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

 

人类社会从奴隶社会到现代社会，至少已有五千年历史，在这期间，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存的条件，人类的社会模式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从过去的奴隶与奴隶主、帝王与臣民到现代社会的主席与人民、总统与选民，人类的文明似乎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或者通俗地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仍旧十分尖锐。科学技术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比较简单，因为人与自然没有利益冲突（虽然也有利害关系）；社会模式是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涉及到了人与人的利益冲突。人与动物不同，除了生存本能之外，还有感情和欲望，即人性。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本质而言就是人性的发展， 正是人类永无止境的欲望源源不断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那人性的本质又是什么？从古至今，人类对自身本性的探究一直没有停止过。人的本性是好还是坏？是为自己考虑的多还是为别人着想的多？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弄清楚。

 

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孟子提倡的是“性善论”， 相信人生来是善良的，只是后天的因素，人才有了善恶之分。孟子说：“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孟子可说是继承了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主流，这个主流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即仁义礼德。但是，儒家文化还有另一条支流，就是荀子的 “性恶论”。荀子相信 “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也”， 他认为“好利”、“疾恶”、“好声色”是人的人的天性，善的道德意识是后天人为加工的结果。荀子的性恶论开启了中国的法家之路。中国历朝的统治者，特别是开国皇帝，本质上都是“性恶论”集大成者，六亲不认、杀人如麻是其特点。

 

如果说在中国文化中，还有“性善论”和“性恶论”之分，在西方文化中，则是“性恶论”一统天下，从基督教的原罪到现代科学的解释，从好莱坞的大片到政治上霸权主义，可说都是对人类自身道德的揭露。基督教中认为人天生即是有罪的，他们的罪来自其祖先亚当与夏娃，世人都从罪中所生，并且都承接堕落的本性。每个人从出生的时候就背负著七大原罪 ： 妒忌 (Envy) 、骄傲 (Pride)、贪食 (Gluttony）、淫慾 (Lust)、懒惰 (Sloth)、愤怒 (Wrath)和贪婪 (Greed)，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宗教改革倡导者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总结道：“我们所有的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在罪恶中被孕育和被产生出来；罪恶把我们从头到脚都浸渍了。”，另一位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说得更彻底：“人类全部本性就好像是一粒罪恶的种子，在人身上的每样东西—理智与意志，心灵与肉体都为贪欲砧污和浸透；或者更简短地说，人本身不是别的，就是贪欲”。到了现代科学， 英国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于1976年出版的书《自私的基因》指出： 每一个物种的进化都是为了提升其整体适应度—将自己的基因尽可能多地传给整个群体，即在生物体中的基因总是有利于基因自身的传播。“自私的基因”更是为“性恶论”提供了科学注解，也印证了中国那句老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二十世纪，人类所诞生的两种对立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说是“性善论”和“性恶论”在政治上的延伸。社会主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把整个社会作为整体，相信人的无私性；资本主义主张生产资料私有制，重视个人利益，认为人的利己性是推动社会的动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的奠基人马克思认为所有制即生产关系决定人的本质，人是“利己”、还是“利他”是由所有制决定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 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批判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分工产生的原因 “是利己心的缘故”时，马克思说“利己心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它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创立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和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所阐述人性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关系则是：人在社会生活中最关心自己利益的，它是人类商品交换的最主要根源。并派生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所谓“看不见的手”的客观经济规律。亚当•斯密的人性论曾受到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和贝尔纳德•孟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670 –1733)的影响。在休谟看来，人的德性有一部分是自然德性，另一部分是人为德性，人的自然德性是利己的，人的人为德性是利他的。休谟出版《人性论》的时候，亚当•斯密斯密还在大学学习，作为课堂练习，他曾写了一篇有关休谟《人性论》的分析摘要，他的摘要受到了休谟欣赏。孟德维尔则比大卫•休谟走得更远，他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自私的本性驱使下做出 的；利己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孟德维尔把人类社会比作蜂巢，人人像蜜蜂一样不择手段追求私利，社会充满了邪恶，但正是每个人追求私利的恶，才是社会生产和科学艺术整个文明发展的源泉。但无论是大卫•休谟还是贝尔纳德•孟德维尔，都还不是资本主义人性论的鼻祖，西方现代人性观创始者应该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他于1651年所出版的《利维坦》（Leviathan）一书，奠定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基础， 霍布斯认为人就像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野兽，人类的天性是反社会的、有破坏性的贪婪。好争好胜是人的自然本性，为了求利，促使人相互竞争。人的天性之所以会产生争执，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竞争，其次是疑惧，第三是荣誉。 (So that in the nature of man we find three principal causes of quarrel. First, competition; secondly, diffidence; thirdly, glory.)。

