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奖是如何变成郭沫若文学奖的（ZT）

导语：2014年5月，湖北作协主席方方微博大战同省跑奖诗人柳忠秧。8月，获奖诗人周啸天的“新闻打油诗”得到前辈妙赞，引发全民“共赏”。同一时间，柳忠秧不满周啸天“文采”，“联合”方方，声称自己“好出一大截”......凡此闹剧种种，不禁让人问一句：鲁奖何以至此？

从小阅读鲁迅的玛丽莲·梦毛认为，鲁迅文学奖是一个原本与鲁迅毫无关系的奖，一个独立自由反叛的文学斗士形象在死后多年依然被体制挟制，年复一年的在文化官僚大国生产出文化怪胎。这个奖，长着一副鲁迅的脸，却是郭沫若的灵魂在飞翔，如果将其命名为“郭沫若文学奖”，将更能配上中国式文学腐败的美妙现状。“这世界上原本没有鲁迅文学奖，领的人多了，也便成了郭沫若文学奖。” 

　　颇多中国人，是在阅读鲁迅文章的语境下长大的。我们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中，鲁迅先生的文字皆如野草一般在语文的原野上疯长。正是鲁迅，在我年幼的阅读经验里，将反叛的精神植进我的脑颅骨。我的语文老师如此解读鲁迅：那些犀利的文字，是战士的武器，是刺向黑暗现实的匕首，是反叛者的投枪，更是燃灯者带来的光明。鲁迅独立、自由、反叛的文学斗士形象，就此从教科书里走出，深刻在大多中国人的脑细胞。

　　1986年，中国作协假文学斗士鲁迅之名，成立了附庸于体制的鲁迅文学奖。这个奖成立之初，便注定是一个能指与所指严重分裂的奖--个人与官方，自由与权力等等二元对立、无法互融、彼此抵抗的元素，硬生生地纠缠一处。

　　明眼人皆能看出，所谓鲁迅文学奖，不但是一个被背叛的“遗嘱”，还是一个被挟持、被绑架的“遗嘱”。它注定与鲁迅、与文学无有任何关联，而与体制、与“歌德”明送秋波。这是一种严重的命名学错误，它在以鲁迅（能指）之名，施行郭沫若（所指）之实。命名与内在的严重分裂，必然导致这个怪胎一般的文学奖项，在未来面临一系列无法躲避的争执。我想，假若1986年中国作协将此奖命名为“郭沫若文学奖”，每一届获奖名单出来，民众的反应便不会如此过激。要知道，中国作协的作家们，任何一个获得郭沫若文学奖，在民众看来，都是奖以咏痔，适得其所，名副其实。

　　闹剧之一：体制文人的攀爬游戏

　　早在今年五月，“柳忠秧跑鲁奖”便在微博上旋起一股质疑鲁奖的小高潮。这是第六届鲁奖预评阶段的一大闹剧。只是，这个质疑具有时空特异性，鲁奖史并不乏这样的诗歌和诗人。众所周知，上一届鲁奖诗歌获得者车延高，因其简陋至极的“羊羔体”，在互联网上很是“著名”了一阵子。

　　柳忠秧以市井流氓的视野，早已知晓了作协机制，加入了不但可以获得一顶可以忽悠民众的“风雅帽”，还好处颇多。作为作协的一员，柳忠秧更晓得体制内作家获得鲁奖、茅奖，往往是通往作协主席、文联主席的垫脚石。这也是很多作协官员，一到鲁奖评选之际，四处奔波的根本原因。

　　在作协内工作过的人，都深知作协日常生活中微观权力斗争之激烈。各部门领导，会因开会时名单排列先后之类的小问题，时而拍桌子骂娘，时而互相暗算，时而拔断对方网线。诸如此类的鸡毛蒜皮，是体制内文人常常玩闹的互虐游戏，局外人不明白，也根本无法明白其中的种种细节。

　　闹剧之二：文化官僚的话语腐败

　　在鲁奖正式颁布之后，《新京报》一篇名为《妙赏新科鲁奖诗人周啸天的“新闻诗”》的文章，激起了公众再次对鲁奖的关注。这篇文章中，鲁奖诗人周啸天以比柳忠秧更为“高超”的打油诗艺，获得前文化部长王蒙的高度赞赏：“亦属绝唱，已属绝伦”。王蒙对鲁奖诗人周啸天的过度赞美，引发了互联网新一轮的话语狂欢。在戏仿与反讽的狂欢背后，理性的人们不由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仅仅是鲁奖在腐败，还是整个中国的文化机制早已腐败？对周啸天之流毫不知耻的话语按摩，在欺骗公众的同时，算不算一种文化人独有的腐败奇观？

