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强盛的时候，什么民都没有关系。英国到如今都还是贱民、草民、小民、平民、臣民等等，人家也没有说什么。
子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老是输，于是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开始思考了。
为什么中国老是输？
有一帮能说会道的人说，都是皇帝不好，如果没有了皇帝，中国就能够强盛起来。
于是，就开始谈论西方的民主宪章的问题。
“公民”是指在一个国家内取得法律地位的人，它是伴随近代民主宪政的诞生而出现的。
这一帮能说会道的人，后来作了一民调，完全模仿西方的。结果得到了一个他们不想得到的结果：民众90％以上拥护慈禧太后。也就是说，如果那个时候投票选举，投100次，没有1次是有悬念的。
1902年2月，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创刊号发表《新民说》系列文章，他说：“泰西政治之美”，观其省、市、乡村、一党会、一公司、一学校，“乃至观之一人，其自治之法，亦俨然治一国也”，其关键在有“自治”精神。 他提出，中国改革维新，必自新民始，“新名云者，非新这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 要求中国之“新民”，“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皆有一种独立精神”和“国民独具之特质”。其内容包括国民的权利、义务、自由、平等纪律及公德，私德等等公民意识。同年4月8号康有为在《新民丛报》第5号上发表《公民自治篇》，提倡建立公民自治制度和地方自治，同时，梁启超在该刊物上也发表《论自由》，多次提到“公民”，不久，他又发表《论自治》强调自治是自强的基础、民主宪政的基础。可见，康、梁是我国较早提出“公民”概念和将“公民”与“自治”二词连用的人。但此后梁启超及中国社会仍将“国民”、“公民”、“人民”诸词通用。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为争取民主、自由、平等诸权利而英勇奋斗。
但是，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政体来临之后，全国民众，包括政治家，大官贵人，茫然不知所措了。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深知民主共和政体是建立在地方自治基础之上的，而地方民主自治又是以新的国民（即公民）意识为基础的。因此，他在《新民说》里系统论述了培养新的国民（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及其原则：
首先要求公民具有“国家思想”，“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人人必须明确：“吾一身之上有团体、有国家，首先应该爱国”；对外而应该知道自己有祖国，如我“中国人无国家思想”，必为虎作伥，成为卖国贼。
第二，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人民当家作主，首先应明确“天赋人权”的重要，人生来就应享受政治权利，有了这种权利思想，才有主人翁意识。梁启超说国民应有很强的权利思想，“权利思想之强弱”，与人之品格有关，应有之权利不应放弃必须争得，“故有权利思想者，必以争立法权为第一要义”。争得自身的权利，不仅是对于我自己应尽之义务，而且是“对于一公群应尽之义务”。
第三，明确有权利必有义务。“人人有应得之权利，即人人而有应尽之义务”。在专制政体下，统治者不仅无限剥夺国民权利，并且强加给人民以无量之义务，因而也有不少人逃避义务。这都是不良倾向。而在民主社会里，有应享之权利，亦有应尽之义务。
第四，明确“自由”的内容及原则。梁启超归纳出自由的原则为“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文明自由者，自由于法律之下”。“故真自由者必能服从于法律之下”。为了求得真正的自由，必自除心中的奴隶始。不要作古人的、世俗的、境遇的、情欲的奴隶，用自己的道德心和良知良能处理个人与团体的关系，也就无往而不自由了。一个公民要能正确地行使“自由”权也是不容易的，如“选举”的自由，选谁不选谁需要独立自主的判断力，需要有不为金钱贿选、武力迫选、亲戚朋友拉选等等所左右，实行选举中的真正自由权。
第五，关于服从。按照公民要求，从法律意义上说人人享有平等、自由权利。但作为国家或团体一分子而言不能没有服从。他提出服从诸原则：“不可服从强权，而不可不服从公理”，“不可不服从公定之法律”；“不可服从少数之专制，而不可不服从多数之议决”。多数人亦应尊重少数人之意见。
以上是“公民意识”的主要内容，因此说《新民说》的主旨在建立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及品格。这说明，早在100年前，中国人民即开始滋生追求建立“公民意识”的完整设想。但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受封建专制的压迫，人民毫无民主自治传统，广大乡村受家族宗派的束缚，使公民意识无法生长，更受经济落后和生活困难的影响，人民求衣食温饱不可得，更何论政治自治。
历史发展到今天，2013年，我们还麻木不仁到连沦陷首都的事情，都能够拿出来调侃；我们还糊涂到孩子除了自私以外，是否还有别的责任和义务都不知道的程度。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