 

从形式上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说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但隐藏在形式差异下实质仍旧是人性的较量，这种较量的结果使得形式上差异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如果说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是经纬分明、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最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化，已经使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模糊不清。对于这种趋势，早就有学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趋同论”（convergence theory）：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不断相互靠拢，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相近的成分日益增多和强化，使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最终发展为本质上同一类型的社会：社会资本主义或资本社会主义。“ 趋同论” 是一个庞杂的体系，有各种各样的流派，有的认为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靠拢，有的则认为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靠拢；有的认为两种制度会完全融合，有的则认为只是局部趋同，各自还会留下不少差异。

 

如果说趋同论可说是从“善”的方面预言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会合二为一，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也有人从“恶”的一面指出：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可避免地同流合污，回归到人类社会原始或终极模式上。

 

最早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的是意大利共产党人布鲁诺•瑞兹（Bruno Rizzi），1939年，瑞兹针对苏联社会的变化指出：苏联剥削呈现了一种新的形式，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单个资本家对工人剥削形式的是阶级对阶级的剥削，“一个阶级 对一个阶级的剥削代替了单个人对单个人的剥削”，而这种新的剥削阶级是共产党官僚集团。“私有制变为了集体所有 制，却所属于一个阶级”。南斯拉夫的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iilas)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著述进行了阐述。吉拉斯是铁托为首的四人领导集团成员，曾任南共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副总统、国民议会议长。后因批评南斯拉夫党内的斯大林思想，被撤销所有职务，于1956年被捕入狱。 他在其《新阶级》一书指出：新政权把工业财产及土地收归国有，从此，国家的一切资源都由共产党官僚掌控，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新阶级视全国的资产为己有，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或“国家”等名词变成法律上的空洞字眼。新阶级害怕冒犯其绝对权威会动摇其财产所有权。 因此，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会主义的”所有主之地位。

 

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有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变质提出异议的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人对资本主义的变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詹姆斯•伯恩哈姆(James Burnham)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和记者。1929-1953年在纽约大学任哲学系教授，1955-1986年任美国《国际周报》编委会成员。其社会哲学方面的著作很 多。《管理革命》一书最为著名。他在该书中提出了管理革命的理论：管理社会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该理论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即社会的最重要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都在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变化着。这种转型是从我们一直称谓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中产阶级社会形态向一种我们将称谓的管理社会形态的转变。在这一转变时期，社会统治由管理者们所构成的社会集团或阶级来承担，并且新统治阶级的社会统治的动力。取得权力和特权以及地位的动力将会出现。在这一转变过程之后，管理者们将在事实上取得对社会的统治，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进而，这种动力在范围上将是世界性的，尽管不同的国家中其发展水平不同。

 

实质上，社会主义的“特权阶层”和资本主义的“管理阶层” 都是一样，都是新的统治阶级，也可说是过去封建社会的皇家贵族在现代社会的翻版。与旧的统治阶级相比，除了产生的范围比较广泛、统治的方法比较先进之外，功能仍旧一样，都是为了维护少数权贵阶级的利益。但是，不管是布鲁诺·瑞兹、米洛万·吉拉斯，还是詹姆斯·伯恩哈姆，他们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他们只是看到了人类由于贪婪（对权力和财富）所形成的新的权贵阶层，他们没有看到人类还有懒惰的弱点，懒惰是造成社会不平等另一个重要原因。