　　很多中国人明白，在这个人情大国，一个人要成功，往往凭借的不是自身的实力，而是各种各样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中国的一些文人们，往往不忙着练好自己的文学技巧与语言技艺，而是忙于四处搞关系。一些女作家忙着成为交际花，一些男作家忙着拍各位文化元老的马屁。种种恶俗之举，无非为了得到文化官僚与名人的认可，然后获得一枚给死猪肉盖戳式的话语加冕。出一本书，书封上不但要印上一堆名人推荐，还要布满各种各样欺骗读者的赞美性谎言。我们常常在书市上见到这样的书籍，一个初初出道的作家，书的封面上印满真真假假的名人推荐，宛若一堆金光闪闪的姓氏皮条客，给一位瘦弱自卑相貌平庸的妓女站街拉客且大声吆喝。这种书市现状，卖相难看不说，营销智商几乎为零。显然，对周啸天的过度赞誉，也是此类中国式关系美学下诞生的荒谬之蛋：文化官僚的过度好评，与作品的艺术成就根本无关，而是对作家人际关系的绝对认可。

　　古语云：君子独慎，不欺暗室。但目前中国的文化官僚，慎独者无几，何谈不欺暗室？他们巴不得在暗室里掘出一个桃花源来，里面的树上开满了金花，阡陌之间，酒水为河，美女如织。有的文化官僚，因作协体制内的官职，跟随着众，乞讨墨宝者众，影响力亦众。往往别人找了过来，小礼小物就怦然心动，不阅作品，就将作品大大夸赞一番，因而四处充斥满他那廉价的赞美与推荐。他以为他这样是做，是好人的派头，是高情商，却不知这是一种对自身职位的不负责任，对盲信读者的毒害，更是一种小农意识导致的身在其职不负其责的话语腐败。

　　闹剧之三：“蠢”文学与“蠢”文学奖

　　每次鲁奖评奖之前，身居北京的一些评委，会以各种文学借口，到各省份微服私访。局外人当然不知道他们是鲁奖评委，但参赛者深知这些北京来的大爷得罪不得，要好吃好喝的当贵宾招待。与这些体制文学的巡抚们搞好关系，那是获得鲁奖的第一要义，亦是以后彼此靠近，保证拥有共同秘密，获得鲁奖的最大前提。

　　而各省份的所谓文学期刊，大多是作协体制内的编辑互相换取稿件发表的垃圾堆。编辑们你若发我一篇稿子，我便换得发你一篇稿件。彼此交换，无论好坏。在这种恶劣的人情交换体系中，如何保证每篇稿件的艺术水准？如何保证整本杂志的美学含金量？这种本该具有的职业道德，对一些体制内的编辑而言，根本无需存在。他们思考的仅仅是通过发表稿件如何获得利益，如何篡取名声。而鲁奖所有的参选作品，便在这些大多无人问津的期刊垃圾堆中选出，而非官方、民间、新媒体三方中选出的优质稿源。体制编辑的无责任，稿件来源的低质量，获奖者的名利心，评委们的腐败之手，四个方面造成鲁奖获奖作品的整体水准，必然朽坏不堪，无法保证。由此可知，所谓的纯文学以及纯文学奖--鲁奖，已经被作协体制以及体制内的各种奇葩作家，玩弄成一个名副其实的“蠢”文学与“蠢”文学奖。

　　而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大众（非网民），却是一群奴性深重的民众。他们对官方钦定的一切，有着深切的认同与迷信。哪怕官方钦定是一个绝对不靠谱的文学奖，并将它颁发给闭着门自己玩儿的一坨臭屎，他们亦能毫无审美观的全盘接受。他们还会因获奖者的“有本事”（其实他们也知道是跑来的）而深深羡慕。这真是一种美妙的现状，大家都在心知肚明的玩弄着一个虚假的游戏：虚假的竞争、虚假的评选、虚假的获奖……种种虚假之上，却能换取现实生活中颇多的物质与利益--那便是职称、名声与金钱。

　　由以上种种可见，鲁迅文学奖是一个原本与鲁迅毫无关系的奖。这个奖，长着一副鲁迅的脸，却是郭沫若的灵魂在飞翔。网民们为什么要如此痛心疾首呢？毫无必要，大家反讽、嘲弄、狂欢、戏耍、娱乐之后，要相信鲁迅先生的话：这世界上原本没有鲁迅文学奖，领的人多了，也便成了郭沫若文学奖。

 

 

玛丽莲·梦毛，资深媒体人，自由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