的那帮人，一定是总理派来的人。父亲知道总理收到贺龙的亲笔信后，相信总理一定会妥善处理的，一颗悬着的心也就落了下来，清静了一段时间。

　　中央专案组如何知道李仲公手里的亲笔信的呢？父亲一直没有弄明白。最近，我由德国第一次赴贵州给父亲扫墓，并转道北京看望了秦萍等老人。闲谈中，秦萍老人心直口快，向我讲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并说知道贺龙写给李仲公亲笔信的只有李侠公和李奇中两人，她的猜测有可能是参事室参事李奇中说出去的，李仲公因此“脱不了手”。


三


在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的过程之中，中央统战部多次把父亲叫到统战部落实贺龙写给他的信件问题。父亲回到家中很气愤地说：“童小鹏要我承认那两封信是假的。”父亲当即作否认，坚持贺龙的“亲笔信”是真的。并对童小鹏说：“你说信是假的，难道是我李仲公造的不成?”童小鹏说：“不是说你造的，如果是有人假借贺龙的名义写的，你也不知道。”现在想来，是不是提示李仲公肯，定是“别人假冒贺龙的名义写的”，给李仲公一个台阶下，可恨李仲公又臭又硬罢了。

　　周总理逝世后，父亲知道没有人保护他了，已预感到不知那一天会受到处理。

　　1978年5月12日，父亲生病住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至6 月20日去世，住院四十天。父亲住院期间，参事室派人到医院向医生了解父亲的病情，问“有救没有?”医生说他“年纪大了，危险!”这些对话都是我们在医院的走廊上听到的。还交代我们“如果李仲公不行了，无论白天晚上，无论几点钟，一定马上通知参事室”。

　　之后的一天，参事室通知李仲公的亲属在家等候领导上宣读重要文件。要求直系亲属不得缺席。当天，我母亲、姐姐和我在家中等候指示，参事室副主任白光涛和一位工作人员到我家中宣读了《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

　　决定说：“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是李仲公伙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八十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对父亲的处理决定，我们见父亲病重没有告诉他。因此，父亲到死都不知道他的“罪状”。

　　20日早上6点30分父亲去世，9点参事室召开会议向参事们传达对李仲公的处理决定。父亲逝世时享年92岁，其骨灰最后由我的母亲送回贵阳老家安葬了。

　　父亲当年交送周总理的两封贺龙信，在当时要为贺龙彻底平反的政治环境中所作的“鉴定”是值得怀疑的，“原件”还在吗?也许将是一桩历史“悬案”了。

　　我的父亲(一个十足的书呆子)连半导体收音机都不会开用的人，文革开始，亦没有和任何人有什么交往。年过八旬他如何能够伪造出两封信？他与贺龙的这点交往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恐怕算不上什么大事。

　　现在看来，贺龙当年秘密致信李仲公，是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所采用的一种斗争策略，以减轻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压力，谋求革命队伍发展空间，不能就说他有“叛投”国民党反动派之意，也不影响他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没想到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政治上的致命“软肋”，“叛投国民党”的所谓“铁证”。

　　父亲从政多年，看见并经历过许多政治斗争，只有政见上的分岐，不存在个人恩怨，诸如他对待蒋介石先生的态度。父亲作为蒋介石北伐时的文胆谋士，最终因政见不合而分离，但人格上是敬重的；作为中共政权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诚心诚意膺服中共的领导，在中共“反右”斗争中充当了“马前卒”，在中共的内部斗争中成了“牺牲品”，他与贺龙的结果都是以悲剧而告终，值得后人深思和借鉴。

　　今天，看到我的祖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政治民主，民富国强，我们这些海外中华儿女由衷地感到自豪，都不愿去回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但历史是值得人们借鉴的，理智地尊重史实，才能有效地对后人起到借鉴和教化作用。我们不能忘记先贤“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箴言啊!

《文史天地》 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