 

懒惰是基督教里人类的七宗原罪之一。在一般的认识里，懒惰是一种好逸恶劳，不思进取，缺少责任心的表现。但社会学中的懒惰应该有更深刻的意义，可以看作是逆向贪婪。如果说贪婪是以不当手段获取最大利益，那么懒惰就是以陨失最小来获取利益的不当行为。贪与懒如同一个钱币的两面，也是人性的两面，每个人都有贪与懒的习性，只是表现的程度不同而已，但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会激励人的贪或懒得倾向：有人走向贪，有人走向懒。马克思曾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他说的并不对，私有制只是贪婪之源，而公有制则是懒惰之泉。人性的贪与懒才是社会的万恶之源。

 

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人性的无私基础上：领导人应无私地为人民服务，人民应无私地为国家做贡献。但人性的弱点却对社会主义做出了无情的讽刺。在占据领导位置的人走向贪腐之际，没有权力的人就选择了偷懒：既然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 那为什么不让自己舒适一些呢？人类的惰性如同自由落体运动一样，是自然倾向。正是由于懒惰，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崩溃。前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停滞不前，除了官僚主义， 就是人民的消极怠工。尽管有丰富的资源，却物质贫乏，连基本生活用品都不能满足；尽管有不少聪明的头脑，却缺乏创新，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社会主义大锅饭所造成的懒惰瓦解了东欧和苏联，也逼着中国走上了改革之路。《人民日报》1983年曾连载七篇社论“‘大锅饭’养懒汉”，指出当时的社会不仅有“懒人”，还有一大批 “懒企业”， 没有利润或亏损，每年需要国家拨款。改革的目标就是消除懒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懒惰也成了一个致命的弱点。现在西方所出现的经济危机，都跟债务有关，而债务又深受其福利制度影响。以美国为例，美国经济的江河日下，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由于其庞大的社会福利制度拖累了经济发展。下图是美国从1900至2012年社会福利支出的增长，注意在2005年之后这个增长特别快。

 

 

（source: www.usgovernmentspending.com）

 

根据美国财政部2013年9月公布的数据，美国8月政府赤字为1479.2亿美元。而同期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9月发布的数据表示，全国贫困率仍保持在15%。下面一段英文是美国一篇分析报告的摘要，笔者没有翻译，相信大多数读者能更好理解。

 

“News that the poverty rate has risen to 15.1 percent of Americans, the highest level in nearly a decade, has set off a predictable round of calls for increased government spending on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Yet this yea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spend more than $668 billion on at least 126 different programs to fight poverty. And that does not even begin to count welfare spending by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which adds $284 billion to that figure. In total, the

United States spends nearly $1 trillion every year to fight poverty. That amounts to $20,610  for every poor person in America, or $61,830 per poor family of three.

Welfare spending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under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and has exploded und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 In fact, since President Obama took office, federal welfare spending has increased by 41 percent, more than $193 billion per year. Despite this government largess, more than 46 million Americans continue to live in poverty. Despite nearly $15 trillion in total welfare spending since Lyndon Johnson declared war on poverty in 1964, the poverty rate is perilously close to where we began more than 40 years ago.

Clearly we are doing something wrong. Throwing money at the problem has neither reduced poverty nor made the poor self-sufficient. It is time to reevaluate our approach to fighting poverty. We should focus less on making poverty more comfortable and more on creating the prosperity that will get people out of poverty.”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How We Spend Nearly $1 Trillion a Year Fighting Poverty—and Fail. by Michael Tanner, April 11, 2012

source: www.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PA694.pdf)

 

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是一个奇怪的产物，说它奇怪，因为它并不符合资本主义自由平等的精神，一个讲究平等的社会，政府不应该特别照顾某些人群。可是，政府又无法不这样做，因为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产生了大批的穷人，为了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只能出手援助。西方的福利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手段，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上的一种调控。如同社会主义会产生懒人一样，西方的福利制度也会产生懒人，让越来越多的人依赖政府。2011年9月底，《时代》（Time）杂志网站刊出“懒惰的美国人”报导，该杂志专栏作家柯莱恩（Joe Klein）在报导中说，“过去人们谈到美国衰落的原因时，多数人都说是来自中国的竞争而失去制造业工作。但现在很多人开始认识到真正的原因 在美国人自己，‘懒惰’是最常听到的原因。国家福利增加导致了人们的懒惰。”福利制度可说是一把双刃剑，既帮助了政府，又削弱了人民。而且，福利制度有这样一种惯性，一旦上去了，就很难下来。当然，这又是与人性的弱点有关。可是，出于选票考虑，没有政客敢碰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使人lazy，资本主义使人crazy。随着社会上越来越多的穷人依赖政府，越来越少的富人却占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根据美国一份最新报告显示，2012年全美1%最富有者占据所有家庭总收入的19.3%；10%最富有家庭占据全国总收入的48.2%。美国的贫富差距创下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可说进入了一个少数富人掠夺社会，多数穷人掠夺政府的恶性循环，这种双向掠夺不仅分化了社会，也让政府陷于了两难境地：即要严格监督所要依靠的富人，还是特别照顾所需选票的穷人。同样，走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财富也以惊人的速度被少数人占有，贫富差距也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根据北京大学2013年7月发布的一份最新社会调查报告， 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收入占所有家庭总收入0.1%，5%-10%范围内的家庭收入占所有家庭总收入0.5%；而收入最高的5% 家庭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23.4%，收入最高10%的家庭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35.1%。收入 最高10%家庭的收入是收入最低10%家庭的58.5倍，收入最高5%家庭的收入更是达到了收入最低5%家庭的234倍。根据另一份由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较晚发布的调查报告， 中国“灰色收入”超6万亿， 约占GDP12%，集中在部分高收入居民。这些数据还没有包括广大的农村地区，如果考虑到农民，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情景更可怕，是历朝历代都无法相比的。不同与西方政府是：中国至今还没有强劲的社会福利制度，如果中国出现社会大动荡，很可能就是从穷人的造反开始。

 

万变不离其宗。在自然科学中有还原主义（Reductionism），也称为简单性原理， 认为现实中任何复杂的现象或高级的运动都可以还原为更低级、更基本的元素。还原主义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形而上学》中说：“包涵原理愈少的学术比那些包涵更多附加原理的学术更有益。” 中世纪哲学家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则提出了著名的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称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认为那些空洞无物的普遍性要领都是无用的累赘，应当被无情地“剃除”。因为复杂容易使人迷失，只有简单化后才利于人们理解和操作。同样的原理也可以应用到社会学中，根据还原主义或应用奥卡姆剃刀，把所谓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中的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瞭乱概念统统剔除之后，剩下的都是人性。人类社会经管经过了几千年的进化，形式上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最终仍旧是人性主宰了人类社会的一切关系。由于人的贪与懒，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人类真正的自由解放是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然而，人类的弱点又让这种公平正义无法达到，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民主自由的精神，如同海市蜃楼一样，只是一个美丽的光环，在现实中统统烟消云散。不管是社会主义的“特权阶层”还是资本主义的“管理阶层”，作为统治阶级，他们会尽一切手段为自己造福；而“当家作主”的人民和“自由选举”的选民，作为被统治的对象，也会以各种手段为自己谋利。人类社会越是发达，创造的财富越多，人类的贫富分化越是巨大，不公现象越是严重，在一个国家如此，在世界范围也是如此。除了改朝换代，社会重新洗牌，才能暂时终止这种过程，但新的过程开始，一切又如从前，只不过是新的权贵阶级取代了旧的权贵阶级，新的管理阶层取代了旧的管理阶层。这或许就是人类的宿命，如同死与生、疾病与健康，贫与富、被统治与统治是人类永远的纠结。

 

 

2013年.9 月，San Francisco